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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8月，已经四年多没有工作的杨勇，即将前往沈阳军区报到。当他乘车抵达机场时，发现100多辆红旗车整齐地停在机场，几乎所有在京的高级干部，全都赶来为他送行。

登上飞机之后，杨勇透过舷窗，看着远处阳光下闪闪发光的上百辆小汽车，不禁想起了这四年来自己的遭遇。

1967年1月的一个凌晨，几辆卡车开到杨勇的住处楼下，一群人吵吵嚷嚷地跳下了车。警卫员小孙听到楼下的动静后，赶忙将杨勇叫起来，护送他坐电梯到地下室，从后门出去乘车驶上了长安街。

司机开了一段路之后，发现后面的车一直没有被甩掉，杨勇便让司机将车开进了中南海。此时回家肯定是不安全，军区更不能去，唯一能去的地方只有北京卫戍区。

杨勇的汽车在街上跑了近两个小时，终于驶入了北京卫戍区。但没想到的是，抓杨勇的人两次扑空，最终还是在卫戍区的礼堂找到了杨勇。

在对峙了一段时间后，杨勇轻轻推开小孙，从容地走了出来，跟着那群人走了。

自此，不断有人要杨勇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但杨勇坚决不低头。“专案组”实在找不出有关杨勇的证据，只能将他打发到石家庄农场进行劳动。

1971年春节过后，杨勇不慎摔断了右腿，被送到石家庄医院进行治疗，但杨勇坚决不同意就地手术，要求医院立即向中央报告，请求回北京治疗。周总理得知此事后，立即打电话给总参，要求派专机将杨勇接到北京。

在301医院治疗了两个多月后，杨勇的腿基本痊愈。他不想再住院了，不少人也劝他早点离开北京，到外地去。由于杨勇的问题还没有结论，去哪里都不方便，因此杨勇办理了出院手续后，就暂住在总政招待所。

没过多久，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前来看望杨勇，并主动邀请他到山东休养。就这样，杨勇架着双拐，带着妻子和女儿，住进了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

1972年春天，周总理让秘书打听一下杨勇的情况，结果总政答复说不在北京。周总理再次让秘书询问，杨勇到底在哪里。得知杨勇在青岛养病后，周总理才放下心来。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杨勇没等到腿伤痊愈，就动身回到了北京。当天，不少久别重逢的老同志，纷纷赶来看望杨勇。杨勇见到每一个人，都要上前紧紧拥抱，一改往日即使非常激动，也克制自己的习惯。

在北京休养了几个月后，中央军委下达了对杨勇的任命，让他前往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已经停职四年的杨勇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任命，但有不少人却为他打抱不平。

毕竟在政治风暴开始前，杨勇在军队中一直都是正职，这一次反而要降级使用。但杨勇对此却并不介意，他知道珍宝岛事件以后，中苏边境一阵紧张，这一次让他去沈阳工作，中央是有考虑的。

接到任命之后，杨勇就开始找沈阳军区来京办事的同志了解情况。原本杨勇想早一些去沈阳军区报到，在请示过周总理后，周总理让他等八一招待会结束后再走。

在当时的形势下，名字只要出现在报纸上，就代表这个人还在台上。周总理就是想让杨勇的名字见报，以此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并且在杨勇离京赴任前，中央还特意安排了在京的高级干部送行，就是让国内外都知道，东北边境将迎来一员猛将。

杨勇一生百战沙场，曾经5次负伤，最严重的一次，子弹从他的右腮穿入，从嘴唇穿出，杨勇因此失去了6颗牙齿。当时杨勇脸上血流如注，连话都说不出来，杨勇就用笔下达命令，直到昏倒在血泊中。

1938年，日军为大举进攻吕梁地区，在汾阳城内囤积了大量的物资。杨勇得知这一情报后，决定伏击日军。他先率领军干部视察地形，发现最佳的阻击位置都有敌人的碉堡，遂决定打碉堡和打阻击同时进行。

在日军开始起运汾阳城内的物资后，杨勇提前让部队埋伏好，歼灭了200多名日军。前线日军得不到给养，无奈只能继续冒险运输，并试探性地派重兵运送一车粮食。

杨勇识破了日军的诡计，将这一车粮食放行过去。日军尝到了甜头，第二天出动了200多名士兵，押送18车物资，结果再次遭到我军伏击，全部被歼。

日军两度吃亏，只好放弃进攻，准备后撤。杨勇揣测到日军的动机，冒险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伏击，又歼灭了200多名日本兵。

杨勇领导的这三次伏击战，歼敌近千人，还击毙了一名日军少将，成为我军抗战时期的成功战例。就在杨勇召开祝捷大会的时候，日军司令官送来“挑战书”，约杨勇到平原地区一战，杨勇看后一笑置之。

在淮海战役中，杨勇率领的一纵奉命阻击黄维兵团，掩护中野主力集结和展开。此时的一纵刚刚打了一场恶仗，还没有得到休整和补充，只有2个旅的兵力可以投入战斗，而且装备也无法和黄维兵团抗衡。

但杨勇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一重任，指挥一纵官兵用枪炮和血肉筑起了铜墙铁壁，以两个旅的兵力抗敌12万，完成了3天的阻击任务，为我军全歼黄维兵团奠定了基础。

从此，杨勇以“啃骨头”闻名遐迩。到了沈阳军区之后，杨勇再一次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从早到晚忙着搞调查研究，到边防视察，讨论战备方案。同志们都劝他不要太着急，要保重身体，杨勇却无所谓地说自己身体好得很。

但杨勇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此时的他已经58岁，不再是那个可以拼命的年纪。

到了沈阳军区没几天，杨勇就因患肺源性心脏病倒下了，所幸抢救及时，挽回了性命。医生叮嘱他一定要避免过度劳累，杨勇只好勉强在家休息。

说是在家休息，实际上杨勇住处门前还是车水马龙，都是杨勇打电话找来谈工作的。到了8月底，杨勇再也休息不住，不顾医生和军区领导的劝阻，亲自带领勘察小组出发了。

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不断往边境增兵，形势很是严峻。杨勇一行先北上哈尔滨，然后到牡丹江和绥芬河，接着前往满洲里和阿尔山。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光是边境线上的行程就有三四千公里。

年过半百的杨勇跛着一条腿，亲自上山、下坑道，长时间的颠簸赶路，就连三十多岁的小伙子都受不了，杨勇却越跑越起劲，到了晚上还要拉着大家研究方案，就像当年在朝鲜战场时候一样。

勘察结束回到沈阳后，杨勇整天钻在作战室里，和参谋人员反复比较和修正设想的方案。就连回到家里，也是不眠不休地站在地图前思索，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来到东北的第三个月，杨勇主持召开了边防会议，就加强战备工作和部队建设，谈了自己的意见。杨勇的这些建议为改善东北战区的防御和军事布局，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次年5月，杨勇前往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周总理找他谈话时，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去新疆工作。对于这一次工作调动，杨勇毫无思想准备，便推荐由王恩茂代替自己前去。

“中央也曾考虑过王恩茂同志，但是阻力太大，中央再三考虑，还是决定让你去。”周总理关切地问杨勇：“你现在的身体怎么样？”

“在新疆再干几年没什么问题，我准备戒烟了，这样身体供氧还能再好些。”杨勇坚定地说道。周总理听了很是高兴，鼓励他下决心把烟戒掉。

与周总理这次谈话过后，杨勇真的把烟戒掉了，从此再也没有抽过一支烟。他说自己对周总理做过保证，这样还能再多干几年工作。

在宣布对杨勇的任命之后，周总理再次找他谈话，给他介绍了新疆的情况，并叮嘱他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有了这个基础，新疆的事情就有了希望。

杨勇在新疆工作的四年时间里，无论形势多么险恶，斗争多么复杂，他都始终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做。因此，新疆的大局一直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