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写过一篇《“靖难之役”建文帝完败：不相信人性有多险恶，下场就会有多悲惨》的文章，有些朋友留言评论说“如果不是朱棣造反，明朝将二世而亡”。对此言论，实在不敢苟同。

如果不是因为朱棣造反，朱允炆也是一位好皇帝，大明也必然繁荣昌盛，永乐那样的盛世，也一定会在建文一朝出现。

公元1398年5月，老态龙钟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的皇宫去世。7天后，21岁的皇太孙朱允炆，遵遗旨继位登基，是为建文皇帝。

其时，朱元璋的大儿子太子朱标，二儿子秦王朱樉、三儿子晋王朱，都已经在其之前去世了，四子燕王朱棣，成了名义上的嫡长子。

燕王朱棣，常年跟随大将军徐达，在北方军营对北元作战，军功赫赫。徐达、蓝玉之后，朱棣更是明军北方的主帅，曾节制北方所有兵马，成为举足轻重的边帅。

按照祖制惯例，按照能者居之，朱棣继承皇位，才是最佳选项。但是，宏才伟略的朱元璋，为何不选成熟稳重、军功卓著、顺理成章的朱棣，而是越过儿子，选择一个稚嫩的皇孙继承大统呢？是朱玩璋老糊涂了吗？绝不是！

年迈的朱元璋非常清楚，四子朱棣与自己太像了，杀伐果决、多谋善断，是一个打天下的好苗子。只是马背上打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大明帝国需要一位行仁政的承平之君，让天下百姓休养生息，让帝国恢复活力。而皇太孙朱允炆，跟他爹一样，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义敦厚、至纯至孝，是帝国最合适的君王人选。所以说，有时候命，或者说机遇，比个人能力更重要。

朱元璋坐稳皇帝后，大肆屠戮功臣元勋，严惩官场腐败，推行严刑峻法，使社会各个阶层都于高压状态，人心惶惶。特别是太子朱标逝世之后，朱元璋为保证皇权的正常更替，对他认定的威胁皇权潜在分子，更是心狠手辣，到了令人发指地步。

比如胡惟庸一案，朱元璋捕风捉影，不断扩大牵连人员，对淮西勋贵及其子弟，展开大规模的诛杀，先后诛杀了三万多人，其中公侯一级就有二十二人。蓝玉一案，同样以蓝党的罪名，大批捕杀功臣武将，一共杀了一万五千多人，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一大批无辜的文臣武将被冤杀。

对于官吏的贪赃舞弊行为，朱元璋更是采取极端的手段，法外加刑，官吏贪赃60两以上，均处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造成政治恐怖，朝中大臣人人自危。

朱允炆登基后急于推行新政，主要原因就是弥补朱元璋的过失，让大明帝国快速走出发展的快车道。

朱允炆的新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修改朱玩璋制定的《大明律》，改变原来“以猛治国”的严峻主基调，改为“行宽政，赦有罪”，洪武年间大批不明不白受株连、被治罪的官员及家人，被谪戍边地，全部被下令赦免还乡，这些宽仁的政策，深得民心。

精简政府机构，大量裁撤冗员，共撤销了39个县、9个州，撤销了73个巡检司，49个河泊所，15个递运所，48个水马驿（驿站），109个税课局，41个税课司，裁撤了一批掌管佛、道事务的机构，有力减轻朝廷的负担，也间接减轻了民众的负担。

直接减免赋税，重新调整官田科则，规定征收赋额每亩不得超过一斗，推行井田制，大力减轻江浙地区的赋税。

朱允炆还有意识地打压武官集团的权势，提高文官的地位，系列措施，都是承平之君的正常操作。

限制藩王的权利，加强中央集权，是每个君王的必然选择，谁都会这么干。汉景帝的武力削藩，汉武帝的推恩令阳谋削藩，朱棣夺取皇位之后削藩手段，比朱允炆还狠。所以，朱允炆登基后推行削藩之策，本身并没有错，不削藩，皇位不稳，新政没法推行，新朝治国的理念就无法实行。

建文朝廷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实行削藩呢？

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为了巩固朱家的天下，开历史的倒车，重新实行被废除了上千年的分封制度，大搞封藩，将自己的儿子除了太子朱标外，全部封了王，共有秦王、晋王、燕王、代王、谷王、辽王、宁王、庆王、肃王九大塞王。

这藩王驻守边塞，手中都有兵权，战时甚至还可以节制数十万大军。为保障藩王的安全，朱元璋给他们“少者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规模的“护卫甲士”，公侯大臣见了都要“伏而拜谒”，地方大事以及军队调动，当地官员都要向当地藩王禀报而后行。

更有甚者，朱元璋还给了诸王“清君侧”的王命特权，朝廷有奸逆之臣，藩王可以起兵，帮助皇帝铲除奸臣。后来朱棣造反，用得就是“清君侧”的名头，以“靖难”之名起兵，给了藩王造反的法理基础。

大明朝这种的藩王，除了朱元璋本人，谁当皇帝不害怕，谁当皇帝不会削藩？

朱允炆还是皇太孙的时候，就对藩王权力过重深感忧虑，担心诸王拥兵自重、多行不法。朱允炆在一次谈话中，就试探朱元璋的态度：“边境不安宁，有诸位藩王负责抵御边患，倘若这些藩王造成了动乱，谁能抵御他们呢？”

面对朱允炆的灵魂拷问，朱元璋沉默良久，无言以对，反问朱允炆该如何应对，朱允炆回答道：“以恩德怀柔他们，以礼制制约他们，如果不行就削夺他们的封地，还不行就废掉这个藩王本人，再不行就发兵征讨。”朱元璋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应对之策，只能表示赞同。

朱允炆削藩本身没有错，问题出在手段过于激进，准备工作不足，镇压反叛时又过于妇人之仁。

朱棣当皇帝，与朱允炆最大的不同，在于朱棣大肆兴兵北伐，五征漠北，打击北元残余势力，而朱允炆却没有这样的能力和魄力。

但如果朱棣不造反，建文无能征讨漠北，大明真就成了另一个北宋，经济的巨人、军事的侏儒吗？未必！

从洪武三年（1370年）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这26年间先后朱元璋先后发动了8次北伐，打击北元的残余势力，明朝的军队最远打到了捕鱼儿海（今贝尔湖）附近。

最重要的一次战役，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发生的捕鱼儿海之役，朱元璋任命蓝玉为大将军，十五万大军出塞，誓将残元势力一网打尽。

当年四月，蓝玉大军到达捕鱼儿海的南岸，侦察得知北元小朝廷的营地，就在捕鱼儿海东北方向80余里，蓝玉当即立断，发动突袭，打得北元残部措手不及，俘获了北玩皇帝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等64人、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119人、吴王朵里只、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北元皇室要员3000人，以及男女七万余人，马驼牛羊十万之众。

此战后，北元小朝廷全部覆灭，蒙古草原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北元贵族逐步分裂成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再也无力对明朝造成军事威胁，直到瓦剌领袖也先的出现。

朱元璋在位时，就已经为后世子孙打下了稳固的江山。大明的建文或后来的永乐朝，北元的残余势力，早已不是大明的心腹之患，派一善战之将，统领优势兵力，就完全可以应对。

朱棣五次御驾亲征北漠，虽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但劳师远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自己也病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的征途上，既未能彻底消灭北方隐患，也没能为大明开疆扩土，国家反而被拖得精疲力竭，除成全君王的文治武功，体现个人的英雄气概外，于大明帝国特别百姓而言，未必就是好事，自然也就不能成为诟病建文帝的坏事。

朱棣的四大功绩中有一条，强行推动迁都，将大明的都城从南京迁往北平，实现了天子守国门，对稳定大明北部边境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朱允炆继续当皇帝，以他身边的重要大臣大都是江南人氏，推动迁都的可能极小。但，不迁都就一定是坏事吗？也不一定。

决定一个国家安全形势的主要因素，不是都城在何地，而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强弱。国家富强，军事力量强大，都城离边境再远，也没人敢觊觎，国家实力不强，军队不堪一击，国都就在边境线上也无济于事。

更重的是，迁都北平，将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置于离边境线不离的地方，利弊互存。如果国家军事力量强大，国君有能力有魄力，则可以调动全国更好的资源优势，做好边境防守。

但是一旦军事力量稍弱，国君不是永乐大帝那样的英雄人物，反而成了弱势，将自己的心脏之地置于敌人的攻击线上，对善于骑射的北方民族来说，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兵临京城，不可谓不是一种优势和威慑。

大明自永乐之后，有多少次被外敌围了京城而差点亡国？如果不是于谦的力挽狂澜，如果不是袁崇焕的昼夜急驰，大明可能早就亡了！

但是，如果大明的都城在南京，如遇外敌，则可调集全国的兵力，自身实力强大，则可御敌于国门之外；实力不济，则可诱敌深入，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关门打狗，完全不会受制于敌，可以从容应对。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将都城迁到远离边境的原因。

至于永乐帝朱棣的其它功业，如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等，对大明帝国而言，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国强则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弱则必然成为面子工程，于国于民有害而无益矣。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无论胜利者如何篡改，都抹黑不了建文帝朱允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