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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中国人都会唱国歌，但又有多少人，真的理解国歌中那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蕴藏着怎样的含义呢？

这句话不是比喻，更非危言耸听，隐藏在其后的，是自晚清到民国长达百年的黑暗年代，是险些神州陆沉，民族沦落的危亡时刻，好在，有一个人自湖南韶山冲走出，寻觅到了那一线的希望……

他就是毛主席，如果没有他老人家，中华民族将始终生活在屈辱与黑暗之中，那该有多绝望？

学过历史的都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晚清至民国时期，被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但浓缩的历史书并不会告诉每一个学习的人，当时的中国社会，究竟崩溃到了怎样的境地。

一方面，西方列强通过战争手段，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要求割地赔款，还进一步掠夺走了当时清朝的领海、关税、司法主权，一点点蚕食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

虽然，清朝靠着庞大的疆域体量，能够免于被直接殖民奴役，但已经丧失了独立地位，就连国家政策都被列强掣肘，最可怕的是，列强不仅满足于在大方向上左右清政府的决策，更在暗中扶持代理人，一步步掌控地方上的权力。

清朝末年，即使是没有被割走的地区，也常常被列强的势力把持，典型如广州口岸，进出口贸易基本都被怡和洋行之类列强扶持的大商把控，甚至内陆航运口岸，到晚清最后时期，也曾被英国人设卡盘剥。

至于赔款，那更是压在那个时代全体国民头上的一座望不着边的大山。

《南京条约》，2100万两；

《北京条约》，2100万两；

《马关条约》，2亿两；

《辽南条约》，3000万两；

《辛丑条约》，4亿5000万两；

……

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累计超过十三亿两的白银被清政府白白送出，这笔钱最终只会落到百姓的头上，令百姓的生活更加无以为继，最终被各式各样的税务拖垮。

又要被朝廷剥削，又要被洋人欺压，城市间横行着列强的走狗，乡下里秩序仅能靠宗族关系维持……

为何辛亥革命会有如此之多的人响应呢？因为当时的百姓，真的已经活不下去了，被迫成为流民难民的比比皆是，如果有一线生机，谁又愿意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呢，若非清朝倒行逆施，又怎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彻底倒下呢。

但悲惨的是，清政府倒下后，在它尸体上站起来的，却是袁世凯和北洋政府这样一个篡夺革命胜利果实的存在，时代并没有重现光明，反而走向了更加黑暗的军阀混战时代。

原先在清政府时期还能勉强维持的民间秩序，在一次次军阀征战中荡然无存，并且那些军阀卖起国来也更加没有底线，铁路、煤矿甚至是百姓，都能被他们一一出卖。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与我们一海之隔的那个邻居，始终包藏祸心的日本，开始越来越肆无忌惮。

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非法侵入辽宁的他们，变得越来越大胆，关东军从最初仅仅一个团六个营的编制开始飞速扩张，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不再局限于顺天一地，而是一边收买着官员一边将魔爪伸向东三省的各个角落。

经过中原大战后本该打起精神凝聚力量驱逐外敌的国民党，却在面对日本人时竭尽谄媚之能，反而将矛头指向了江西的革命根据地，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对北方的威胁熟视无睹。

这样一个积贫积弱，工业水准低下，民心不齐，甚至连统一政权都没有的国家，当日本真的卸下伪装亮出獠牙时，结果几乎已经注定了……

日本人对中国垂涎已久，但中国庞大的体量，让他们始终抱以谨慎的态度，如果国民党能尽早介入东三省局势的话，或许会早有转机，但蒋介石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实在是太过不堪了。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作抵抗，致使东北军一枪不开，几乎拱手让出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的抗日情绪就十分高涨，进步之士，无论党派如何，无论身处国内还是国外，皆群起支持驱逐日寇，但蒋介石仍旧不做开战考虑，反而寻求英美斡旋，并在国际交涉无果后，屈辱地签署了《塘沽协定》，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了日本所非法侵略的领土。

此后，在1932-1935的这三年间，蒋介石甚至为了向日本争取“友好关系”，争取来自日本的商品贸易，公然出台法律，打压民间抗日行为，禁止文艺界出版反日作品，甚至连欧美地区引进的反日电影也禁止放映，其行为令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不齿。

蒋介石政府的一再退让，让日本人终究看清了国民党的软弱，并打心底里认为，这样一个软弱的政府是可欺的，中国的土地是可以无底线图谋的。

于是，最终在国民党政府的放纵下，日本人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在那段时间里，百姓心中会想些什么呢？他们必然是愤懑的，但也是绝望的，因为头顶上有一个国民党政府，一个都不许他们表达抗日想法的国民党政府。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百姓们只能听到一个又一个王师大败的消息。

淞沪会战，上海守军坚守91天，虽挫败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但也终究以失败告终。

太原会战，国军集结六个集团军，28万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对抗日军，鏖战两月后以伤亡过半的惨败结局而告终，自此国军几乎彻底退出华北战场。

南京保卫战，作为中华民国当时的首都，具备着非凡的象征意义，却仅仅撑了十二天就兵败城破，残忍的日军还在南京掀起了一场令世界震惊的大屠杀，举国皆为南京而落泪。

兰封会战，蒋介石为了迟滞日本人的攻势，已经到了近乎癫狂的程度，竟下令开掘黄河大堤，用洪水阻挡日军的脚步，最终不但没能达成战略目标，反而制造了上千里的黄泛区，数千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困饿而死者不计其数。

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多月，国府集中上百万兵力，在武汉与日军死磕，此战国军拿出了前所未有的作战意志，但最终也仅仅只是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武汉还是无奈失守。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举国上下都只能在一场又一场的失败中品尝着越来越深的绝望。

是将士们不愿拼死作战吗？不，他们拼杀至尸山血海；是人民不够团结吗？不，他们捐款奔走甚至直接对抗日寇，但战线仍在一步步后退……

因为全国上下沸腾的抗日力量，是松散的，是游离的，全民族仍未真正团结起来，而毛主席，正是那个将中华民族拧成了一股绳的人。

作为当时中国大地上最为人瞩目的两个领袖之一，毛主席与蒋介石两人之间各方面的对比，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经久不衰的话题，其中最常见的，便是两人的军事指挥能力之间的对比。

但是，相较于蒋介石，毛主席最为出众的，其实是他格局宏大，又能同时切中细节的战略眼光。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还在湖南当教师的毛主席，就曾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表达过“中日之间必有一战”的担忧，虽身在江湖，但日本这个近邻强敌的身影就已经在他眼中徘徊。

当蒋介石还在执迷不悟，弃东北于不顾，频频发动百万大军围剿红军根据地的时候，毛主席就通过报纸和电文等各个平台，向国民党也向全中国呼吁，提出“八一抗日宣言”，呼吁将抗日作为第一要务，即使是在长征时期，红军也将北上抗日作为行军目标之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抗日救国，在西安发动兵谏，敦促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当时，蒋介石已为阶下囚，中央苏区的老战士老干部们，屡受国民党军的围剿与攻击，对蒋介石的怨气极大，党内出现了一片“杀蒋”的呼声，又是毛主席审时度势，力排众议，避免了血腥冲突，与蒋介石握手言和，甚至接受了国民党的收编，以稳定抗日危亡时刻的大局。

他似乎看得比所有人都要远，走得比所有人都要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毛主席又迅速结合前线的战报，与他过往对日本的了解，仅用十五天时间，撰写出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总结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壮大人民军队以与日军相抗”的思路。

兰封会战失败后，国民党势力被迫收缩，几乎完全放弃华北正面战场的抵抗，又是毛主席，身体力行地带领其队伍，在华北敌后战场上，发动起一个又一个村庄，拉起一支又一支地游击队，持续给日军放血。

在毛主席的眼中，拥有力量的不是西方列强，不是英美资本，而是实实在在的人民，中国的四万万人民发动起来，岂是小小的日本能够对抗的？

当前线正面战场一次又一次地大败，一次又一次地沦陷时，是毛主席止住了两党内泛滥的“中国失败论”，靠着《论持久战》一书讲清楚，讲明白了抗战的未来。

诚然，国民党军队更为庞大，蒋介石手中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主力相抗得更久，但他却从来看不清自己的位置，也看不清人民的位置。

他始终将抗日当作其个人收敛政治资本，扩张地盘的一种手段，抗日期间本应举国同心，就连曾经割据的地方部队都已归入国民党的指挥下，可蒋介石仍要区别对待，不仅不给这些“杂牌军”正常的待遇，让他们缺枪少粮，甚至还要故意贻误战机，出卖友军来尝试吞掉旧军阀的地盘。

四川、云南、山西、湖南、贵州……类似的剧本在蒋介石的操控下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他甚至开始安于现状，转而将前线紧要的物资与美英的援助，纳入自己的腰包，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1944年面对强弩之末的日军时，国民党军仍会打出豫湘桂那样的溃败。

只有毛主席真正看清了人民的力量，也看清了人民的可贵，在战斗之外，毛主席还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帮助百姓重新安家，在颠沛流离后重新拥有一方土地，更发动党员干部举办扫盲班，让蒙昧了半生的农民们真正掌握知识。

与惧怕民意，期望以封建愚民政策继续统治的蒋介石不同，毛主席坚定地认为，只有民强，中国才会强，只有开启民智，中国才有未来。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抗战后期的华北已几乎成为了百姓重新安居的乐土，反倒是日军只能龟缩在寥寥的据点之内，而本该局势更加乐观的南方，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已陷入了经济崩溃的状态。

在如此强烈的对比下，人民最终会跟谁走，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为什么，解放战争仅仅三年便能取得胜利。

1949年，那个全体中国人都知道的日子，当人民喊出毛主席万岁时，毛主席的回应却是——人民万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实在这一刻，便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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