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女士，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她是一个烈士，面对日寇的严刑拷打，始终不曾屈服，被日寇残忍杀害。英勇就义前，赵一曼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了遗书，在遗书中，她表达了自己不能教育抚养儿子的遗憾，以及希望儿子快快长大成才的期盼。

今天的故事，就从她的儿子陈掖贤讲起吧！1929年1月21日，赵一曼生下了儿子陈掖贤，这一天正好是列宁逝世5周年的纪念日，身为革命志士的赵一曼，便给儿子起了个小名叫“宁儿”，一方面是为了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儿子平平安安，一生安宁。

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赵一曼要去东北抗日，小儿子没人照顾，只能寄养在亲戚家里（丈夫也去了国外学习工作） 。赵一曼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她牺牲了。后来陈掖贤慢慢长大，知道自己只是寄养在别人家里的，他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心里很自卑，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内向了。

新中国成立后，陈掖贤的姑姑找到了他，安排他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此时他的亲生父亲也已经回到国内工作，联系到了陈掖贤。面对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人，陈掖贤想高兴却高兴不过来。他和父亲之间，似乎隔着什么，看不见摸不着，却犹如天堑一般横在两人之间。由于没在一起生活过，陈掖贤和父亲没有多少感情，两人之间来往并不多。

从学校毕业后，陈掖贤被分配到了北京工业学院当老师，还娶了自己的女学生张友莲，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当有关部门通知陈掖贤去领母亲赵一曼的烈士抚恤金时，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被陈掖贤拒绝了。

1958年，陈掖贤曾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干一些挑水背石头的重活，一天得干10多个小时，还经常吃不饱饭饿肚子，累得说话都没有力气，很是受了些苦。回到学校后，陈掖贤的工作还是照旧。在那个物质匮乏、经济萧条的时代，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每天吃上饱饭，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强了。

当时陈掖贤一个月的工资也有好几十元，按理说是足够他这个小家庭日常开支的。但是陈掖贤每个月钱都不够花，到了月底总有几天没钱吃饭，需要问别人借钱周转。究其原因，是陈掖贤这个人不懂得规划理财，花钱没有计划。每月刚发工资那几天，陈掖贤的日子是很滋润的，吃的饭菜也比别人好，有时还买点零食过过嘴瘾，但是往往坚持不了多久，钱就花光了，只能去预支下个月的工资或是问别人借。

领导们看他这样不是个事，就安排了一个同事替他管钱。每个月工资发下来时，先帮他买足一个月的饭票，再把剩下来的钱分成四份当零花钱，每个星期给他一份。本来这样的方法是再好不过了，既能保证陈掖贤每个月有饭吃，还能有零花钱用。但是陈掖贤却总说零花钱不够用，经常要提前支取，同事不肯，他就问私人去借。

同事就很纳闷了：你的钱都是怎么花得？怎么花这么快？陈掖贤回道：“有一天我路过和平宾馆，看到里面有议价的西凤酒卖，我就花5块4毛钱，买了二两一口气喝了。”同事听得目瞪口呆，要知道，那时候的五块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当时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你居然这么奢侈，一口喝掉了5块多钱？

父亲陈大榜看到他生活这么艰难，有一次带他到政协礼堂餐厅改善了一下伙食，吃了一顿“红烧狮子头”。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简单的一餐饭，却成了陈掖贤心中的一个死结。在陈掖贤的心里，一直有着一个“绝对平等”的观念，在他看来，外面有那么多人没有饭吃，而这里却有“红烧狮子头”；而且自己似乎也享受到了不应该有的“特权”？回来之后，他看到那些四处奔走，面有肌色的人，总是感到愧疚，甚至有了抑郁的症状。

陈掖贤就在这样借钱还钱的不断循环中度过了在北京工业学校的时光，1969年，该校被解散变成了第六机床厂，陈掖贤成了一名工人。此时的他，心情更加差了，抑郁的倾向也越发严重。他每天都是闷头工作，也不和人交流。而他的妻子因为精神疾病，经常需要住院，也加剧了他本就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

有一次，陈掖贤一连好几天没有去上班，同事们怕他出事，就找到他家，却发现陈掖贤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他没钱吃饭，已经饿了四、五天了。同事们连忙送他到医院给他输液抢救，才把他救了回来，不然的话，说不定他就饿死了！

1982年8月，陈掖贤又是一连好几天没有上班，同事们心想：这家伙不会又是没钱吃饭，在家里饿着吧？于是大家一起跑到他家，看看是什么情况。结果这一次，同事们都吓了一大跳，因为陈掖贤已经自缢身亡了，这一年，他才5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