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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31 21:00:57

黄蕙兰

1990年，晚年的张学良接受唐德刚先生的采访，在回忆起自己的挚友顾维钧时，这位“少帅”着实爆了一个大“料”。

“那时，我们在杨光泩家打麻将，顾太太来了，拽着顾走，顾坐那儿不动，顾太太便开始指名道姓地骂杨太太：‘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见杨太太也不做声，顾太太拿着热茶，就从顾先生的头上浇了下去，可顾仍是纹丝不动，她闹完了，没办法便走了，我坐在那里很是尴尬。”

张学良口中的顾太太，就是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而杨光泩的太太，则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名媛严幼韵。

也许是谈得高兴，少帅随即又爆了一剂“猛料”，他认为杨家的小女儿和顾维钧长得实在太像了，甚至怀疑，这个孩子就是顾维钧“出品”。

张学良

必须承认，“少帅”一生性情耿直，他的话不免带有一些个人情绪的色彩，不过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作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他与黄蕙兰无比光鲜的婚姻背后，却有着说不尽的人性的苍凉。

1920年，顾维钧代表北洋政府在法国参加“巴黎和会”，就此结识了当地华侨黄琮兰，黄对于顾维钧在会上的发言和表现，十分钦佩。

一次，在黄宅吃过晚宴后，顾维钧独自在宽敞的客厅里信步，隔着老远，他的目光停留在钢琴上的一个精美相框中。

那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半身照片，不得不说，异性的吸引是一件很奇特的事，远远地望过去，模糊的，却能感知到一种不由自主的召唤。

顾维钧

近一些，再近一些，照片里的红唇娇艳欲滴，是糖果的粉红，再红的红与她比起来都失去了颜色，那粉红里仿佛下了毒，让他无法自拔。

“这是我妹妹。”黄琮兰的声音将顾维钧吓了一跳，他整个人都沉在了照片里，没发觉有脚步声。

“原来如此。”

“从小被宠坏了，个性得很。”

“她结婚了吗？可否介绍与我认识？”顾维钧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照片里的姑娘。

“还是单身，不过，她与家母去旅行了，不在法国，我写信给她，让她回来与你见面。”

黄琮兰看出了顾维钧的心思，尽管她知道他丧偶不久，并且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他为人谦和，年轻有为，无疑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佳婿。

顾维钧

于是，在黄琮兰特意安排的一次晚宴中，顾维钧第一次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照片中的姑娘，那一年顾维钧32岁，黄蕙兰27岁。

不过，这样“被安排”的见面方式，往往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黄蕙兰之所以会来与顾维钧见面，无非是碍于姐姐的颜面。

在黄蕙兰看来，留着老式平头、衣着普通的顾维钧并没有什么特别，像他这样的男人，在自己的追求者里，不知道有多少。

作为爪哇华侨首富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从小锦衣玉食，家财万贯，加之长相甜美，无疑是富豪名门争相追求的对象，可她却谁都看不上。

黄蕙兰

尽管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但她天性聪慧，自小便随父亲辗转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精通六国语言，可以说是天生的国际交际名媛。

不过，见多识广的黄蕙兰，也有看走眼的时候，相邻落座后，她新奇地发现，顾维钧并不像其他男人一样对自己的家世和成就侃侃而谈。

他用国语、法语和英语交替着与她聊一些生活中有趣的事情，每当她饶有兴致地讲起自己生活中的趣事时，他就微倾着身子认真聆听着。

不得不说，顾维钧的修养、幽默和对女性的尊重，让黄蕙兰对眼前这个男人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这一切对她来说，完全是始料未及的。

只要身在巴黎，顾维钧便去找黄蕙兰一起游玩，而她每次也都欣然前往，在顾维钧的身边，黄蕙兰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

黄蕙兰与顾维钧

作为一个超级富家千金，这世上极少有黄蕙兰买不到的快乐，因此也极少有能够打动她的事。

然而，顾维钧恰恰给了这个富家千金用钱买不到的体验，那便是“权贵”，黄家再有钱，在上流“权贵”的眼中也不过是个“商人”。

作为一个青年外交才俊，顾维钧深知这一点，如果说黄蕙兰心中还有最后一点自卑，那一定是权贵们眼中不屑的目光。

在上流权贵看来，除了“富有”，黄蕙兰一无所有，不过她这最后一点隐晦的遗憾，却在顾维钧的身上得到了满足。

每次接黄蕙兰出门，顾维钧都会使用那辆法国政府专门供给各国外交官的特权牌照的车，并配有专属司机。

可以想象，所到之处，人们无不投来钦羡、尊敬的目光，黄蕙兰也从中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

顾维钧与黄蕙兰

每次听歌剧，他们享用的是专供外国高官的国事包厢，黄蕙兰知道，这种荣耀与特权是父亲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

对她来说，与顾维钧在一起的时光，像是跌进了一面巨大的镜子里，同样的蓝天白云，却是另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她仿佛看到自己有了一个全新的高贵的身份——外交官夫人。

再聪明的女人，也总在爱情这件事上犯糊涂，连她自己都搞不清楚，她到底是爱上了顾维钧，还是爱上了“外交官夫人”的身份。

而男人在这件事上却明白得很，他倾心于她的美貌、优雅的气质、不凡的谈吐。

一见钟情也好，见色起意也罢，对于男人来说，还不就是这么点事情，欲望的驱使，简单到没有任何杂念。

黄蕙兰

但对顾维钧而言，显然还多了一层意义，那就是黄蕙兰的财富，不过，如果你觉得顾维钧贪图的是黄蕙兰的钱，那的确是小看了他。

他只是想利用这些财富，让自己的仕途走得更远，是的，一旦走上了追求权贵的道路，人们往往会发现，它比追求财富更加迷人。

也许，对女人来说，金钱和爱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是“玷污爱情”，但她们不知道的是，在男人这里则叫“锦上添花”。

1920年10月，顾维钧与黄蕙兰在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了婚礼，对于这对新人来说，这不仅是爱情的结合，更是财富与权贵的完美合一。

作为黄仲涵最疼爱的小女儿，黄蕙兰的婚礼可谓极尽奢华，单是作为陪嫁的三十六件套金质餐具，便花了一万英镑，着实令人咋舌。

顾维钧

婚礼当天高朋满座，各国使节和达官显贵不胜枚举，这是黄蕙兰一生中最梦幻的一天，她不再是珠光宝气的富家女，而是一个外交官夫人。

不过，现实总是没有想象中那般光鲜，新婚当天，这位新晋的“外交官夫人”就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

当晚，新人的婚房设在一家高级宾馆内，黄蕙兰本想精心打扮一番，给丈夫一个洞房花烛的惊喜，不料走进客厅时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

客厅里的沙发上坐着四个秘书，自己的新婚丈夫正在全神贯注地向他们部署着工作事宜，完全没有注意到黄蕙兰。

原来，转天国联临时召开大会，身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顾维钧是必须要出席的，当晚他要携夫人和工作人员连夜赶往日内瓦。

是的，黄蕙兰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的新婚之夜竟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黄蕙兰（中）与顾维钧（右）

望着车窗外黑压压的远山和不知名的树，像是一个个轻飘的剪影，耳边恍惚能听见零零落落的音符，不成腔，浪漫而悲怆。

尽管心中有些许失落，但黄蕙兰很快便进入了“外交官夫人”的角色，她想着，如今有了高贵的身份，就应该接受与以往不同的生活。

这样的想法，让她愈发感到一种骄傲和满足，连“落荒而逃”般的新婚之夜，也变成了一场贵族专属的“冒险”。

必须承认，作为一个外交官的妻子，黄蕙兰是极为出色的，甚至在所有国家驻外大使的家眷中，她的表现都数一数二。

婚后夫妻二人出双入对，黄蕙兰精通多国语言，姿容出众，气质脱俗，在交际场中如鱼得水，无形中将丈夫的国际声誉推向了新的高峰。

黄蕙兰

在黄家的财力支持下，顾维钧的事业扶摇直上，回国后，顾维钧始终把持着“外交总长”的职务，甚至一度成为了代理国务总理。

彼时国内的政坛变化莫测，却始终有顾维钧的一席之地，除了顾的外交能力有目共睹外，妻子的财力亦是不可小觑。

曾有人问章士钊：“顾维钧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

章士钊则说：“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何况一个国务总理！”黄蕙兰的财力，由此可见一斑。

多金、美丽、才华、气质，在万众瞩目的政治舞台下，黄蕙兰无疑成为了引领国内上流社会女性时尚的风向标，一时间风光无两。

就连著名的宋氏姐妹，也常常向她“取经”，据说宋庆龄在北上以前，一直穿两件式袍褂，端庄有余，俏丽不足。

宋庆龄与孙中山

来到北平后，借住在顾家的她，特意去看了黄蕙兰的衣柜，这一看才发现，黄蕙兰的衣柜里几乎全是旗袍，各色各样的款式。

自此，宋庆龄出现在公众视野时，也大多以旗袍为主，可见当时黄蕙兰在中国上流社会和时尚界的影响之大。

跟随丈夫在国际外交舞台披荆斩棘的黄蕙兰，越来越感觉到，他们夫妇二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一扇“橱窗”。

为了中国能够在世界舞台上不被忽视，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并非落后的国家，她自掏腰包将中国驻英公使馆整修得焕然一新。

由于经常接见外国使节，她更是在衣食住行方面极尽奢华，用以对外彰显国力。

以至于后来有人称赞顾维钧“为中国赢得国际承认的地位”所做出的贡献时，宋美龄提醒到：“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美龄

然而，正当这一切蒸蒸日上之时，顾维钧对妻子的这种做法，却渐渐表现出了自己的不满。

其实，顾维钧与黄蕙兰之间的矛盾，早已潜伏在他们这段目的并不单纯的婚姻中，他们迷恋着彼此带给自己的满足，却从未为对方着想。

顾维钧从一个小小的外交官，成为中国公使，又成为民国政府的外交总长，一种改变在潜移默化的发生着，而这一切黄蕙兰并未察觉。

丈夫担任外交总长后，黄蕙兰擅自做主，以二十万美金的天价购下北京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做公馆。

对于从小奢华惯了的黄蕙兰来说，二十万美金不过是父亲给她的零花钱，是的，于她而言，钱只是一个数字，没有实实在在的概念。

顾维钧与黄蕙兰

当她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丈夫时，顾维钧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欣喜，反而阴沉着脸，黄蕙兰轻声问道：“怎么？你不喜欢那处房子？”

“置办房产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同我商量一下？”顾维钧大声质问道，对于妻子我行我素的大女人做派，他已经隐忍了很久。

刚刚回到国内时，顾母事先为他们准备好了住所，而黄蕙兰却携随从入住了豪华宾馆，完全不顾夫家的脸面。

作为大使夫人，明知有些场所应该回避，却仍不顾身份乔装改扮去夜总会跳舞，特别是黄蕙兰挥金如土的做派，顾维钧曾认真地向她提议：

“你戴的这些天价的珠宝首饰，一望便知不是来自于我，我希望你日后只带我买给你的饰物。”

“还有你母亲为我们订购的汽车，也请她取消掉，以我的收入，根本就买不起一辆劳斯莱斯。”

顾维钧

显然，随着一个男人权势的不断提升，对女人控制欲也会随之加剧，他不想听到别人在背后议论他事业的成功都是靠妻子的资助。

男人有时就是放不下这点虚伪，即便事实就是如此，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女人品头论足。

面对丈夫的质问，黄蕙兰感到十分不解，她从小就不需要了解别人的想法，她从小就是“女王”。

尽管后来夫妻之间不再谈论有关金钱的话题，她却已经隐隐感到夫妻关系的微妙变化，不过她并不准备改变自己，依然我行我素。

黄蕙兰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他逐渐接受他娶了一个有个性的人为妻的现实，我现在仍旧认为我对汽车和珠宝饰物的看法是对的。”

黄蕙兰

事实上正如她所说，黄蕙兰的一生从未对自己有过任何反省，她什么都不缺，她要的不过是“外交官夫人”的身份，她已经得到了。

有人说，在婚姻中，男人是自私的，但女人又何尝不是不管不顾，她只是一味地依附丈夫往上爬，享受着“名誉”带给她的巨大满足。

此后，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冷淡，谁都不愿让步，谁都不愿为了对方而放弃自己的“需要”，甚至连分居都是默然的。

直到丈夫与严幼韵的婚外情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她才不得不直视他们的婚姻，她声嘶力竭，她歇斯底里，她害怕失去……

事实上，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害怕失去丈夫，还是害怕失去“外交官夫人”的身份。

从她爱上他的那天起，顾维钧就“死”了，陪在她身边的只是一个光鲜的“外交官”，她不是不知道，她只是不承认。

顾维钧

也许这一辈子，她都不准备承认这个“卑劣”的想法，仿佛一旦承认就减少了满足感，不如像个女鬼似的悄悄依附着，不涉及任何道德观。

不能否认，从顾维钧的角度看，相较于黄蕙兰这般有主见又爱慕虚荣的富家千金，知书达理的严幼韵才更加适合自己。

在严幼韵晚年的自传中，谈到黄蕙兰亦是难掩心中的不悦：

“尽管他们已经分居快要二十年了，但蕙兰舍不得大使夫人的头衔，拒绝在他退休之前离婚。直到维钧卸任后，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

1959年，这段“财富”与“权贵”的完美婚姻，终于结束了近40年的惨淡经营，宣告破产。

那一年，黄蕙兰已经66岁，同年，71岁的顾维钧迎娶了54岁的严幼韵，在这“一离一结”之中，很难说到底有没有赢家。

严幼韵

但不能否认的是，顾维钧是幸运的，当事业需要帮助时，黄蕙兰曾助他一臂之力，当生活需要陪伴时，严幼韵又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相形之下，女人的命运，总是显得有那么一点悲凉。

本以为离婚后可以依靠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度日，但令黄蕙兰始料不及的是，父亲的全部家产在战乱中已被日本政府征用。

屋漏偏逢连夜雨，她手里仅剩的50万美元，也被小偷洗劫一空。

婚姻的失败，生活的窘迫，让这个一辈子生活在聚光灯下的女人，备感苍凉，她是宁愿死，都不会向任何人低头的，尤其是顾维钧。

她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在经过很长时间的苦思冥想后，终于想到了一个体面的生存之路——演讲。

黄蕙兰与顾维钧

是的，一生传奇的经历，就是黄蕙兰最大的财富，每每她登上演讲台，台下总是座无虚席，她依旧是那个有主见、信心满满的富家千金。

当被问及与顾维钧的婚姻时，黄蕙兰笃定地说：

“我相信一个中国男人不能离弃他的合法妻子，除非她犯了‘七出’之罪，即盗窃、不孝公婆、当众出丑、通奸等。”

“在我和维钧分开这件事情上，我有我的过错，但都不属于这‘七出’之罪。”

世人都说，人到晚年总会放下一生的恩怨，繁华落尽，不过是过眼云烟，可若是什么都明白，什么都宽恕，那人便已不是人，成了神。

这人世间，看不透的事依旧看不透，看不懂的人依然看不懂。

黄蕙兰

晚年的黄蕙兰始终坚称：“我才是顾维钧的夫人，他孩子的母亲”， 而将严幼韵称为“冒牌货”、“侧室”，可见心中仍是意难平。

诚然，她与顾维钧的婚姻，有美好，有激情，有荣耀，有财富，有旁人钦羡的目光，但是总感觉少了一点重要的东西。

直到1985年，92岁的黄蕙兰得知顾维钧去世的消息，夕阳洒在孤独的沙发上，刺痛了她的双眼，她揉了又揉，半天才发现手背上全是泪。

她颤颤巍巍地扶着沙发站起身来，恍惚间身体的某个关节发出了清脆细小的“咔”的声音，身体里仿佛有点什么东西，就这样破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