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文章前，麻烦您点下“关注”方便您后续讨论和分享，感谢您的支持.我将每天陪伴你左右。
1932年8月，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洪前田、徐深吉正率领部队向七里坪进发。当队伍行进至古峰岭的时候，洪前田知道距离徐深吉的家徐家河只有2里路，便让徐深吉顺路回家看看。
徐深吉出生在湖北黄安徐家河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正常年景的时候，一家人的生活勉强能维持，每年正月十五到清明节的这段时间，徐深吉还能去私塾读书。
但随着祖父离世，姑母出嫁，弟弟妹妹相继出生，徐深吉家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再加上后来徐深吉的父亲连年患病，徐深吉的家境每况愈下，不得不卖田当地维持生计。
徐深吉拼尽全力干活，努力改善家境。后来在父母的安排下，徐深吉与张群英结婚之后，共同为这个家努力。
1926年北伐军控制了鄂东地区，农民运动开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村里成立了农民义勇队之后，徐深吉加入其中，开始接触革命思想。正当黄安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土豪劣绅相互勾结开始向黄安进犯，农民义勇队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抗击，徐深吉也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次年，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革命运动遭受很大的挫折。当国民党军大举进犯黄安县城时，徐深吉只能随农民义勇队秘密活动。
到了1929年，蒋、桂军阀混战，黄安的革命运动再次发展起来，农民义勇队也改为农民赤卫队。桂系军阀失败后，蒋介石的势力直接深入湖北，对鄂豫边区发动围剿。徐深吉家在围剿中被洗劫一空，徐深吉还遭受搜捕，全家人不得不逃离家乡。
1930年，徐深吉重回家乡，一边参加革命活动，一边重整家园。此时，徐深吉已经经过了三年多的革命斗争，决心当红军打仗。不久他就带着本村的8名青年，告别一家老小，加入了在鄂豫边区战斗的工农红军第一军。
一眨眼两年过去，当徐深吉回到家之后，发现只有老母亲一人在家。老母亲告诉徐深吉，他的媳妇带着女儿回娘家去了，弟弟妹妹下地干活还没回来，父亲在几个月前已经离开了人世。
听到家里的遭遇，徐深吉心中一阵难过，但还是告诉母亲说，这里马上就要打仗了，让老母亲去山里避一避。老母亲欣然应允，说等他弟弟妹妹回来就走。
草草地在家吃了一顿中午饭，徐深吉就归队了。但他没有想到，这一别他就再也没见到这些亲人了。
七里坪一战结束后，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不得不撤出鄂豫皖苏区，向西开辟新的根据地。翻越秦岭之后，徐深吉被任命为团长。
1933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大搞“肃反”，徐深吉遭到关押审查。尽管最后没有查出任何问题，但徐深吉还是被撤掉了团长职务。随后徐向前将他调到总指挥部当参谋，亲自教他如何当参谋，并安排他绘制一份军用地图。
徐深吉虽然念过几年私塾，但加起来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文化水平只能说认识几个字。但既然是军首长亲自交代的任务，徐深吉就不能打退堂鼓，只好一边学一边干。
在徐向前的指导下，徐深吉开始四处搜集县志图，将当地和周围邻近县的县志图都找了过来。但这些图比例尺都不相同，无法直接拼接，其中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字，徐深吉就开始学着用字典，向当地的群众调查实际的距离。
经过一个月的摸索，徐深吉终于将8个县的地图拼接起来。虽然有些地方不够准确，但村镇的方位和道路却能看出来。徐向前看了之后非常高兴，指示送到后方的印刷厂。
不久，红四方面军各军都有了徐深吉绘制的地图，对于指挥员部署作战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深吉率部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根据刘伯承的命令，徐深吉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两次交手之后，徐深吉就摸清了日军的进攻特点。
因此，徐深吉决定以一个连的兵力和日军打消耗战，一个排正面诱敌深入，其余两个排分成三五人的作战小组，埋伏在道路两侧射杀敌人。就这样反复多次，徐深吉的部队在短短5公里的山沟里，打死打伤100余敌人，打坏汽车1辆。
战后，刘伯承给这次战斗取名“麻雀战”，并在山西抗日根据地推广。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徐深吉奉命援助新四军，结果还没赶到就被命令停止南下，返回冀南根据地。不久，徐深吉奉命率领千余名干部组成的干部大队，前往延安和太行，结果由于接、送部队没有及时取得联系，干部大队遭到敌人袭击，徐深吉在战斗中不幸负伤。
伤愈之后，徐深吉返回新四旅担任旅长，兼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1943年，徐深吉调任抗大分校担任校长，后出任东地区兵团司令，参与指挥林南战役，歼敌7000余人，缴获武器上千。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徐深吉回到太行山根据地，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副校长，在刘伯承的带领下负责组建军政大学。
由于长期带病工作，徐深吉的肺结核病不断加重，天天吐血。在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和晋察冀军区军政大学合并后，徐深吉奉命离职住院治疗。
1949年初，组织上安排徐深吉到北京养病，同年徐深吉还应邀参加了开国大典。
在养病期间，徐深吉对家乡母亲的思念日益加重。离家17年，徐深吉忙于革命事业，几次想要写信回家报平安，但都未能如愿。如今新中国成立，徐深吉便托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回家寻找母亲，并叮嘱如果母亲去世，一定要打听出母亲的墓在哪里。
当同志们来到徐深吉的家乡，找到徐深吉的母亲，才得知徐深吉的母亲已经祭拜儿子17年。原来当年徐深吉离开家乡之后，不幸在战斗中负了重伤，结果名字被误写进了牺牲人员名单。
后来，部队将徐深吉“牺牲”的噩耗送回家乡，徐深吉的母亲悲痛欲绝，特意给儿子立了衣冠冢，每年还去坟前祭拜。
在同志们的安排下，徐深吉的母亲前往北京和儿子团聚。直到此时徐深吉才知道，在他离开家乡后，敌人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清剿”，徐深吉的弟弟被民团杀害，妹妹在饥病交加中死去，妻子被国民党军抓取，强迫她嫁给了国民党军师长的护卫，女儿也被带去做了童养媳。
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被国民党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徐深吉听到这些后，悲伤地流下了眼泪。
1986年，离家53年的徐深吉第一次回到家乡红安，实地考察了老区的生产和群众的生活情况。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都过上了舒坦的生活，徐深吉非常激动，当年参加革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徐深吉生命的最后三年，完全依靠药物来维持生命，甚至连讲话的能力也已经丧失。尽管如此，徐深吉仍坚持进行战史研究工作，很少谈家事。
1993年，徐深吉给家人留下一段话，算是对家人的交代，也是他的遗嘱。在遗嘱中徐深吉要求自己死后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身上有用的器官全部捐献，火化后骨灰就地处理。
徐深吉的妻子看过之后，将这份遗嘱复印，家里人人手一份，要求必须按此执行。
2000年，91岁高龄的徐深吉在京逝世。按照徐深吉的遗愿，家人拒绝了中央将骨灰安葬八宝山和红安烈士陵园的安排，遗体火化后，家人将骨灰撒在北京西山的大地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