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敌军集中7个师的兵力，在20多架飞机和近百门火炮的支援下，向万年亭、保护山、蜡烛形发起全线进攻。
战前，上级命令我代理10团3营营长，防守蜡烛形高地。蜡烛形阵地由3个主要的高地组成。我遵照师、团首长指示，把8连摆在最前沿，它是全团的模范连。营部率机枪连和9连防守侧 后，7连为预备队。
我们按照军委颁发的“支撑点构筑法”做工 事：先用木头垒好，上面用土覆盖，加上一层柴束、 一层泥土， 再垒上石头，尔后再用土实，最后再铺上柴束，用草伪装，垒 得像小山一样高。连队有主堡，阵地间有交通壕，前沿还埋有竹 钉，设有鹿砦。洪超师长曾到我营来检查，表扬我们的工事做得好，要求我们坚决守住阵地。
敌我相距只有四五百米，8连阵地与敌军只隔一道小山沟，敌人喊吃饭、换哨、修工事的声音都可以听得清。我们瓦解敌军 的工作做得不错，双方商定互不射击，当敌督战队蓝衣社上来 后，有可能向我军进攻时，他们就朝天鸣枪，以引起我们注意。
由于连年战争和敌人的封锁，根据地里没有盐吃，部队指战员身 体都非常虚弱。在双方前沿的山沟里有个小村子，我们还开过一 次“联欢会”,双方都不带枪，我们杀了猪送给他们，他们用食 盐和我们交换，并喊着“穷苦人不打穷苦人”的口号。就这样，双方相持了好多天。
一天，突然对方阵地传来喊声：“红军弟兄们，你们辛苦啦 我们来接防啰!”还听到修路的声响。这分明是一种暗示。
我便 一边命令部队进入阵地， 一边报告团部请求支援。杨政委打电话 告诉我，要动员部队坚守阵地，马上调给我营两挺机关枪。
果然， 第二天拂晓，敌军首先向我师12团5连防守的保护山阵地发起 进攻。因相距不远，那边的情况我看得清清楚楚，敌人密密麻麻， 估计至少有两三个团。红5连是军团模范连，打得很英勇，大部 壮烈牺牲。其中有团参谋长吴连生，就是我刚当兵时的那位大队长，他在前往第一线指挥战斗时，于途中不幸中弹牺牲。
保护山阵地失守后，敌军立即向我蜡烛形阵地发起攻击，先 派飞机轰炸，并用火炮直接瞄准，摧毁我们的工事，霎时间，阵 地上炮声隆隆，浓烟滚滚。如此猛烈的炮击，我还从未见过。
后来得知，敌军用的是刚从德国购进的大口径重型山炮，侵彻力强，命中率高。营指挥所被打塌了，电话线也断了。我爬出交通 壕一看，只见敌军像蚂蚁般地冲向我营阵地。防守最前沿的8连 的工事也被轰垮，指战员们依托交通壕，奋勇还击，打退了敌军 第一次冲锋。
敌人在前沿丢下大批尸首后，在蓝衣社的督战下， 又发动新的进攻。就这样，敌军一次次地冲锋， 一次次地被打退，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
敌军的炮火越来越猛，并以两个团的兵力漫山遍野地蜂拥而来。我决定调7连实施反冲击，便命令司号员吹号，但他却一动 不动，瞪眼望着我。我意识到他的耳朵已被震聋了，就打手势示 意。
他恍然大悟，举号就吹。我只看见他把号放在嘴上鼓着腮 帮子，却没有号音，原来我也听不见了。他干脆跑步下山，把7 连调了上来。
7连长是兴国人，我正向他交代任务，突然遭敌机 枪扫射，他倒在血泊中，鲜血溅了我一身。此时，敌军已冲入我 8连阵地，占领并切断了该连通向营指挥所的交通壕， 一群敌人 站在8连支撑点顶上，用驳壳枪朝里面射击。
情况万分危急，我 遂令7连实施反冲锋。他们立即跳出交通壕，冲了过去，但遭敌 侧射火力杀伤，刚把敌人打出交通壕，自己也伤亡过半。正在这 危急时刻，8连指战员没有辜负“模范连”的荣誉，他们奋勇地从工事里冲出来，与7连密切配合，把爬上我阵地的敌人消灭了。
激战至下午，我营的工事全被打塌，子弹也打光了，只能凭借交通壕的掩护，用手榴弹和刺刀迎击敌人，营部通信班也全部投入了战斗。
他们都是广昌战役后补充的新兵，许多人还不会投 掷手榴弹，只有班长是个老兵。我叫大家把牺牲的同志身上的手 榴弹集中起来，都交给班长。只见他脱掉上衣，直起身子，冒着 嗖嗖的子弹，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群。
可惜的是，这些手榴弹 都是我兵工厂造的，质量太差，落地只炸成两三块，杀伤力很低。 敌人上来后，只有拼刺刀了，可有的刺刀也不顶用，捅几下便弯 了。就这样，我们同敌人反复冲杀，伤亡很大，原有140多人的 8连，仅剩下20多人。
我把全营剩下的人都集中起来，准备同敌 人作最后的搏斗，为保卫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友邻12团向 保护山的反击也没有成功，敌军已迂回到蜡烛形的后方，我们随 时有被围歼的危险。就在此时，杨勇政委命令我营撤出战斗，转移阵地。
蜡烛形战斗后，我营南撤至驿前地区，同兄弟部队一起构筑 工事，阻止敌人向石城进攻，这是保卫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最后 一道屏障。
敌军在占领万年亭、保护山、蜡烛形之后，集中兵力 继续向驿前扑来。双方在驿前大道和驿前河两侧山地展开激战。 我团正与当面敌军交战，突然右后方响起了枪声。于是，沈团长 叫我带一个连去支援。
我们走了不多远，就看到从山沟里上来 100多人，他们哼着红军歌曲，大摇大摆地走来。我一眼就看出 是化了装的敌人，便下令狠狠地打，很快就把他们击退了。
战斗 中，我右臂中弹负伤，加上又发疟疾，团部把我送到后方医院治 疗。不久即听说，我们的防务交地方兵团接替，3军团主力已从石城撤退，向雩都(今于都)方向集结。
一天，师政委黄克诚来医院看望伤员， 一见面，就指名要我 跟他回前方。当时我的伤口还在化脓，担心拖累部队，有点犹豫。 黄克诚用不容置辩的口气说：“你的脚能走，回前方也能养好 伤。”
许多重伤员都羡慕我们能回部队，医院副院长方圆等同志一直送到村口，还嘱咐我们说：反攻胜利后，别忘了给送些胜利品来。后来听说，红军主力走后，医院被敌人打掉，医院的同志和伤病员都牺牲了。
我们在雩都赶上了部队。我仍回到10团，留在团部当作战 参谋。部队正忙于补充兵员、弹药、刺刀、棉衣。原来，中共中 央和中革军委在各路敌军加紧向我中心区推进的严重形势下，已 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到湘西去同红2、6军团会合，由于这个决 定极端保密，我们这些人只听说要进行“反攻”,根本不知道要 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黄克诚同志可能知道部队要走的情况，才到后方医院接我们。近年看他的《自述》,方知他当时也不知真情，而是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文章中判断的，实在难能可贵!人到晚年，易思往事。当年，如 果不是黄克诚同志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带上长征路，哪里还会有今天!
血 战 湘 江
1934年10月17日，我们从雩都河畔出发，通过浮桥，离开 了战斗多年的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漫的长征之路。苏区的父老 兄弟姐妹含着眼泪，热情相送，嘱咐我们打了胜仗再回来。场面十分感人，至今历历在目。
中央红军采用大搬家的形式，征用大批挑夫，挑着沉重的担 子，抬着笨重的机器，拉成长队，艰难地向湘南前进。广东军阀 陈济棠按蒋介石的命令，以桃江为屏障，构筑了封锁线。红军利 用陈蒋矛盾，同其谈判，说明红军只是借道去湘南，绝不进入广 东，希望能够让路。
陈济棠同意了，但当红军进入他的防区时，却遭到其手下部队的攻击，战斗很激烈。后来听说，是陈济棠没有来得及将让路之事通知前线部队。
我们10团同兄弟部队共同奋战，攻占了新田、古陂，西渡 桃江，突破了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我4师以11团为前 卫，向白石圩前进。洪超师长带一个排越过我们，准备到11团 去，刚离开我团不久，就遭到溃散之敌的偷袭。
我们听到枪声， 急忙上去支援，但师长已经中弹牺牲了。大家怀着满腔悲愤，全 歼了这股残敌。他牺牲后，4师师长由张宗逊接任。洪超同志是 我们3军团最年轻的师长，牺牲时才25岁。我们一共见过3次面， 他英勇果敢、待人和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世纪60年代，我曾给他的家人写信，说明其牺牲的经过，证明他的革命历史。
从我参加红军到长征开始，4年多时间里，我师的李实行、侯中英、张锡龙、洪超等4位师长壮烈牺牲，倒下去的红军战士更是成千上万。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每念及此，心情就无法平静!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我们一定要把先烈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实现他们的崇高理想。
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后，我因患疟疾，伤口又未痊愈， 每天高烧，不能走路， 一连坐了几天担架。伤口稍有好转，就下来步行，跟着部队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和第三道封锁线。
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突围的战略意图，便调集各路“追 剿”军，共25个师近30万人，前堵后追，并利用湘江作屏障， 在江边修筑碉堡，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 东、潇水以西地区。
中央红军如能轻装快速前进，还有希望抢在 敌军到达之前全部渡过湘江，不幸的是，红军仍带着沉重的“坛 坛罐罐”,在崎岖的五岭山间小道上缓慢行进，有时一天只走20 多里。这就使敌主力薛岳、吴奇伟纵队赢得了追击的时间，而我 们则错过了时机，进入数十万敌军预设的伏击圈。
幸方柱系军阀 因怕我军逼近桂林或深入其腹地，使蒋介石有借口派兵进入广 西，便下令将兴安、全州的堵截部队主力撒到龙虎关、恭城一线， 加强桂林方面的防御。这样，敌在湘江的防线就露出了一段空隙，为我所乘。
11月25日，我师奉命向敌湘江防线界首段前进，抢占这一 要点，10团是前卫团，3营是前卫营。这时，我又回到3营任营 长。27日我营到达湘江岸边，次日渡江进至界首，驱逐了反动民 团，并掩护工兵于当日16时架设了浮桥。
沈述清团长渡江后，命 令我将部队部署在光华铺一带，向兴安方向警戒，从南面坚决阻住敌人，保证后续部队安全渡江。
光华铺地势比较开阔， 一面临江，在桂(林)全(州)公路 旁边，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我营必须不惜一切代
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将7连部署在公路东侧的一座小山上；9连配置在公路西侧的小树林中，各配了两挺机枪，以封锁公路及其两侧；8连为预备队，准备随时增援；营部设在大路旁的一座破庙内。
29日 深夜，我营当面发现密集的手电灯光，有部队沿湘江 边运动。我即令加强前沿警戒，同时将情况报告了团长，沈团长 认为，湘江边是一个空隙，遂令1营部队进至江边防御，果然， 敌军利用我防御结合部正在逐步渗入，双方在夜暗中接火，展开 混战，从俘虏口中查明，敌军是桂军第7军独立团和第15军45 师一部。我当即派8连出击，但敌人越来越多，双方激战后形成对峙。
一般来说，国民党杂牌军与蒋介石有矛盾，往往采取保存实 力、保守地盘的做法。但这时的红军已处于败军之际，国民党桂 系部队见我军行动迟缓，行军长达200余里，再加上北边的“追 剿”军先头部队已到达全州，并于29日向我坚守脚山铺的红1军 团2师发起猛烈进攻，为在蒋介石面前表现出积极“剿共”的姿 态，他们便由桂林迅速北上，配合中央军封闭湘江，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30日凌晨，国民党桂系第7、15军各一部又向我光华铺阵地 发起猛烈攻击。能否坚守住光华铺，关系着中央、中革军委和后 续部队能否顺利地渡过湘江。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危 急关头，我们自30日凌晨到12月1日，不惜一切代价，在光华 铺与敌展开了殊死搏斗。
团长沈述清率领1营在与敌反复争夺 中，战死在湘江畔。上级决定由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10团团长。 他赶到指挥所不久，也在下午的一次阵前反冲击中饮弹牺牲。
团政委杨勇闻讯便马上接替指挥。他打仗从来奋勇当先，几度危急之时，都是他带领全团坚决实施反击，守住了阵地。我营也打得 非常艰苦，7连连长谢兴福在上午的战斗中负了伤， 一直坚持战 斗，中午又不幸身中数弹，英勇捐躯。全营指战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因伤亡过大， 一度被转为团的第二梯队，稍事休整后又投入战斗。
由于敌我双方都没有工事作依托，在江边来回“拉 锯”,反复拼杀。晚上，我5师部队赶到，但桂系的增援部队也 陆续到达。面对优势的敌军，5师也打得非常英勇，付出了沉重代价。就这样，我们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在界首渡江的任务。
湘江一战，我们团共伤亡400多人，几乎接近全团人员的一 半，两任团长牺牲在这里。他们中间，有我的老上级，有我的好 战友，他们的热血染红了湘江，我深深为之痛惜，时常念及他们。 1994年9月，我到广西驻军检查工作时，专程赶赴光华铺，凭吊长眠于此的战友们。
1994年9月，于光华铺湘江战役烈士墓前
整个湘江战役，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终于突破了敌军的第 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部队已由江西出发时 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逃跑主义造成的严重恶果!
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又急忙调整部署，命令桂军尾追、 黔军西堵，“追剿”军主力赶往湘西南，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 西途中。这时，红军奉命正向越城岭(即老山界)前进，目标仍 是到湘西去同红2、6军团会合，继续往敌军布置好的口袋里钻。
越城岭是一座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山势陡峭，道路崎岖，行 走艰难，在通过险峻的雷公岩时，部队摔死了不少骡马，夜晚只得就地在山壁弯曲的小径上休息。
翻过越城岭，我们进入广西龙胜县境。这里居住着苗、瑶、 侗等少数民族。他们的房子都是竹木做的，屋顶盖着树皮， 一家 挨一家， 一旦失火，很难扑灭。当时敌人造谣，说“共产党杀人 放火、共产共妻”。老百姓不知真相，都逃到山里去了。
桂军挑 选熟悉地形、民情的老兵，以班排为单位，与当地民团结合在一 起，潜伏在山上，侧击我行军队伍。当我们追上山时，他们很快 就跑了；我们一下山，他们又跟着回来，继续向我射击。我们只好边打边走，前进速度缓慢。
为了粉碎敌人的谣言，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行军，还特别注 意群众纪律。用了群众的粮、菜，都留下银元，写好纸条，说我 们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用了你的粮、菜，现付给你银元，因 主人不在家，无法协商，实在对不起。
无论我们在村子里宿营， 还是早晨离开时，都将老乡家打扫得干干 净净。有几天、部队刚 离村，房子就着了火，马上返回扑救，但已来不及，真是怪事。 后来，我们派出潜伏哨，捉住了几个正在放火的便衣特务，经过 公开审判，揭露其罪恶阴谋，使群众明白放火的原来是国民党的 特务，嫁祸红军，破坏红军同群众的关系。当地群众知道了真相，便纷纷到山里叫回亲友，有的还要求参加红军。
在广西境内走了10多天，直到进入湘西南的通道县境后，才 摆脱了桂军的纠缠。12月上旬，3军团奉命缩编，我又回到10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没多久，红军突然改道，向黔北方向前进。
后来才知道，当时敌“追剿”、军主力已在我军的前方构筑工事， 张网以待。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来同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 是毛主席力主放弃这一会使红军陷入绝境的方案。中央政治局在 黎平召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