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为抗战历史南京保卫战系列的第1期。南京城的沦陷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是中华民族心中永远的伤疤，本期文章将讲述这场浩劫发生前，中日双方就战争的准备与部署。

（本期全文约1万2千字，内容较长，感谢您的观看）

对于南京的防御,国民政府自从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事变之后就开始考虑了。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判断，如果中日之间再次在上海爆发战事，日军的陆军必将沿京沪铁路，海军必将溯长江而上，从两面夹击南京。因此，参谋本部于1932年12月成立了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主任，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开始在南京以东地区构筑国防工事，并在长江沿岸的江阴、镇江、江宁等要塞整修国防工事。不过随着《淞沪停战协定》的生效，计划中的国防工事修筑并未.能按时开工。

1935年夏，随着日本在华北地区积极策划“华北自治运动”，使华北地区的局势骤然紧张，这也使国民政府进一步认清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开始认真积极地进行抗战准备。南京地区的国防工事修筑也在这一大气候下开始全面展开。

1936年2月，在张治中的领导下，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主要防御方向构筑了吴福线(苏州至福山)和锡澄线(无锡至澄山)两道国防工事线，形成了南京接近地的防御阵地。在南京地区，则构筑了外围和复廓两道阵地。外围阵地为大胜关、牛首山、方山、淳化镇、青龙山、栖霞山、乌龙山一线，复廓阵地分为外廓与内廓，外廓为雨花台、孝陵卫、紫金山、幕府山一线，而以南京城垣作为内廓,南京城内则以北极阁、清凉山等制高点为核心据点。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8月底，随着日军增援部队在川沙登陆，日军在淞沪战场上逐渐由守势转为攻势,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始未雨绸缪地考虑起上海沦陷后南京的防御问题。9月2日、中国统帅部一面命令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执行部与南京警备司令部迅速整修南京地区的防御工事并制订防御计划，一面命令第三战区迅速派出部队整修、加强吴福线和锡澄线的国防工事，准备作为上海地区部队在万不得已时退守后方的预设阵地。

淞沪会战失败后，日军下一个目标便直冲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就在这天，蒋介石电令何应钦:“首都附近各线阵地，应即编成。招募民夫，由教导总队派兵指导赶筑工事。”同时命令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已电令第53师、77师、121师迅速开赴南京,归该司令指挥,加强首都附近之工事。预定由77师担任常州、宜兴、长兴一带防务:53师担任浦镇、滁州一带防务，121师担任句荣、天王寺一带防务。希妥为计划，并于到南京后分别予以指示为要。”

根据统帅部命令，南京警备司令部在军委会执行部的领导下制订了南京防御阵地的编成计划，其主要内容为:以大胜关至龙潭之线原国防工事为主阵地（即南京东南主阵地);以雨花台、紫金山、银凤山、杨坊山、红山、幕府山、乌龙山、栖霞山一线为预备阵地（即复廓阵地);在长江北岸，以浦口为核心，由划子口沿点将台至江浦县以西为主阵地,与东南主阵地形成环形防御,预计使用总兵力为5个军，其中江南地区部署4个军，江北地区部署1个军。而在江南的4个军中，东南主阵地部署3个军，复廓地区部署1个军。这一计划虽然得到了统帅部的批准，但预计使用的5个军都未能落实,就连最早开赴南京的3个师中，53师和77师又被调往他处，根本未到南京，121师到达南京后却又被调往其他地区。

9月1日，统帅部曾令第1军负责修整吴福线国防工事。但9月3日又改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派部队整修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并构筑野战工事，限令9月20日前完成。顾祝同认为兵力不足，回电表示在限期内只能完成国防工事的整修,野战工事整修请统帅部另行指派部队负责。因此，蒋介石于9月10日电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抽出第66军担任吴福线守备并构筑野战工事:要求66军以1个师担任吴江至阳澄湖以南的守备，主力位于吴县，另1个团位于淀山湖以西莘塔镇、周庄以及阳澄湖以西、同里以东;以1个师担任湘城镇经常熟至福山一线守备，主力位于杨尖镇，另1个团位于梅李镇、浒浦镇;66军教导旅担任福山镇以西以北地区守备。吴福线未完成之永久、半永久工事、由城塞组派员和66军军长共同负责完成，该军部署及野战工事限令在9月20日前完成。

9月15日，66军到达吴福线,但由于淞沪战场情况十分危急，因此很快就被调到淞沪战场参战，吴福线的国防工事整修和守备再次成为泡影。直到9月24日，才抽调33师的3个团和76师的4个团以及民夫开始整修、构筑吴福线国防工事，勉强于10月10日前完成，但整个吴福线却没有部署强有力的守备部队，整个防线的守备依然形同虚设。

11月初,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严重威胁了淞沪前线的中国军队侧后，战局急转直下。不久，在淞沪一线的中国军队为避免遭到合围而开始全线后撤至吴福线和锡澄线，但是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既没有守备部队，甚至连向导都没有，后撤的部队退到国防工事，连工事位置都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事，却又没有能打开工事的钥匙。而此时日军却在身后衔尾疾追，后撤的部队还没能站稳脚，日军就已经逼近了平望、福山、浒浦，直接威胁到了吴福线的两翼。于是只能放弃吴福线,继续撤向锡澄线。而在锡澄线也是如此,在日军的衔尾疾追下，也根本站不住脚,这样一来，吴福线和锡澄线两道国防工事基本都没发挥什么作用,南京的防守便提前摆到了面前。

（上图）1937年11月5日，日本援军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并迅速分路向中国守军实施迂回包抄,企图切断中国军队退路。

11月13日蒋介石决定迁都重庆，统帅部则迁至武汉，以坚持长期抗战。但对于南京最终是守是弃，蒋介石还是难以决断，因此于11月中旬在陵园官邸接连召开了三次高级将领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军令部作战厅厅长刘斐表示，由于主力部队在淞沪会战中损失太大，又刚经长途撤退，困乏混乱，只有经过较长时期的补充整训，才能恢复战斗力。因此目前阶段应采取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争取时间，掩护部队补充整训和进一步的全国总动员。

南京作为首都，如果不作抵抗就拱手放弃，对于民心士气打击太大，所以可以进行象征性的防御，在进行适当抵抗后就主动撤退,而使用兵力有12个团到18个团就够了。对于刘斐的这一看法,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部长徐永昌都表示同意。蒋介石虽然同意刘斐对战局的判断,但觉得南京是首都,国际观瞻所在，守肯定得守一下，至于如何守还需要再考虑。尽管第一次会议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决策，但现实情况非常严峻，部队从上海撤退下来损失惨重，很多部队在锡澄线站不住脚，已经撤向了苏皖边境的广德、安吉、孝丰等地，只有第1军在镇江附近，第78军在南京附近。

1937年11月12日，曰军侵占上海。图为行进在南京路上的日军。

第二次会议上，时任军委会执行部主任的唐生智却力主坚守南京，他表示南京是首都，又是国父孙中山的陵寝所在，怎能轻言放弃?听了唐生智的一番慷慨陈词，蒋介石原来象征性防守的决心开始有所动摇，但还没最后确定，只是说“孟潇(唐生智字孟潇)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

南京保卫战示意图(1937年11月13日-12月13日)

第三次会议上，唐生智依然坚持固守南京的意见，这回蒋介石明确表态支持他的意见，决定对南京采取“短期固守”策略，预期坚守一至两个月。接着蒋介石就问起谁愿意守南京,在座的将领却无人应声，见此场景,唐生智便挺身而起:“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固守，与南京城共存亡!”于是固守南京的决策就此确定。11月19日，组建南京卫成司令部,以唐生智为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

1937年11月20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告知中央政府各机关移驻重庆。

第一批划归卫戍司令部的部队有第72军、第78军、首都警备军(下辖教导总队和宪兵部队)。11月20日唐生智就先行视事，11月24日军委会正式发布命令，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会议结束后，根据唐生智的回忆,蒋介石又单独召见了他,询问对于坚守南京的把握有多大,唐生智回答:“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命令，决不撤退!”尽管坚守的决策已定，但蒋介石心中也深知，南京确实很难坚守，在11月27日巡视城防工事时，他就曾叹息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也。”

1937年11月，日军第16师团向常熟附近梅李镇进犯。

在确定坚守南京之后，军委会便开始向南京调集部队，先后调集了66军、71军、72军、74军、78军、83军、第2军团、教导总队等部队，虽然看上去部队番号众多，但各部队在刚刚结束的淞沪会战中损失很大，减员很大，因此实际总兵力不过12万人((其中还包括了3万刚刚补充的完全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

1937年11月25日，日军第9师团占领无锡。门上标语为中国当局所贴。

唐生智之所以主动请缨坚守南京,史学界一般都认为，主要是因为唐生智想借此战重振旗鼓，重掌军权。因为此时唐生智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兼训练总监，而作为当年一方诸侯的唐生智自然是想着能恢复往日的雄风。另外还有资料称，唐生智主动请战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听信了术士顾子同的话，顾子同说唐生智前生是“金陵王”,合当坐镇南京。而且顾子同的占卜结果是日军占领上海之后不会再打南京。因此,唐生智才自告奋勇,主动请战。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日军不打南京，就可以白捡一个慷然救国的英雄美名，名利双收。

曰军乘船向南京进攻。

但是不管怎样，从唐生智在主动请缨指挥固守南京之后的行为来看,确实有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比如11月27日他向新闻记者谈话，就郑重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而且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中，以重病之躯，挺身而出，率军守土抗敌,不愧为一名抗日爱国将领。但是他在战役指挥中，战术呆板，特别是在撤退时指挥上出现严重失误，给中国军队和南京人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这也是他推卸不掉的历史责任。

1937年12月1日，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向丹阳进犯。

而蒋介石之所以会同意唐生智坚守南京的意见，一方面是因为南京作为首都，不战而弃，对于民心士气和国际影响的负面作用实在太大。另一方面，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署了久议未决的互不侵犯条约，所以蒋介石也希望能通过在南京的坚决抵抗，来提高中国在苏联面前的地位，甚至幻想能推动苏联出兵。

唐生智

唐生智，1890年出生,湖南东安人,字孟潇,小名祥生,信佛后法名法智,号曼德。出身于湘军世家,祖父唐本友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在金沙江畔擒荻翼王石达开,以战功升任广西提督，赏穿黄马褂。

1908年，考入湖南陆军武备学堂(陆军小学)第一期。1909年升入湖北武昌第三陆军中学,在谭人凤等人影响下,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8月，从陆军中学毕业后,进入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入伍生队学习。10月辛亥革命爆发,唐生智与几个同学南下上海参加革命,11月在沪军都督府任科员。12月到烟台都督府(都督李燮和)任参谋,后转任连长，因控告营长吃空额而遭排挤。1912年10月考入保定军校第一期步兵科第二连学习。1914年10月,从保定军校毕业，被分配到湖南陆军混成旅任见习排长。1915年12月参加了讨袁护国战争，事败离队。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湘军赶走北洋军阀湖南都督汤萝铭,由刘人熙任临时都督，唐生智重回湘军，任湖南督军署卫队营营长,8月任湖南陆军第1师第2旅第3团3营营长。

1918年升任湘军第1师第1旅第3团团长。1920年12月升任湖南陆军第1师第2旅旅长。1921年2月追随湘军赵恒惕参加湘直战争,任第二纵队司令兼左翼司令。1923年8月赵恒惕就任湖南护宪(省宪)军总指挥,唐生智任第三路军指挥。12月湘军整编，任暂编第4师师长。1924年11月,唐生智据地自雄，所部第4师发展到五万人枪。1926年3月,率部进军长沙，迫使湖南省长赵恒惕离职。湘军第3师师长叶开鑫接受吴佩孚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的委任，率部反攻长沙。唐生智遂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救，广州国民政府随即决定提前出师北伐。

5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兼理湖南民政。北伐军占领湖南后，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湖南军事厅长。8月任中央军总指挥兼左纵队指挥官,北伐军攻占武昌后，第8军留驻两湖整训。1927年2月唐生智将第8军扩充为4个军共6万人，并控制了两湖的军政大权。3月任武汉卫成司令、武汉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四一二政变后，任武汉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总指挥。6月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宁汉合流后任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1929年3月初,蒋桂战争中通电讨桂，并就任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6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兼国军编遣委员会编组部主任。9月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10月率旧部参加蒋介石一方进攻西北军，11月当选国民政府委员、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但却与石友三、阎锡山密谋反蒋。12月1日，唐生智、宋哲元、刘文辉等七十余人通电反蒋，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1930年1月兵败通电下野，从此失去军权。

1931年5月联合陈济棠、李宗仁等成立广州国民政府。12月当选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1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参议院院长。1933年4月任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委员，11月任军事长官惩戒委员会委员。1934年12月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1935年4月晋升一级陆军上将。6月任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12月改任军事委员会第一厅主任兼任训练总监部总监。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兼任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9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11月主动请缨出任南京卫成司令长官，南京失守后引咎辞职，但并未置议。1938年2月免去军法执行总监，随即以父病为由返回湖南原籍，从此避居家乡。1940年4月任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委员，不久又辞职闲居。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内战爆发后，唐生智非常抵触。1948年4月拒绝参加南京政府“国民大会”，11月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拒绝出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并向蒋介石建议停战言和。同时开始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1949年4月在湖南组织“和平自救”运动，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8月参加湖南起义，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4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土改委员会委员。1952年11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9月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12月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55年2月改任湖南省政府副省长、湖南第一届政协副主席、湖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7月任湖南省副省长、第二届湖南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湖南政协副主席。1959年4月任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并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1962年9月继续当选为湖南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1965年1月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并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1970年4月，病逝于长沙。1981年，中共中央恢复唐生智的名誉，承认他为革命的领导干部，委托湖南省委重新为唐生智召开追悼会。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英美等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大力支援中国的抗战，但与中国的贸易仍在不断进行，而日本的盟国德国甚至还在向中国出售军火，苏联也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后更为积极地向中国的抗战提供支援。如果要断绝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势必需要对中国正式宣战。同时由于没有正式宣战，日军对占领区的中国海关无法接收，金融、行政、财政、邮政等诸多方面的管理也非常不便，所以在日本政府高层有关宣战的问题就已经引起了争论。

出人意料的是，日本政府以近卫文磨首相为代表，希望对中国宣战。而日本军方——向来矛盾尖锐的陆军和海军却一致表示以不宣战为宜，因为一旦对中国正式宣战，固然能切断中国与第三国的贸易，但日本自己向其他国家采购军需物资也会同样遇到很多障碍。

近卫文磨

1937年11月，日本内阁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是否对中国宣战，经过研究和分析,最后认为正式宣战对日本弊大于利，因此确定暂不宣战。但是不宣战,就不能成立战时大本营，然而在中国的战争，规模却越来越大，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正向长期化的趋势发展，目前基于和平时代的领导体制已经逐渐开始暴露出不能适应战争需要的苗子，为了协调政府与军方、陆军与海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必须成立一个最高的统帅机构，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11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废除只适用于战时的《战时大本营令》，重新制定了一个既能适用于战时，也能适用于在“在事变之际，按期需要可得设置大本营”的《大本营令》,这个《大本营令》规定:陆海军大臣既作为国务大臣参加内阁，又作为统帅部之一员置身大本营，负责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虽然在《大本营令》中还规定“大本营纯属统帅之府，国务则统属于政府，两者职能范围分界严明”。但是，“收拾时局问题等主要政务，应先在大本营内陆、海军当局对其基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然后移交政府”。而实际上，所有关于战争的重要决策，全部都控制在军方手里。

11月18日、日军以军令第一号命令的形式公布了《大本营令》。11月20日，日军正式设立大本营，大本营直接受命于日本天皇。随后又设立了大本营与政府首脑的联席会议。11月24日，召开了大本营第一次御前会议，通过了对中国的作战计划预案。在这个计划里，确定“华中方面军”(作者注:日军所称的华中也就是通常意义的华东地区)利用在上海周围的胜利成果,不失时机地果敢进行追击。

但当初给该军的任务是消灭上海附近之敌,并使该地从南京方面孤立出来，由于是出于这种要求编组的,所以不仅它的推进能力受到限制,而且很多辎重,甚至连炮兵这样的战斗部队有不少还远在前线部队的后方，因此不能考虑一举即可到达南京。在此情况下，方面军应以其航空部队与海军航空兵协同，轰炸南京及其他要地,并不断表现出进击的气势，以资削弱敌人的战斗意志。统帅部也在考虑根据今后情况，整顿好该方面军新的准备姿势，使其攻击南京或其他地区。

而在华中方面军序列里的第10军，由于在杭州湾登陆后并未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部队伤亡并不大,所以不愿遵守参谋本部所规定的苏州、嘉兴以东的作战地域限制线，一心希望乘胜西进，因此于11月15日决定“以军主力独立果断地向南京追击”。当参谋本部发现第10军违反规定后，要求其立即停止前进，但华中方面军却向大本营提出反对意见，强烈要求乘胜进击占领南京。

日军杭州湾登陆

华中方面军认为“现在敌之抵抗在各阵地均极其微弱，很难断定有彻底保卫南京的意图。在此之际,军如停留在苏州、嘉兴一线，不仅会失去战机,而且将使敌人恢复斗志,重整战斗力量，其结果要彻底挫伤其战斗意志将很困难，从而事变的解决越发推迟……为此，利用目前的形势攻占南京，当可在华中方面结束作战……为了要解决事变，攻占南京具有最大价值。方面军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牺牲，估计最迟在两个月内可以达到目的。我们认为第10军随着后方的建立将可继续跃进，上海派遣军经过10天的休整即可向南京追击”。

日军大本营经过两天的讨论，最后同意了华中方面军的意见，于11月24日下达“大陆第五号令”，废除“临命第600号指示中规定的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境的界限”，同时通知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本部有坚强决心攻占南京”。根据这一命令，华中方面军立即制定了《第二期作战计划大纲》，开始着手进行攻占南京的有关准备。

纵观八年抗战，日军在战略层面的全局计划可以说是几乎从没有过，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日军下级军官擅自发动的“下克上”行为而逐渐扩大的。而八一三淞沪抗战，从现在逐渐解密的史料来看,更多可能是中国为了分散日军兵力而主动开辟的第二个战场。日军原以为占领北平、天津，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战争依然在继续，接着认为占领上海，就能结束战争，但占领上海后，战争还在继续;现在又认为占领南京后，可以结束战争——这样的战略分析，这样的战略决策，实在有些浅薄。

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八号令”，正式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同时公布了华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12月2日，免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石井松根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兼职，专任方面军司令官，而以朝香宫鸠彦王中将继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日军计划是以8个师团的兵力，兵分四路，水陆并进，合击南京。其中上海派遣军沿京沪铁路进攻，第10军从宜兴、溧阳公路以及宁国、芜湖公路进攻，国崎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太平渡江,攻占浦口，切断中国军队北渡长江的退路。

1937年8月淞沪事变发生后，日本仍企图速战速决,运用军事上的优势逼迫中国让步。而国民政府则希望通过淞沪战争将中日争端从地方冲突事件转变为国际问题，利用国际舆论造成对日本的压力，再通过与日本交涉实现“战而后和”，并将希望寄托在11月的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上。但日本却拒绝出席布鲁塞尔会议，并拒绝了各国的停战劝告，使中国寄予厚望的国际调停流产。

但日本很快就意识到光靠军事压力是难以迫使中国屈服的，于是转而企图“将军事行动的成果与外交措施的运用相结合，尽快结束此次事变”。不过由于布鲁塞尔会议已经流产，日本只好通过第三国——德国来调停。

陶德曼

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都非同一般，确实是个最合适的调停者。1936年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还附有秘密协定，规定两国结成共同反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所以德国和日本已是盟友。而30年代德国与中国的关系也相当密切，1936年德国的对华贸易已经在各国对中国商品输入总额(东北除外)中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

德国还帮助中国制订《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计划在华南和华中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为了筹措实现该计划的建设资金，中德签署秘密信用借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方货物信用借款1亿马克。中国将在随后5年中每年购买2000万马克金额的德国军火和机器,在10年内用各种农矿产品归还，每年为1000万马克。在军事领域，双方关系尤为密切，德国顾问团在几年中为中国训练了30万中央军，这支部队就是赫赫有名的德械师,是日后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重要骨干力量。1937年德国以易货供应方式向中国提供的作战物资，价值高达8000多万马克，比1936年激增3倍多。直到1938年7月美国国务院统计七七事变以来各国输入中国军火的数量，德国仍超过苏联位居第一位。

对日本来说,德国是自已的盟友而且在中国没有殖民野心，不会偏袒中国或者在调停中顺手牵羊谋取利益;对中国来说,通过多年来的友好关系，说明德国是可信任的朋友，不会在调停中损害中国的利益;而对德国来说,通过调停，一方面确保其在华的经济利益，一方面确保其与日本的政治利益，防止德日关系因为德国的对华政策而进一步恶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的调停便很自然地为三方都能接受。

1937年10月底,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在上海会见了即将回国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试探日本能接受停战条件的底线。川越表示，日方的基本条件是中国必须断绝与苏联的关系，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以及华北自治。10月29日，陶德曼拜会中国政府外交次长陈介。11月2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达了日本外务省提出的七项和平条件:一、内蒙古自治:二、在华北建立一个沿“满洲国”国境线的非军事区。

三、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队，四、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六、降低对日关税,七、尊重外国权益。11月4日，陶德曼将日方的这七项条件转达给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只要不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通知狄克逊，虽然日本在华取得节节胜利，但基本和谈条件并没有升级，希望德国把这一打算转达给中国政府。

11月28日，陶德曼在汉口拜访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转达了广田的通知。次日，他又与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举行会谈，加紧进行调停活动。12月2日，中国外交次长徐谟陪同陶德曼返回南京，会见留守在那里的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之前，蒋介石召集了在南京的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征求大家对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有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有要求承认伪满，也没有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

孔祥熙

蒋介石也认为日本提出的条件并非亡国条件，决定接受德国调停，与日本议和。12月2日下午17时，蒋介石会见了陶德曼，感谢德国为调停中日战争所进行的努力，并表示中国已准备接受调停。12月7日，狄克逊将德国有关调停问题所做的工作汇总为“调停史记”，提交给广田。但是广田突然表示，由于一个月前日本还没有获得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而目前战场形势已发生转变，南京陷落在即，因此11月22日建议的和谈条件已经过时。

12月8日，日本召开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相的四相会议，研究对华战略。尽管当时日本政府和军方中都有所谓的软、硬两派，但无论哪派，都是想通过对中国施加压力而使之屈服,所不同的无非就是施加何种压力而已。

12月13日，南京沦陷。这使日本国内主战派的势力猛然抬头，从12月14日起召开的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一连举行了4天，才通过了决议。19日根据这一决议确定了外务省方案。这一方案随即在21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并于22日由广田交给了狄克逊。这个方案对原来的条件进行了修改,提出了四项更为苛刻的和平条件，包括“一、中国应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的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二、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内的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四、中国应对帝国赔款""。日本同时还要求在华北、内蒙和华中的一定地区，为了起保证作用，应在必要期间内驻扎日本军队。在签订有关以上各项协定后，再签订停战协定。

看到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条件后,连狄克逊大使都感到太过分了，他认为中国政府是完全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的。但德国政府还是要求陶德曼继续进行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虽然德国希望充当调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由于南京的失守让日本军部的主战势力变得非常强大，日本政府已彻底丧失对军方的控制，中日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国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

12月28日，国民政府召开会议，讨论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条件,此前主和派呼声相当之高。汪精卫甚至建议蒋、汪一同下野，由第三者出面组织政府以换取日方谅解,蒋介石对此颇为感慨:“各方人士及党中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被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不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而日方提出如此苛刻条件，倒令蒋介石如释重负，因为要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无异于投降，所以会议最后一致认为中国无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条款。当日,中国政府正式通知陶德曼，中国拒绝接受日本的四项条件。1月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其屈服面亡，不如战败而亡。”

1938年1月10日，日本提出了第三次对华和平条件,共九条，其条款更为苛刻，这样的条件等于是扼杀了中国接受和谈的一切可能。

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达成了“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为中日和谈之对象，中日问题绝无第三国调停之可能”的一致意见，并在1月17日下午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彻底终结了中日媾和的一切可能。日本并于18日召回了驻华大使。国民政府则在19日发表回应声明，宣告“中国抗战之目的为求国家之生存，为维持国际条约之尊严。中国和平之愿望虽始终未变，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况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能承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潜窃政权，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20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及数百名旅日华侨离开日本返回祖国。至此，陶德曼调停也就以失败告终。

纵观陶德曼调停的整个过程，德国基本上充当了一个递信员的角色。从其国家利益和在远东的总体战略出发,德国希望中日尽快结束战争、同时也不愿意得罪其中的任何一方。因此,在整个调停中,德国尽量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希望双方能尽快取得和谈成果。但中日间的尖锐对立最终使德国的想法成为泡影。

对日本而言，其被初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出了极其苛刻的议和条件，更轻率地宜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关上了和谈的大门，最终陷人了中国战场的泥潭。而蒋介石面对国内的要求和压力，最终克服了国民党内动摇恐慌的情绪，依旧坚持抗战的战略决策。

11月19日南京卫成司令部成立后，办公地点最初在南京唐生智百子亭公馆内(12月9日迁至铁道部)，立即开始制订具体的防御计划。但当时在南京周围的部队，都是刚刚经过淞沪会战，损失惨重，战斗力严重不足，因此根本无力实施大纵深的防御，只得放弃东南主阵地，以复廓阵地为防御重心，具体部署是:88师守备雨花台及城南，教导总队守备紫金山及城东，36师守备江山、幕府山及城北，宪兵部队守备清凉山，教导总队第1团及乌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

11月20日，唐生智发布戒严令，南京地区全面进入战时状态。

日军突破锡澄线后,南京的局势更为严崚，加之坚守南京的决策已定，蒋介石便从正向浙、皖、赣地区撤退的部队中抽出9个师，并从武汉地区的第七战区中抽调2个师,总共11个师划给南京卫戍司令部，这些部队几乎就是蒋介石在当时情况所能调集到南京的全部部队了。至12月8日,这11个师的援军全部到达南京地区，唐生智在得到这些援军后，便决定迅速恢复东南主阵地为第一道防线，以加大防御纵深，具体部署为:72军守备江宁镇，74军守备牛首山至淳化镇一线，66军守备淳化镇至伏牛山一线，83军守备伏牛山至龙潭一线。同时命令大本营作战组撤至武汉，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前往扬州，负责收容整顿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部队，以策应南京保卫战。蒋介石自己还留在南京坐镇指挥。

日军进犯南京路线图(1937年11月13日-12月6日)

当第2军团到达后，又命83军推进至镇江、丹阳一线，而以第2军团接替83军在龙潭一线防务。

唐生智为了表示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决心，将下关到浦口之间的渡轮全部交给36师看管，甚至连卫戍司令部都没留下一只,并严禁任何部队或军人从下关渡江,擅自渡江者一律军法从事。还通知在北岸浦口的第1军，对从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都加以制止，如不听制止，可以开枪射击。

12月7日5时45分，蒋介石乘飞机撤离南京，飞赴武汉，在当天日记里他这样写道;“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临走前，蒋介石和宋美龄还特意来到唐生智家，根据唐生智的回忆，当时蒋介石对他说:“孟潇兄，你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唐生智慷然回答:“这是军人应该干的事情!我还是要重复前天对你说的话,我一定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决不撤退!”

11月19日，日军占领苏州。

蒋介石在临走前一天的晚上,即12月6日晚，召集在南京少将以上军官会议，他在会上表示，南京现在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重心，不能轻易放弃。

自己身为统帅，不能偏处一隅,所以责任迫使自己必须离开,要求大家服从唐生智的指挥，负起坚守南京的重任。为了激励军心,他还表示将要继续调集部队前来策应。

尽管蒋介石离开了南京,但中国军队坚守南京的士气还是相当之高。

【未完待续……】

下期将继续讲述南京保卫战系列，点关注不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