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毛主席的头号秘书，陈伯达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毛主席，即使他的地位再高，也不会得到人们的真心尊重。
因此，陈伯达把毛主席对他的信任，看的比生命都重要。
1965年底，陈伯达看到了一篇文章，心里顿时大吃一惊。在仔细看完这篇文章后，陈伯达立即意识到：这篇文章的署名人虽然比自己的地位低，但文章本身却非同凡响，肯定大有来头。
很快，陈伯达便对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了解。经过了解，陈伯达发现，这篇文章的幕后策划者是江青，支持者是毛主席。
作为毛主席的第一号政治秘书，陈伯达是深受毛主席信任的。然而，这样的一篇重头文章毛主席却没有交给他策划，也没有交给他写。对他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不仅如此，这篇文章从酝酿到发表经历了很长时间，陈伯达竟然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而毛主席也一点口风都没有向他透露。
这篇文章，就是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署名为姚文元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想到这些，陈伯达浑身直冒冷汗，顿时感到自己被冷落了。因为，陈伯达知道，一旦失去毛主席的信任，自己的地位是万难保全的。
1904年10月，陈伯达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岭头村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原名陈健相，字尚友，曾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求学。
陈伯达21岁时，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人介绍，参加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伯达来到上海，向中共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关于这件事情，陈伯达在后来回忆说：“我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的时候，在上海申请入党的。在大屠杀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报纷纷登出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和大批叛徒自首启事的恐怖中，我自愿列在伟大共产党队伍中，就免了我入党的候补期。”
入党后，陈伯达奉命跟随王明和李立山等人，乘船撤到武汉，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
不久后，陈伯达被派往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了学习。回国后，在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负责出版、编辑《北方红旗》。
1935年12月10日，在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陈伯达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派，来到北平，参与领导了全市学生总罢课。期间，陈伯达执笔起草了北平学生运动的宣传大纲。
1936年，陈伯达担任了改组后的北方局宣传部部长，在党内开始有了一定地位。这一年，陈伯达32岁。
1937年8月，陈伯达离开北平，来到天津。此时，陈伯达期望着能有稍微安定的环境，可以继续他的著述，便提出了前往延安的请求。
9月，在中央北方局的批准下，陈伯达来到延安。
在到达延安初期，陈伯达没有引起特别注意，因此也没有得到重用。因为曾在北平中国大学的国学系教过书，陈伯达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安排到创办不久的陕北公学，当了一名教员。
然而，由于晦涩难懂的闽南口音，陈伯达虽然理论水平很高，但却很难得到学员的认可，后被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当教员。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培养理论干部的马列学院成立后，陈伯达被莫斯科中山大学同期同学、兼任院长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调到马列学院，当了教员。
在这里，陈伯达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并在张闻天的介绍下，认识了毛主席。此时，毛主席与陈伯达也只是认识，而没有特别注意。
不久后，在有毛主席参加的理论座谈会上，在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争论不下时，陈伯达抓住机会，特意放慢语速发言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听了陈伯达的发言，毛主席表示满意，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
在座谈会结束后，毛主席还特意将陈伯达留下来交谈，并特意邀请他到机关合作社食堂，与一位美国记者吃了晚饭。
席间，毛主席与陈伯达谈得十分投机，并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后来，毛主席又多次听了陈伯达的讲座。
1939年，经过多次考察后，毛主席将陈伯达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实际上，这个职位就是毛主席的办公室副秘书长，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工作。此后，陈伯达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了30多年。
对此，陈伯达曾感激地说，是毛主席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
后来，陈伯达的职务虽然在称呼上有些不同，但却一直都没有脱离毛主席的政治秘书这一最重要的职责。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了中央主席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陈伯达为首席秘书。其分工为：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
在多年的任职过程中，陈伯达深深地知道，没有毛主席的信任，他无论走的多高，地位都不会稳当。因此才有了1965年的大吃一惊。
在陈伯达看来，既然江青能在幕后指挥搞出这篇大文章，说明江青在毛主席那里的政治分量，便又加重了。
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中共中央排名第四，在毛主席、林彪和周恩来总理之后，康生之前。
此时，陈伯达的政治地位达到了顶峰。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上，陈伯达因为不当言论，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在会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便从会议的主席台上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