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一天，济南军区的大院门口突然来了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或许是因为长期奔波劳累的缘故，老人面黄肌瘦，蓬头垢面，俨然像是个乞讨为生的老乞丐。

门口值班的哨兵注意到老人一直在军区门口徘徊张望，似乎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便主动上前询问缘由。

而面对小同志的关心，只见老人泪眼婆娑，颤颤巍巍地从包袱中掏出一张早已揉旧了报纸，指着报纸上的人物表示道：

“我叫侯礼祥，化名李祥，是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团长。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找到我的老战友及老上级，找回我丢失了20多年的党员身份。”

听见老人的哭诉，哨兵将信将疑，急忙将老人手中的报纸给接了过去。哨兵定睛一看，心里直呼好家伙，原来老人想找的老战友竟是被授予上将军衔、当时就任济南军区司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杨得志。

众所周知，每个党员都拥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十月怀胎的母亲赋予的肉体生命；而另一次，则是代表着终身奋斗的信仰的党赋予的政治生命。

而对于12岁就丧父丧母，成为流浪街头的孤儿的侯礼祥来说，他的政治生命，却是由一个代号为“梁子”的党的地下工作者所开启的。

1915年，在荆州的街头上出现了一个年幼的乞儿。乞儿衣衫破旧，面黄肌瘦，因身材矮小，找不到什么合适的活干，只能靠乞讨为生。这个乞儿，那便是年仅15岁的侯礼祥。

事实上，侯礼祥也并非是荆州本地人。1912年，侯礼祥出生在江陵县熊河镇侯垱村。父母虽是以庄稼为生的农民，但好在两人干活勤恳，侯家的经济情况也还算过得去。

而在这种和美开明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侯礼祥，接受过4年的私塾教育。与同龄人相比，侯礼祥在思想方面较为成熟，对世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知。

或许是天不遂人愿，在候礼祥12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侯礼祥的父母双双离世。于是，这本就不算富裕的家里，只留下侯礼祥这一个孤儿苦苦度日。

在花光父母所剩不多的积蓄后，为了不被饿死，侯礼祥辗转至荆州，开启了艰苦的流浪生涯。

试想，一个文化水平不高且力气不如成年人的小孩，在这偌大的城市里又哪有那么容易找到谋生的方法？毫无疑问，在经历过无数次的碰壁后，侯礼祥只能跟着本地的乞丐们，靠讨饭来维持生计了。

在这群乞丐中，有一个叫“梁子”的乞丐对这个小小少年格外关照。梁子身材高大，双目炯炯有神。而无论是其非凡的谈吐，还是其待人的手段，都实在不像是个“专业的”乞丐。

事实上，这个潜藏在乞丐间的梁子，其真实身份，实则为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经过多日的相处，梁子发现侯礼祥这位少年虽然年纪尚小，思想觉悟却不一般，便有了带他参军的念头。

而在听到梁子的建议后，想到家中被地主豪强占的数亩田地，侯礼祥双拳紧握，眼神坚毅地表示：“只要参军能把我们农民自己的东西从地主老财手里夺回来，我就跟你去！”

听到侯礼祥的回答，梁子心头颤动，握住少年的手久久不能言语。

1927年，梁子带着侯礼祥从沙市洋船码头出发，将其安置在了我党在汉口设立的招待内。

1928年，16岁的侯礼祥被分配到了工农红军红三军团5师14团。在登记名册的时候因侯礼祥仅报出了自己名字的后两个字，于是他的名字被阴差阳错地记成了“李祥”二字。

当时的侯礼祥天真烂漫，联想到梁子的身份，以为名字不过是在党的代号罢了。

那时的他，是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因为这次的阴差阳错，就会造成自己一生的错位的遗憾。

1929年3月，因为在部队表现优异，加入红军仅一年的侯礼祥便成功入了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作为一个在尘世流浪近3年的孤儿来说，部队俨然成为了他人生的最温暖的寄托。

尽管这里有怎么也做不完的训练，怎么也流不完的汗水，但无论是组织的关照还是战友的关怀，都足以让侯礼祥铭记一生。而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战友，应当是比他早先参军的杨得志。

作为同龄人，杨得志仅比侯礼祥大一岁。或许是缘分使然，两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便一见如故，甚至理想信仰，兴趣爱好都十分相似，时常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所以，从职位上来说，杨得志虽是侯礼祥的上级，但在交往中两人却是堪比亲兄弟的好朋友。

1934年，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共产党带领红包主力开启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勇征腊子口，在这条处处都是艰难，处处都是险阻的长征路上，侯礼祥和杨得志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面对困难毫不退缩。

两人一个是先锋队红一军的营长，一个是红一军的团长，相辅相成，协作分工，带领战士们为后面的主力部队扫清障碍。

1935年9月16日，在腊子口一战中，在国民党军队的猛烈攻势下，杨得志身负重伤。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兼好兄弟，侯礼祥临危不惧，冒死将其从敌方的包围中抢救出来。

而也是这次的舍命相救，杨得志与侯礼祥的感情更加深厚。两人甚至以天为证，以地为评，结为了异姓的好兄弟。

1936年2月，因这两位强渡大渡河的勇士在飞夺泸定桥大战中表现突出，论功行赏时，侯礼祥被升为了红一军第13团的团长，杨得志升为二师师长。

同时，考虑到侯礼祥在战役中右大腿骨裂，脖子也被子弹射伤，1937年，部队便决定将其安排到瓦窑堡医院进行疗养。

对于侯礼祥来说，在瓦窑堡疗伤的日子算是他一生中最安逸自在的时光。这里的他，不必挨饿，也不再迷茫。

除了疗伤外，作为部队高度重视的战士，侯礼祥还被安排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红军大学，与杨得志等战士进行文化再教育。

都说想了解一个人的品行，就应当从他的人际交往着手。在瓦窑堡疗伤和学习期间，靠着真诚谦逊的个性和独特的个人魅力，除了与杨得志来往甚密，侯礼祥与我军杰出的悍将--许世友将军也结为了好友，就连周总理都曾亲自来到瓦窑堡探望这位年轻有为的战士。

从红军大学毕业以后，杨得志成为八路军115师某团的团长，继续带领战士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而被任命为中央军委警卫团第一团副团长的侯礼祥则留在了延安，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障工作。

尽管两人因岗位不同踏上了不同的征程。但作为侯礼祥的战友兼好兄弟，杨得志却始终相信，革命信仰如此一致的两人，只要不断前进，终有一日必将迎来顶峰相见。

只是，令他往往没想到的是，在1955年9月的解放军授衔仪式上，自己和杨勇等1048位老革命家都在殊荣之列，而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多年的侯礼祥却仿佛人间蒸发般，不见了踪影。

1961年的一天，在济南军区任职的杨得志突然收到中央军委办公厅转交的一封信件。而信件的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与其失联多年的老战友—侯礼祥。

对于侯礼祥的来信，杨得志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就拆开信件查看其内容。

而等他看完信件，却不由地眉头紧皱，哀叹不止。根据信件中描述的一些两人相处的私密细节可知，来信人正是侯礼祥本人无疑。可根据其阐述的内容和诉求，却让杨得志明白，这封信俨然是老战友的求救信！

原来，自上次学校一别，侯礼祥后来的遭遇并不算太好。甚至因为种种意外连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都被丢失了，被指控为了“特务”。

而此次来信，也是因为最近他偶然在小摊报纸上看见了杨得志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消息，因而想着能借助各位老战友们的帮助，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

侯礼祥的救助信情真意切，让人动容。虽因篇幅问题，尚未说到这些来他究竟遭遇了那些变故，但无论是信中对战友的思念还是今日生活的囧迫，都足以让同一战壕出身的杨得志潸然泪下。

因为工作繁忙的缘故，杨得志只能匆忙为其写了能证明其身份的回信，并在信中叮嘱侯礼祥，只要将这份信件交由当地政府处理，便可助其恢复名誉。

杨得志想着，等各自的事情都顺利处理完后，兄弟两人还可以找个机会聚一聚来着，可谁曾想，这一等竟又等了10年。

时间拉回到文章开头的1971年。在哨兵的谨慎处理下，侯礼祥来访的消息被成功传达给了杨得志。

得知十年前寄来救助信的老战友再度出现的时候，杨得志心虽激动，但在得知来者既未携带任何身份证件，又拿不出自己当年寄给他的手写信时，保险起见，杨得志还是决定让其另写一份书面证明，稍后再做打算。

对于杨得志的小心谨慎，侯礼祥也表示十分理解。毕竟在那个时候，国内的“反动势力”尚未铲除，作为司令员的杨得志不得不防。在参谋员的安排下，颠沛多日的侯礼祥被安置在了附近的一家旅馆稍作休息。

而也正是这家旅馆微弱的灯光下，侯礼祥拿着纸笔，一边回忆着当年在部队中，与杨得志等战友相处的点点滴滴，一边写下了自己这封堪称老革命回忆录的书信。写完信件后，已至鸡鸣犬吠的后半夜。

望着自己的一字一句，侯礼祥泪流满面，悲喜交加。见信流泪的，除了侯礼祥本人，更有后来阅读信件的杨得志。通过对比两封来信的笔迹和口吻，杨得志已经万分确定，那人正是自己的老战友侯礼祥。

想到这些年侯礼祥可能吃过的苦，杨得志连忙招呼警卫，快些将他迎到自己办公室。

等时隔34年的两人再度相见时，看着曾经意气风发的兄弟竟比自己还苍老，作为大哥的杨得志忍不住心疼道：“李祥兄，如今你怎落得这副境遇？”

听见这句话，这个坚挺了大半辈子的硬汉竟嚎啕大哭起来，哽咽说道：“老首长，我这次来什么也不求，就求能找回我的政治身份啊！”

同是一个战壕出身的两人，奋斗半生归来，一个已是身居要职的开国上将，而另一个却是跟着党的脚步奋斗半生，却被误认为“特务”的庄稼老汉。

一切的缘由，终究是阴差阳错，命运无情！而这份差错和无情，应从1939年，侯礼祥受伤“转业”说起。

1939年，因为伤势过于严重，侯礼祥被上级安排至他的老家江陵县，在后方从事地下工作。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性，在江陵县，侯礼祥只能化身为经营棋牌室的侯文彬生活。而这也是杨得志等人后来苦寻侯礼祥多年却始终无果的重要原因。

明面上作为棋牌室老板，为了养家糊口，侯礼祥在经营店铺时还是比较用心的。像是顾客茶水的供应，棋牌赌局的照看，侯礼祥都是拿出了百分百的精力，做到事无巨细。

也正是他这种细致入微的服务态度，侯礼祥的棋牌室在当地算是经营的十分不错，每日都有不少顾客前来光顾。

所谓繁华之下必有窃贼。一日夜黑风高月，趁着侯礼祥不注意，一个盗贼竟摸到他家中，进行行窃。

而更离谱的是，要是窃贼偷点钱财倒也没什么，可他盗走偏偏是侯礼祥藏在床底多年，装载着所有能证明他荣誉和身份的军官证、残疾军人证以及红白区来往护照的那个小皮箱。

证件的丢失，无疑是对侯礼祥政治生命的一次重大打击！怀着忐忑的心情，1940年4月，侯礼祥迎来了自己作为地下党员的第一份正式任务--以国民党伪联保主任的身份打入敌人内部，找出潜藏在组织中的叛徒。

事实上，与在前线奋勇杀敌的战士相比，每一个在暗处潜伏行动的红色特工，其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辛酸与苦痛。

为了革命工作，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忍受人民大众甚至我方不知情人士的鄙夷与批判。作为红色特工，在他们在敌方阵营里身心遭受的折磨更是令人难以想象。

当时，被江陵县县委书记魏西安排在当地日伪政府担任保长职务的侯礼祥，便是如此境遇。

作为因为这个特务身份，侯礼祥时常都会遭受当地百姓的唾弃和嘲讽，但为了早日揪出叛徒，这个刚毅的汉子却硬是一声也没有争辩过。

就这样，时间来到1942年。那一年，湖北“铁匠”将军张秀龙已经率领部队挺进了湖北潜江县。作为与张秀龙早已相识的战友，侯礼祥得知这个消息自然是喜出望外。

当时的侯礼祥因为种种缘故，已经与原来的地下组织失去联络。张秀龙的到来，显然是给焦急不安的侯礼祥打了一剂强心剂。

张秀龙

可惜造化弄人的是，1942年7月，当张秀龙所在部队将进入潜江县，与侯礼祥碰面时，突然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敌军竟正好从对面打了过来。

因不知对方底细和规模，谨慎起见，张秀龙只好带领战士们暂且退出潜江。而也正是这一巧合，竟恰好“坐实”了侯礼祥的“特务”身份。自此，这个戎马半生的老革命家开启了他艰难的“特务人生”。

新中国成立后，因找不到曾经的地下组织，也无法证明自己的红军身份，作为曾经担任为日伪政府保长的“特务”，侯礼祥遭到了百姓的谩骂和批判，就连村中的亲友也对他十分不待见。

起初，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和尊严，侯礼祥也曾试着讲述自己参军的经历，道出自己作为地下工作者的隐忍。但无论他说多少次，到头来却只能迎来乡亲们的质疑和刁难。

而在这些不理解的声音中，侯礼祥变得越发沉默。在一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这个原本前途无量的革命战士，逐渐成为了侯垱村的一名普通农民。

都说不再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作为我党培养出来的优秀战士，尽管命运弄人，侯礼祥却从未放弃过找回自己身份的想法。1961年，侯礼祥在报纸上发现了杨得志、杨德、陈赓等人授予上将的消息。

看着这些熟悉的名字，侯礼祥欣喜若狂，想着也许自己能通过这些老战友的帮助来恢复自己名誉。经过几个月的辗转，侯礼祥终于收到了杨得志等人的回信。字里行间，这些老战友都表示自己可为其证明身份与清白。

面对昔日战友的关怀与帮助，侯礼祥热泪盈眶，既为这份雪中送炭的战友情而感动，又为自己即将“沉冤得雪”而感到高兴。

可惜命运弄人的是，等侯礼祥将这些信件交由当地政府处理的时候，那些干部们却纷纷嗤之以鼻地指着的信上的“李祥”表示：“你一个反革命的坏分子，怎么可能认识济南军区首长？”

为了控制住这个“四处惹火”的“特务”，干部们更是直接将侯礼祥管控在了当地林场，断绝其一切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对他进行劳动改造。而这一改造，便是整整十年之久。

改造的日子虽然枯燥艰辛，却也让侯礼祥想通很多事情。对于曾经遭受的委屈与无奈，他不再怨天尤人，而是用一种更加宽容和平和的态度接受和消化。而对于恢复自己红军和党员的身份，侯礼祥却是从未产生过动摇的念头。

1971年，在刚刚恢复自由身后，侯礼祥便偷偷从生产大队跑到济南军区，希望能得到当时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的帮助。

“说起来也怪不好意思的，因为身上也没有什么钱，这一路走来，我都是靠扒别人的顺风车过来的。饿了就吃点田里的黄瓜，渴了就在河里鞠捧水喝。

有次过水路没有钱买船票，一个老太太看我可怜，还特意捎带我上了船。看着我年过半百了还一副乞丐模样，就问我这是要上哪去。当时，我还特别自豪地跟她讲说，我要去找我的老母亲嘞！”

顿了顿，侯礼祥哽咽道：“我12岁的时候亲生母亲就去世了，说起来，供我吃供我穿，还供我上大学读书的党，可不就是我的老母亲吗？”一阵静默后，这两个年过半百的老革命家竟像个孩子般，在这办公室里抱头痛哭起来。

因为公务繁忙，杨得志无法亲自为侯礼祥办妥身份矫正的工作，只好再次写下一封亲笔信，让其带着这封信去找武汉军区的司令员曾思玉处理恢复身份的事宜。

同时考虑到侯礼祥当时身上没有什么钱，杨得志还特意塞给他二十斤的粮票和一百块钱当做路费。

杨得志以为，在曾思玉的协助下，侯礼祥多年来的心愿肯定能了却。可谁知，不凑巧的是，等侯礼祥赶到武汉军区的时候，曾思玉却因公事不在军区。而更加可恨的是，在他一日日的焦急等待中，可恶的小偷竟又瞄上了他的物件。

一日趁其不备，小偷竟将他包袱里的粮票、现金以及杨得志那封亲笔信一齐盗走了。自此，回到老家后的侯礼祥心如死灰，再也不敢对恢复身份这件事抱有任何期待了。

1974年6月13日，当时担任着武汉军区的司令员杨得志亲临荆州。此次杨得志的荆州之行，一来是视察当地政府的工作情况，二来也算是拜访自己可怜的老战友侯礼祥。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当他向荆州司令员问起侯礼祥这位老革命家的状况时，司令员却表示没听说过这个人。

而等司令员派底下干部将侯礼祥接来江陵县的时候，看着这张面孔，一些不知实情的江陵县干部竟纷纷表示：“那不就是在林场改造了十年的特务吗？”

尽管不知为何侯礼祥还是未能恢复自己身份，但听到这些歪曲事实的话语，杨得志立马握着侯礼祥的手，铿锵有力地表示道：

“我可以以我的人格和党性担保，在你们眼前的这个人，绝不是什么特务。在长征路上，他是曾救过我命的红军团长；在红军大学里，他是与我信仰一致的同窗；而在党的队伍里出现叛徒时，他是忍辱负重的红色特工。让这样的英雄流血又流泪，是党和人民犯的一次极其重大的错误！”

在杨得志的介入下，江陵县政府开始重新调查整理侯礼祥的档案，恢复了侯礼祥的“老红军”、“老革命家”等身份。

考虑到侯礼祥因早年征战的缘故，身体状况十分糟糕，且经济情况不太理想，江陵县政府还专门给予其“二级甲等伤残军人”的待遇，不仅每个月有40元的政府补助，平时的看病吃药都不用再花钱。

虽说军人的身份得以恢复，但因为组织原则等原因，直到1991年去世，侯礼祥的党籍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而这，也成为了这位流血又流泪的英雄的心中，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