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本周发布了第20期全球2000强排行榜，列出了全球顶级的上市公司。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是中国的收益。包括香港在内，今年中国公司的数量共计346家，而20年前只有43家。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23年福布斯全球2000强名单中，中国的存在仅次于美国，美国有611个成员。 中国在福布斯全球2000强榜单上的公司总数增加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指由中国政府通过所有权股份最终控制的公司。许多企业早已超越了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技能，公开交易，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在新的福布斯全球2000强名单中位列前五名，都被认为是国有企业，凸显了它们的影响力。 与20年前相比，非国有私营企业，如电子商务重量级企业阿里巴巴、苹果供应商立讯精密和巴菲特支持的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也在榜单上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并在今年的排名中名列前茅。然而，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支持却没有得到重视。 中国政府支持私营企业的一些更细微的方式是什么？今天，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中国企业在开发新技术时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美国可以如何应对？ 本周，我与新书《新中国游戏手册：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作者金克玉通过Zoom交流了这些问题。金克玉，40岁，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她在伦敦和北京之间奔波，是历峰集团的董事会成员。她在伦敦发言。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摘录。 弗兰纳里：国有企业在当今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使它们在变化的时代中保持着强大的力量？ 金先生：国有企业是"中国政府的中国团队"的一部分。它们在战略部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代表政府承担大型项目，包括基础设施--例如当中国想要申办奥运会、建设工业园区或想要处理一个新行业时。国有企业被认为是承担大型项目或执行中央政府任务的可靠公司。 它们被当作现代企业来经营。我们必须看到，国有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里有了很大的发展，其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与私营企业趋同。但它们的目标并不只是像私营企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它们也有义务。有些是战略部门的垄断者。 弗兰纳里：这些年来，并购在它们的大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金：极为重要。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部分。即使在过去的几年里，国有企业也在进行整合，以避免国有企业之间出现"锦标赛式"的竞争。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了，但权力和国有资产却在集中。同样，这是在战略行业，而不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 弗兰纳里：你在书中提到，国家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比公认的要普遍。私营部门公司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合作有多重要？ 金：它们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独特模式的一部分。在书中，我强调了"市长经济"--地方官员在支持私营部门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地方官员也控制着地方国有企业。他们利用国有企业作为借款的平台，以开展大型项目，并与私营部门合作。国有企业往往是私营公司的小股东。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私营企业的股东都是国有企业。 事实上，绝大多数私营公司的股东都是国有企业。他们可以帮助私营公司克服体制障碍，帮助安排银行贷款，帮助他们获得许可证和合同，或克服繁文缛节。许多私营企业经常寻求国有企业的参与。 但情况很复杂。在某些情况下，有一个国家合作伙伴或少数利益相关者是很麻烦的，决策或干预的效率不高。但正是与这些国有企业的网络联系对私营企业有利。 而如果我们看一下数据，那些与中央国有企业有更紧密联系的企业实际上是更有生产力的企业。这就推翻了一个常见的假设，即私人与公共的联系往往是腐败和腐朽的。事实上，最具生产力的公司是那些有国家支持的公司，或者说它们因为有少数国家的支持而变得更有生产力。 弗兰纳里：这在电动车制造商中是如何运作的？ 金：例如，蔚来（NIO）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合肥市政府是一个股东，不久后就兑现了。地方政府不一定想成为长期的利益相关者。通常情况下，会有经济收益，但更多的时候是在他们可以帮助私营企业家成功的起点上。一旦他们的投资有了可靠的回报，他们就会兑现。他们不是长期投资者。 因此，这与补贴非常不同。来自地方政府的直接财政支持也非常有限，现在更是如此，因为地方国库不再那么充盈。相反，地方政府帮助撬动社会资本，帮助这些有前途的公司筹集资金，而不对公司有非常多的财务利益。这是地方政府帮助当地企业家的一种方式，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在创建产业集群和协调供应链方面的帮助。 然而，国有企业则不同，与地方官员不同，它们有可能成为长期利益相关者。两者有不同的利益--国有企业更多的是经济上的财务驱动，而地方政府关心的是就业的种类、数量、吸引的人才。他们没有一个纯粹的财务目标。 弗兰纳里：你认为这种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中国下一章的技术发展，比如说人工智能？ 金：我们在世界各地一直在谈论公私合营--PPP。它往往是非常低效的，或者范围非常有限。这在中国的效果要好得多。它不是没有效率和浪费，但这是一种模式，公共方面实际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对中国的人工智能或高科技的雄心至关重要，但我们必须对我们正在谈论的政府角色有细微差别。例如，中国政府在全国各地安装了400万个电动车充电器，这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你与美国的数字相比较，后者是14万个。但国家是否善于挑选赢家？不，它并不擅长。 创新最终是一个连接产业、实验室和大学的生态系统。事实上，中国正在从日本和美国的模式中获得灵感，在这些模式中，国家对该生态系统的协调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不能忘记美国政府在互联网、个人电脑或喷气机背后的作用。特斯拉和SpaceX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因此，我认为它将在中国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在那些需要在长期和不确定的投资周期内提供大量资金的部门。 但是，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中国的私营公司不需要国家的帮助，例如与消费者有关的创新。事实上，那里的参与越少，结果越好。但如果你谈论国家在涉及大量资金和患者资本的领域的作用，例如在量子、太空甚至人工智能的某些方面，它将是非常重要的。 弗兰纳里：你在书中描述的不断发展的中国游戏规则与美国有什么不同，美国如何努力追求一个相对于中国的公平竞争环境？ 金：中国需要更多的市场和更少的国家干预；美国则需要相反的情况--更多的国家和更强的国家能力。 不过，最终，如果我们真正看一下许多这些关键的尖端领域，美国和中国之间有大量的我称之为竞争性的合作。如果你看一下可再生能源领域，例如，特斯拉选择了一家中国电池制造商，该制造商正在德国建厂。日本和美国公司正在与中国的电动车公司进行投资，这样他们可以把技术带回国内。这实际上既有利于中国和美国，但最终也有利于世界。 我不认为我们不想通过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竞争来扼杀这种竞争--这最终是一件好事，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实际上出现了更高的集中程度和更多的垄断，而不是更多的竞争。正是在广阔的中国市场上激烈的国内竞争和大量的人才，使中国公司如此创新。他们没有任何选择，只能竞争。 弗兰纳里：那么，除了利用这种公平竞争之外，美国应该如何寻求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金：与其试图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中国，不如利用竞争力使自己更强大。中国的竞争刺激了美国的发展，因为你的后视镜里有一个竞争者。这与日本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技术竞争鼎盛时期的比喻相同。日本推动了美国的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它应该向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开放更多，在中国市场上给他们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接受竞争了--和美国一样，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竞争，而不是更少。 福布斯2023年6月8日拉塞尔-弗兰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