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华，占领大清帝国首都北京长达一年之久，是为庚子国难。一年后，清廷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北京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再出卖了大量主权和赔款4.5亿（加上利息达到了9.8亿两，分39年还清）白银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才得以西安返回北京（两宫回銮）。

这一回算是彻底把大清打服了，连慈禧老佛爷也觉得不改革，大清就会马上玩完了，遂开启了大清帝国最后的改革运动。再加上辛丑条约中还有个奇葩的规定，那就是洋人强制清廷处死178名清廷高级官员，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反对改革的顽固派。如此一来，为大清帝国的改革运动扫清了最大的障碍。

《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病逝，慈禧采纳了李鸿章临终遗言，让袁世凯接任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之职。袁世凯在北洋大力推行新政，兴办实业、编练新军、建设铁路、筹建警察等等，由此也形成了北洋派势力。同时袁世凯与清廷中枢军机处首魁庆庆王奕劻结成同盟，奕劻生性贪婪，北洋派也是良莠不齐，内中腐败让人瞠目结舌。

慈禧在逃难西安的途中，因为瞿鸿禨和岑春煊等清流党干吏的护送陪护，让慈禧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于是很快进入大清帝国的中枢，瞿鸿禨被提拔进入军机处，而岑春煊则在地方担任总督，与袁世凯并列“南岑北袁”。清流党不像顽固派只知道“之乎者也”，他们既有传统文人的风骨，也有办洋务的新能力，如瞿鸿禨就非常精通洋务，丝毫不比袁世凯差。

北洋派和清流党互相不对付，自然也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双方拉开架势便斗将起来。首先是清流党人率先发难，瞿鸿禨打出“整肃吏治”的牌开始对北洋派“进攻”，一场清末最大规模的“反贪风暴”正式上演，而这一切的导火线则是奕劻的好儿子载振的风流孽债，即杨翠喜案。

1907年5月7日，御史赵启霖上折指控袁世凯亲信段芝贵以重金于天津买歌妓杨翠喜献给载振，又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两作为奕劻的寿礼，因此而由一介道员跃升巡抚。慈禧得悉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撤去段芝贵的署黑龙江巡抚之职，并命醇亲王载沣与大学士孙家鼐确查此案。

随着调查的深入，奕劻和袁世凯更多的“黑材料”被爆出，慈禧一度想着罢免奕劻，当时坊间更是疯传着瞿鸿禨接替奕劻担任首魁、岑春煊接替袁世凯主政北洋的消息，清流党对北洋派似乎就要完成最后一击了。但是，袁世凯岂是草包，哪会坐以待毙，袁世凯抓住了慈禧心中最大的芥蒂——康党（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原戊戌变法维新派）。袁世凯伪造了岑春煊与康有为的合照，并动用关系让报纸刊登，大肆渲染岑春煊勾结康有为的“犯罪事实”。慈禧闻讯后，当即将岑春煊调离北京到边远的地方担任总督，实际上就是排除出了核心圈。

岑春煊的调离，瞿鸿禨在军机处自然就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不久后在奕劻和袁世凯的联合攻诘之下，被慈禧免职。随着瞿鸿禨的免职，大清帝国内部少有的“正能量”清流党彻底失势，这场轰轰烈烈的整肃吏治运动（反贪风暴）终究是草草收尾。慈禧还借此机会将载沣、世续、载泽、善耆满洲亲贵安插入军机处，并把持军政大权。随着这些满洲亲贵的上台，他们更加贪腐且没有实际处理问题的能力，他们还大肆排挤汉人大臣，导致民怨沸腾，天下离心，大清帝国就是在这条不归路越走越远，最后直坠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