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修《新五代史》时候有死节三人、一行五人，但绝没把杨凝式与冯道这两大善变的文人“打入好人之列”。两人在薛居正的《五代史》》中归于《周书》即以其二人皆仕郭周又死于该朝之故；欧阳修的史书中无杨凝式之传而在其父杨涉（在《唐臣传》）中有叙，且只寥寥数语（四十字），冯道传在《杂传》，自然是大受贬低。
就杨冯二人的个人学养来说，当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由于他们“历事数朝”而没了忠臣孝子的清誉。杨凝式长于诗歌，更精于书法，其书法比宗师欧阳询、颜真卿，又有自由变化，是当世名品，以至北宋御府存其草书《古意帖》、行书《乞花帖》、正书《韭花帖》。
杨凝式与平民出身的冯道不同，家系是唐朝旧贵。其曾祖父杨收，在唐懿宗时作过宰相，杨凝式也出生于懿宗朝的末年即咸通十四年（873）。
杨凝式的祖父杨严，官至兵部侍郎，亦为唐朝显宦。杨凝式的父亲杨涉则有进士身份，在唐昭宗朝时官至吏部侍郎，到唐哀帝（即昭宣帝）时被任命为宰相。得宰相之位，常人都要欢欣鼓舞，而杨涉则大为沮丧，回家后对儿子杨凝式说：“我没法摆脱险恶的政治罗网，恐怕祸由此相位而生，要连累你了！”
此时的杨凝式已经二十多岁，更有进士及第身份，任史馆官员，懂得政治的险恶，但其由儒家君臣父子那套理论提供的基本道德观念还能发挥作用。时当朱温篡唐，其父杨涉为求自安，打算将所掌管的传国玉玺送到朱温手中。杨凝式闻之，劝谏其父：“大人您身为宰相，国家弄到这步田地，不能说没有过错，现在更要手持天子之印绶交给他人，以保富贵，恐怕后人的指责在所不免了！”
杨涉闻言，大为惊骇，指责他说：“年轻人，你懂什么？这样的言论会招致灭族之祸的！”尽管儿子对父亲的指责有失人子礼数，但作为父亲杨涉的行为更不合儒家君臣之伦理。
杨涉在既羞又怕的自责中沮丧了好几天。然而杨涉所言不虚，当时朱温怕唐朝旧臣不服，曾指使人打探消息；有谁不服，就罗织罪名，抄家杀人，致使大量勋旧之族受到牵连。杨凝式见父亲且羞且惧的神色，乃知自己所言事关重大，就想把后果控制到最小程度。
怎么办？装疯吧！《五代史补》说：“遂佯狂，时人谓之‘杨风子’也。”若一定要想象这位历史学者、书法家的状况，就联系一下《水浒传》上宋江浔阳楼写“反诗”被黄文炳揭发后的状况吧！那宋江披头散发，在屎尿窝子里打滚。不过，小说中的宋江没能逃过去，现实中的杨凝式得以过关。多说一句，也许《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先生细读过《五代史》有关著述，才把杨凝式的故事转移到宋江那里去。
有了这次直言后装疯的经历，杨凝式不再正直了，他变得可塑性极好。不仅平安生活在朱梁一代，而且历事唐、晋、汉三朝，终老于后周。
杨凝式对外常称自己有心疾（即现在说的“心脏病”），时人以为他是在耍滑头，实际上他真是在劝阻父亲带来的深度忧虑中受了惊吓，于是装疯也装得比较像了。当然，他可以夸大心脏病的程度，使自己既有奉禄又不担重大责任，尤其不卷入核心权争。
后唐同光年间（923-926），杨凝式职任比部员外郎、知制诰，这个比部员外郎之职无所谓，知制诰却是机要之职，当时得有翰林学士之衔才得担任。他不想担此重任，就以有心脏病为名，申请罢职，改任给事中兼史馆撰修，判馆事。这“判馆事”一职是最实际的，也就是依给事中的官衔实处史馆事务。
王朝政治就这么奇怪，你想当的官职不一定能当上，你不想当的官职偏让你当。到了后唐末帝（亦称废帝，即李从珂）时期，他被提升为兵部侍郎，这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又不得不以本职扈从皇帝，所以故伎重演，称有心脏病，无法尽责，并在军中大肆宣扬。李从珂见他倚老卖老，也没办法，“优容之”算了。
混到石晋天下时，他还是这一套，且态度越加放肆，以礼部尚书之衔退休后，闲居洛阳一带，言行上有些过分，石敬瑭也因他是历经三代的“俊才耆德”，不予过问。
石重贵继位后，杨老先生混到了“绝俸”即没工资的份儿上了，多亏宰相桑维翰给他奏报了太子少保一职（在洛阳办公），才得以渡过家庭财务危机。就这样往下混，直到周太祖登位后第四年即德元年（954），老家伙才以八十五岁高龄病逝于洛阳。
那个年代医疗条件不发达，世代又迭生变乱，一个有心脏病的仕宦之人能活到八十五岁，确实是个奇迹。
杨凝式的保养之道除了远离权力核心或曰政治旋涡之外，很大的一点就是他心地较宽并爱开玩笑。有一次他从汴京回洛阳闲居，正值一位叫张从恩的官员赴任洛阳府尹，又赶上洛阳辖地大闹蝗灾，于是老先生就写了一首调侃诗送给张从恩，开玩笑说蝗虫是张带来的，诗云：“押引蝗虫到洛京，合消郡守远相迎。”
张从恩见之一笑，也没责怪老前辈。
杨凝式与官开玩笑，也与仆人开玩笑，在洛阳时，每每出行，仆人请示到哪里去，杨凝式有时说：“去东面的广爱寺吧！”
仆人则说：“不如到西边游石壁寺。”
杨老先生有所动摇，改成商量的口气：“还是游广爱寺 吧！”
仆人坚持说：“去石壁寺！”
杨老先生说：“那好，就去石壁寺好了！”
听过这段对话的人，无不拍掌大笑。因为在那个时代，主人的命令是不能轻易更改的，更别说讨价还价了！
比杨凝式小九岁的沧州景城人冯道虽然有“先世为儒”的背景，但他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底层知识分子或说边种地边读书的文化人。他最初的理想是走科举道路，由于世乱而未遂其志。
与作为诗人、书法家的文化精英杨凝式不同，冯道表现自己为文化精英的杰作是他借助权力，在国子监内校定“九经”文字，并制版印刷，至后周完成，世称“五代蓝本”。
此“九经”分别为《易经》、《诗经》、《书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仪礼》、《周礼》、《礼记》，其为社会的关注程度可比大隐士郑遨所要力除的三尸高多了。
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冯道倡议并得到文盲皇帝明宗李嗣源的敕准，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完成并公开发售，历时二十一年，跨两个朝代，可谓一项宏大的文化复兴工程。并且，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刻印与发售书籍的大规模文化创造。后来的大史学家司马光也不得不加以赞叹，曰：“虽乱世，‘九经’传 布甚广。”
由于冯道这项伟大的贡献，薛居正也就给了他比较高的评价：“道之履行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古大臣之体。”当然，此难能可贵的赞扬之后亦有深刻批评之语，责曰：“然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
欧阳老先生则全然不计冯道有文化复兴之功，对冯道大加挞伐，甚至引了王凝之妻断臂的故事来反证冯道不如一贞节妇女，云云。
即便有此刻薄的评论，欧阳老先生也不得不佩服冯道的廉洁，称其“能自刻苦为俭约”。
冯道之行止确实让那个时代的人大惑不解，大家都抢财宝劫女人，他为什么不呢？欧史接着记述道:
“道居军中，为一茅庵，不设床席，卧一束刍而已。所得奉禄，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诸将有掠得美女以遗道，道不能却，寘之别室，访其主而还之。”
至于说到忠臣大节，在五代乱局中实在不能苛责于人，五十三年间（907-960）仅中原就五易其主，而借助权力能干点实事如刊刻“九经”，且能守住个人道德底线如不奸人妻女，就很不错了。
冯道仕于唐、晋、汉三朝，自不必细论，有杨凝式之行迹印证就足够了。但是与杨凝式不同的是，冯道总是在权力核心，能不杀身并得善终，亦属不易！
其所历四朝，受冯道之益最大的是后周，在郭威剪除劲敌李守贞时，依冯道指点，方悟；除掉李守贞，使郭威在后汉全朝再无一抗衡对手。而冯道洞悉郭威之心，亦使郭威口服心服，甚至欠了冯道一笔他郭威永远还不清的人情。
汉隐帝刘承祐被害之后，郭威监国于洛阳，因冯道态度不明，未敢贸然称帝而是玩了个请湘阴公刘赟入朝继位的小把戏。郭威派冯道为使，去接刘赟，临行前，冯道郑重其事地问郭威：“侍中大人，您这个做法是由衷而发吗？”郭威口是心非地发誓，称绝无二意。
冯道见郭威如此不诚实，乃话中有话地说：“莫教老夫为谬语，令为谬语 人。”
后来果为冯道猜中，湘阴公的皇帝梦作到半路上就让郭威派人谋杀了。面对残酷的事实，面对义理全无的时代，只好向前看了。
冯道接受了郭家代替刘家的事实，并勤恳地卖力，当然，他也有自己的打算，希望借助皇权，悄悄完成“九经”刊刻工作。
郭威死后，其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世宗是个有雄心的人，自比于唐太宗，但冯道给他泼了冷水，告诉他：“你与唐太宗李世民不能比。”然而雄心勃勃的青年皇帝把冯道扔在一边，不顾国丧未完，奔赴战场与南汉刘旻一战，结果大败而归。
兵败后，柴荣已经没机会向冯道请教或道歉了，因为老冯在处理完郭威的安葬事宜后也死了。柴荣以辍朝视（不处理政务）三日的方式来表示对这位重臣的悼念，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对老先生不尊重的过失，柴荣又封他为瀛王。
冯道比大他九岁的杨凝式早死了半年的时间。总的来看，他是一个凝式无法比的诚实学者与官员，在后汉乾祐年间（948-950），他官事已闲，写了一篇自传，总结自己已走过的大半人生，曰《长乐老自叙》，其中有言：
“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旷蒙天恕，累经难而获多福，曾陷蕃而归中华，非人之谋，是天之祐。”
此中虽不无虚誉之词，但绝大部分是真实的，并且在那个时代能做到他那样“四如是”的人，几乎绝无仅有。尤其其“临人”之道，如与士卒同席用餐，实为时宦所不及。
冯道谦卑但不假斯文，有悟性又善调侃，成为人们传书不绝的佳话：比如冯道镇守同州时，有一个酒吏（主管专卖的小官）向镇节度府的判官申请用自己的家财重修一座荒废的孔夫子庙；判官十分滑稽，认为此庙该高层权贵出钱而不能让下层小吏承担，就在申请上写了一首打油诗为判词：“荆棘森森绕杏坛，儒官高贵尽偷安，若教酒务修夫子，觉我惭惶也大难。”判词文书最后要经节度使过目，冯道一见而羞，知道判官所指，就自己出钱重修了夫子庙。
当然，也没反过头来找判官的麻烦。
又有一次，冯道在中书省主管考试事务时，有一位叫李导的举子向人投送自荐书。冯道召见李导，开玩笑地说：“老夫我的名字为‘道’，由来已久，并且权重位贵，你秀才怎么会不知道呢？名字竟然也用‘道’字了？是为无讳避之礼。”
虽然这只是个玩笑，没有像杨彦朗门吏难为名士石昂那样，但李导还是急了，说：“相公是无‘寸’底的‘道’字，小人我是有寸底的‘导’字。怎么就不讳避您的 名呢？”
冯道笑着说：“秀才，我不过是和你开个玩笑，老夫我不惟名无寸，诸事亦无寸。年轻人呀，你算是了解透了我。”二人相视而笑，谈话也变得自然轻松了。
冯道说自己处理政事无寸，言在于不以小肚鸡肠之心去对人，并不是于政事没章法。作为一个圆滑的大臣在关涉民生问题的大事上，他是绝不含糊的，“牛皮之争”可作证明。
刘知远初在太原（河东节度）时，为制造大量铠甲及盾牌，禁止民间私自买卖牛皮。如果牛死了，肉可卖，牛皮必须上交官府。这种强盗般的规定，令百姓受损不少，人们能逃过缴纳一关就逃，所以“犯法”的人数也不在少数。
等刘知远得了天下后，主政部门要求在全国推行禁牛皮令，刘知远准奏，天下人民大为困苦。上党（今山西长治）发生了一起团伙贩牛皮案，一次要处决二十余人，有位正直的地方官员张璨上疏抗议，劝刘知远放弃禁牛皮令并无罪开释此二十余人。其曰：
“主上钦明，三司不合如此之请（即推行禁牛皮令），二十余人死尚间可，使天下犯者皆衔冤而死乎？且主上在河东，大聚甲兵，须借牛皮，严禁可也。今为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
张璨所奏合情合理：你独据一方欲夺天下时牛皮少，为战争强行征取，可以理解；今天，你已有天下，牛皮多的是，应该一废旧法才对！
这个奏折导致了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三司主官不说事理本身，反以地方官干涉朝政为由向刘知远告状：“岂有州郡敢非朝廷诏敕？”刘知远闻此也大怒，不但下令处死二十余位犯禁百姓，而且也下令将直言的张璨处死。
在此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是大非面前，冯道挺身而出，谏劝刘知远，并勇敢地担起了责任，其曰：
“陛下在河东，断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不合禁。陛下赤子枉死之，亦是为陛下惜。判官张璨以位卑而不惜身躯以抗议，当赏不当杀。臣当辅弼之任，使此敕害人性命，不能早奏，使陛下废此法，罪当诛。”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刘知远决定无罪开释二十余名百姓，也废了禁牛皮令。但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是给张璨一个处分，并记在国家文献中，曰：“三司邦计，国法攸依。张璨事体未明，教理乖当，宜停现职。”
张璨见敕，大为不满，说：“什么‘教理乖当’？如果是所有法令都由外道判官来论合适与否，还要宰相干什么？”这个指责明显是针对冯道的，但冯道没作任何辩解，在他看来，最关键的是恶法得以废止，而后才是二十余名百姓得无罪开释，最后才是保住了张璨的命，至于他说的张璨当赏不当杀之论，只不过是义理之说，但军阀有几个讲义理的？刘知远能做到服从大义理即废禁牛皮令，而以舍小义理即废沮张璨官职，也算难能可贵了。
观检冯道一生，色彩虽然复杂，经历虽然多变，可称道者仍有三事：
一是，历二十余年促“九经”刊刻，乃有五代蓝本；
二是，促后汉废禁牛皮恶法，惠及苦难生民；
三是，作《长乐老自叙》以明心态，使“四如是”能为后人 效法。
相比之下，欧阳修反显偏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