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方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希望能给您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

若没有毛主席，红军可能早已覆灭？

一句四渡赤水出奇兵，传唱了多少年风风雨雨，但鲜有人真正知道，那十万大山中的奇兵到底有多奇。

1935年的危亡之际，毛主席究竟使用了怎样的指挥技巧，才在国民党数十万部队的包围下，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呢？

有人可能会好奇，为何红军能在一穷二白时，挫败前四次国民党发起的围剿，在将队伍壮大到超过十万人后，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那般沉痛地打击。

答案其实很简单，无外乎“内忧外患”四个字。

在这一次围剿中，蒋介石对外打出的旗号是“攘外必先安内”，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蒋介石却不敢去触日本人的霉头，面对国内的汹汹指责，他必须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来转移矛盾。

同时，蒋介石也需要对外彰显自己的实力，展现其作为中国“合法统治者”的手腕，来安定英美等国对他的信心，借此获取更多的国外援助，因此在第五次围剿中，投入了超乎想象的成本。

53个师，超过百万大军的兵力被集结起来，呈三面攻势包围根据地，兵力方面超过了前四次围剿的总和。

指挥方面，蒋介石高薪聘请了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来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塞克特则根据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总结出了堡垒战策略，让国民党军一边修建碉堡工事一边封锁乡村要道，呈包围之势缓慢推进。

这样的战略令红军最擅长的游击运动战难以施展，极大增加了反围剿的难度，同时，根据地内部正处于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

早年留学苏联的博古沟通了共产国际方面，通过一系列操作，让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成为了红军的总指挥，为他的夺权计划大开绿灯。

李德确实懂军事，他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参加过巴伐利亚内战，日后他成为了红军大学的军事理论主讲师，但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这个时间节点上，他对根据地的一切一无所知。

1933年九月初，李德抵达根据地，9月25日国民党先头部队便已抵达，几乎连交接工作都没完成的他猝然经历大战，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时还只是一个排长，排长打总司令，结果可想而知。

在这般困难的局面下，红军坚守了超过一年，但局面没有丝毫好转，只是空耗实力，最终在1934年无以为继，中央决定开始战略转移。

这一时期，毛主席又在做什么呢？

他是博古掀起的一系列权力斗争的受害者，由于坚持农村路线，且早期亲自参与过组织起义，有相当的军事经验，被博古认为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军事夺权计划，故而早早被排除出了军委。

甚至在确定要战略转移后，毛主席都没有接到消息，没能参与长征的筹备工作，导致红军错误携带了过多物资和重武器，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

最终在遵义会合时，中央红军的有生力量几乎十不存一，革命已陷入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共中央必须重新确立一位领导者，但谁能担当此任呢？谁敢于在这个危急关头站出来，在被国民党百万大军追袭包围的时刻，直言自己能够拯救革命呢？

只有毛主席。

千万不要觉得，在1935年这个时间点上掌握红军领导权是一项美差。

当时中央红军总兵力只剩下不足三万人，且为了应对蒋介石的全面包围攻势，红一、三、五、九四个兵团被迫分散在四个方向以防备潜在的攻击，红二、六兵团则在之前的转移中被阻隔在湘西，支援不到贵州境内。

国民党方面呢？当时有足足七支部队追击到遵义近前。

贵州军阀王家烈麾下的四部与四个兵团分别对峙，其本人率领三个师的兵力直逼遵义，仅他一部的兵力就超过了红军总人数。

在乌江南岸，薛岳率领的八个师已经全军出击，前锋部队直逼红三兵团，东南方向，两广军阀约五个师的联军也同样在蓄势待发，湘军的四个师正在湘黔边界依托着堡垒防御工事蓄势待发。

北面方向，蒋介石嫡系两个师的部队当时正在向重庆开赴，协防的川军出动了十个旅，沿泸水一线封堵了古蔺、土城、合江等所有北上的山路，并以快艇封锁了宜宾下游的长江江面，西面方向则有云南方面的五个团、三个旅，布置了横江-毕节两道防线。

三万残兵，面对四十万大军的围剿，还被封堵在群山之中，十面埋伏，不过如此，即便是毛主席，在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时，也不免有些焦头烂额。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主席说服所有军事领导，将渡过赤水河，转渡长江作为第一战略目标，将金沙江作为第二战略目标，随后全军开拔占领了入川要道土城，这便是一渡赤水。

可在这时，川军受到川东方向红四方面军的威胁，惧怕两路红军合围，因此爆发出了强烈的战斗意志，出乎意料地几乎全军南下，兵分五路合围土城，战况一时间惨烈至极，红军不得不出动最后的精锐，由陈赓大将指挥的军官敢死队，才拼出了一线生机。

毛主席虽然临危不乱，成功指挥部队穿插转移，由土城转移到了扎西，但依旧没能脱离包围网，川军八个旅、滇军三个旅、薛岳六个师，海量的兵力正在朝扎西靠拢，刚出虎穴又入狼窝。

追兵甚至不是当时红军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长征的目的是什么？是保留有生力量，寻求新的根据地，但当时被困在扎西的红军，规划中的所有转移方向均已被层层封锁，乌江、横江、长江、金沙江、赤水河，均被国民党方面重兵封锁。

如果无法实现渡长江或者金沙江的战略目标，即便红军能赢下一场又一场战斗也无济于事，力量只会被不断消耗，没有出路的红军最终只会倒下。

包围圈只会越来越小，时间紧迫，毛主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了一晚，最终他开悟了，他想到了改变战场局势的唯一办法。

第二天在军事会议上，毛主席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向东，二渡赤水，一头扎回土城，回到上一次转移前的包围网中！

这一次，毛主席认为自己，真正找到了无数条思路中，唯一有希望的一途。

在思考的那一夜里，毛主席想了些什么呢？

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毛主席表示，他发现了掌控战场的两个要点，其一是跳出固有思路，其二则是任何时候都要尝试化被动为主动。

若要跳出包围圈，就不能被动地被追或逃跑。

毛主席先是指挥部队向西佯攻彝良，并派疑兵向北协动，国民党误以为红军是想诱骗北线川军南下，伺机去渡金沙江，于是下死命令让川军滇军勿动，这一战略误判使得红军顿时少了两面的压力。

随后，毛主席留下少数佯攻部队后，全军开拔，向东原路返回，直攻土城。

由于上次战斗过于惨烈，驻扎土城的川军已经被打残，加上谁也没想到我军会回头，因此这一仗打得摧枯拉朽，红军成功二渡赤水，再次拿下土城。

国民党方面大惊，蒋介石认为，红军是准备回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兵团会合，于是紧急调转部署，让川军全线东移，薛岳全军调转驻守赤水河。

到这个地步，国民党的包围布置其实就已经开始乱了，毛主席对于计划已经有了七成的把握，他命令红五兵团分出一点兵力佯攻松坎，制造我军想要向东进入湖南境内，又想伺机入川的假象，骗得蒋介石命令重庆守军全军支援松坎。

我军实则急行军进攻桐梓，兵锋直指遵义。

红军看似是回到了起点，但实际上，经过二渡赤水和佯攻的调动滇军和川军已经钉死在了长江和横江沿线，薛岳也错误地在巡逻赤水河，国民党根本没想到我军回马枪会打到底，遵义几乎可以说是不设防。

攻克娄山关后，红军击溃了王家烈的主力，成功跳出包围圈进入了遵义，甚至一路追击，将驻防的吴奇伟部赶出百里，赶回了乌江南岸。

蒋介石对此大为光火，再度部署部队向遵义重构包围圈，他依然认为红军想要向东，因此没有放松一丝东线和北线的防御，这就又中了毛主席的计。

在新一轮的军事会议上，几乎所有指挥官都认为，应该攻击已经两度战败的王家烈残兵，向金沙方向移动，既能获取物资，又能再打一个轻松的胜仗提振士气。

唯独毛主席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王家烈已经与全军覆没无异，继续打他就算有战果也不可能改变战局，应当向控制赤水河渡口的鲁班场进攻，向西，再转回第二个包围圈中。

经过一天的辩论，红军最终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向鲁班场开拔，王家烈果然根本不敢离开金沙支援友军，红军只需要面对鲁班场周浑元一支孤军，虽然未能攻下重镇，但是成功让赤水河守军被打得不敢冒头，转而占领了仁怀，并整合部队，在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

这次渡河，毛主席特地命令部队，不要隐蔽，要大张旗鼓，告诉蒋介石我们又去到了赤水河西岸，几天后红军佯攻古蔺，再度制造要入川的假象

蒋介石果然第三次上当，紧急调度部队向古蔺方向合围，并调兵堵死了遵义和松坎，他自己则飞抵贵阳，坐镇指挥，命令薛岳部也向赤水河西岸全军出击，数十万兵力在此要一举歼灭红军。

事实上，在蒋介石调动部队的时候，我军已经在短时间内，北上太平渡和二郎滩，绕了一个大弯第四次渡过了赤水河，回到了东岸。

四渡赤水，这次红军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贵阳！

红军全军南下，绕行娄山关，与国民党军擦肩而过，数日内连续急行军，直逼蒋介石所在的贵阳，国民党军主力全部被骗到了北线，在长江南岸和赤水河西岸像无头苍蝇一般巡逻着，乌江防线形同虚设。

这一刻，红军真正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从被围追堵截逃跑的残兵，转变为了进攻的那一方。

当时的贵阳仅有一个团的守军，蒋介石接到消息后吓得魂飞魄散，哪还顾得上什么指挥，匆忙准备逃跑，这恰恰又中了毛主席的下怀。

红军根本没准备真的打贵阳，在确定其他国民党部队回防后，毛主席指挥红军佯渡清水河，完成了最后一次战略欺骗，全军转向西进，畅通无阻地进入了云南。

三个月时间，面对十余倍于己的兵力，四渡赤水，多次战略佯动，红军置之死地，而后新生，自此龙游大海，跳出包围圈，打开了长征的新篇章。

“拯救红军”这四个字，毛主席当之无愧。

本文由“论史鉴今”原创，已开通全网维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