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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从来不是玩笑，我们今日和平生活的背后，是一条无数先烈以鲜血铸就的道路。

这些先烈中不仅有在战场上拼杀的英勇将士，也有在阴影下遭遇了无数磨难的敌后工作者，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正是这样一位被日本人残忍拷打了九个月，都未曾低头的巾帼英雄——赵一曼。

赵一曼，本名李坤泰，1905降生在四川宜宾的一个标准的封建地主家庭中，她的父亲捐了一个监生功名，在宜宾当地略有薄名，家中共有八个孩子，赵一曼排行老七。

作为这样一个传统家庭中的女孩，赵一曼的人生本该与其他同时代的封建女性相差不大，但颇为幸运的是，她的大姐夫名为郑佑之，是一位早期共产党人。

在他的协助下，原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赵一曼，没有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草草嫁人，而是得以进入新式学堂学习，并在成年后加入了刚组建不久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6年，赵一曼升入宜宾女子中学学习，因学识丰富，谈吐得当，善于交际，很快当上了学生会交际股长，同年之后五四运动爆发，她深受感召，在校内制作报刊传播爱国进步思想，一时间成为了四川当地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不久之后转为正式共产党员，担任起了宜宾妇联主席与团书记的职务。

清末民初的四川是一个非常之混乱的地方，军头林立，民族纷争层出不穷，偏偏天府之国各类矿产物资丰盈，还引来了许多外国列强的觊觎。

在这样的环境中，赵一曼先是领导了数场学生抗议运动，一度发动同学攻占江口码头以抵制英国商船进入宜宾，遭到军政府镇压后短暂转入地下，之后联合工农商各界，发起声势浩大的罢工、罢市运动。

这一年的她，方才20岁，便已经成为了那场革命浪潮中，冲锋在最前沿的身影之一，也因此被组织上看中，成为了1927年被送往莫斯科学习的首批学员之一。

那段求学经历对她而言非常宝贵，因为她不仅真正系统接触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和领导工人运动的指导纲领，还结识了自己一生的挚爱陈达邦。

那段日子是她成年后仅有的宁静时光，此后的日子对她而言，只有革命，只有艰苦奋斗，经过自由恋爱后，赵一曼决定与陈达邦结婚，两人很快有了爱情的结晶——宁儿。

1928年，赵一曼奉组织之命回国，随即被安排到华中地区指导地下工作，期间多次工人运动，她在工作中不断成长，也渐渐开始接触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的内容，这为她之后的选择埋下了伏笔。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场中国人永远不会忘却的灾难，席卷了东三省。

赵一曼知悉此事后主动向组织上申请，希望能前往东北工作，去前方组织力量抵挡日军，组织上考虑到她一个四川人去东北可能不适应所以再三拒绝，最终还是拗不过她，于当年冬天秘密将她送到了辽宁。

在那里，“赵一曼”这个化名才正式诞生，那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李坤泰，那个工人同志们亲切的“李姐”，化作了一个影子，在日寇占领的东三省深深扎根了下来。

赵一曼抵达东北后，很快与当地原先驻留的我党人士联系上了，她主动要求前往最危险的地方展开工作，于是很快被安排到了最早被日寇占领的沈阳潜伏，并很快在沈阳的工厂中建立起了威望。

国仇家恨，大家都是中国人，怎会愿意被日本鬼子踩在头上作威作福？只要是有良心的人，都想在这个时候，为拯救国家危亡，抗击日寇入侵贡献一份力量。

在1931年当年，赵一曼就成功在沈阳领导起了工人罢工，并串联起了数支游击队，工作可谓相当成功。

当然，这就不免会被日本人和汉奸盯上，在东北的艰难环境中，赵一曼必须经常转移，躲避着宪兵和伪军的层层搜查，她的警惕心非常强，隐蔽技术极好，因此一次又一次地渡过难关。

到了1932年，日军增兵，局面变得更加恶劣，组织上考虑到她的安全，协调过后转变了她的工作模式，赵一曼开始辗转在哈尔滨、吉林等东北重要的数个城市之间，反复转移以躲避搜查，并串联地下抗日工作。

1933年，赵一曼应组织要求，在哈尔滨成功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运动，延缓了日军开拓团的扩张速度，但因为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引来了日本人的强力镇压，她不得不暂时离开城市，辗转农村转而组织游击队与乡村反伪军武装。

对于赵一曼来说，游击工作是十分辛苦的，组织上最初担忧没错，作为一个四川人，一个前半生从未受过冻的人，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女子，身处东北零下数十度的苦寒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挑战。

为了把工作做下去，这个过去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改变了自己的四川胃，习惯了高粱米、玉米面，在艰难环境下，她也能与战士们同撅草根，同吃树。

她也是个爱干净的人，但在东北的冬季，偶尔想要洗把脸，免不得要生火烧水，在乡间地头的一次次运动中，她为了避免生火留下痕迹被敌人发现，硬是克服了自己的“洁癖”。

靠着这样的精神，赵一曼把这份工作完成得十分成功，在短短的一年间，她在苦寒的东北乡村之间，建立起了数支农民抗日游击队，有效压缩了珠河周边伪军扫荡范围，多次支援东北地区其他抗日武装的作战任务。

1934年，由于在游击队武装抗日工作中表现突出，赵一曼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委，组织部队活跃于哈尔滨以东，屡屡游击袭扰日军运输队，打击伪军扫荡，将部队的旗号越打越响。

战斗之余，赵一曼还会靠着自己过去担任妇联主席时的工作经验，发动愿意支持游击队的妇女们，随她一起织衣缝鞋，援助战士，为了能更好地在乡间宣传共产主义，宣传抗日精神，赵一曼还特地在有限的条件下组织起了农村学校，不求报酬地为孩子们传授知识。

哈尔滨当地的群众亲切地称呼她为“大姐”，少数知晓她真名的同志依然用“李姐”来称呼她，游击队的战士们都对这个亲切、实干、吃苦耐劳的女政委感到自豪，就连伪满的报纸都曾赞叹这位女将的不一般。

只可惜，随着日本人丑恶的全面侵华计划被提上日程，东三省的关东军规模从原先的数个联队接连扩大到了百万之巨，游击队的局面越来越恶劣。

即便赵一曼再机敏，再英勇，在上万倍的实力差距面前，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35年11月，春秋岭战役，天有不测风云……

1935年11月，联合多股游击势力阻击日军扫荡活动的春秋岭战役陷入僵局，日军的火力远强于预期，部队只能撤退。

在此期间，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腿部不幸受伤，在艰难转移中，由于没有进行包扎处理的条件，伤势逐渐恶化，发生感染。赵一曼咬牙坚持到了一户农户家中暂避，但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昏迷，被日寇寻得俘获。

为了获取有效情报，日寇只对赵一曼的伤势进行了最低限度的包扎，在关押她的第二天就将她拖入审讯室。

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她没有吐露任何一个字，审讯官恼羞成怒，以马鞭猛击赵一曼的伤腿逼其就范，赵一曼咬紧牙关，几次痛昏过去都未曾屈服。

在当天审讯的最后，赵一曼在昏迷前虚弱而坚定地呐喊道：“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

穷凶极恶的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指派军医对找赵一曼进行了最低限度的治疗，在保证其不会死亡的前提下，维持她的虚弱状态，希望借此攻破赵一曼的精神防线。

之后的两周内，她经历了我们从小在抗日片中所能看到的几乎所有刑罚，日军的无数残虐行径，令人不忍细看，但就是在这般地狱式的对待下，赵一曼仍旧没有屈服，不对情报吐露半个字，偶尔开口，要么痛骂日本人，要么高声背诵《共产党宣言》，用信仰的力量来支撑自己。

1935年12月13日，由于长时间未得到有效救治，赵一曼的腿部伤势严重恶化，已经到了令她生命垂危的地步，在最后一次审讯无果，赵一曼陷入昏迷无法被唤醒后，日军仍不愿放弃这个重要的潜在情报来源，于是将她转入医院进行正式治疗，展开了长达近一月的抢救。

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遭逢如此劫难，能留一口气都是幸运，很难再去想别的事情，但赵一曼不同，她竟在短暂恢复后，利用自己的口才，愣是说服了看护她的护士韩永义，策反了负责监视她的一位警察董宪勋，两人在受到共产主义的感召后决心要帮助赵一曼逃跑。

1936年6月末，掌握值班表的董宪勋找准机会，与韩永义一起将赵一曼背出医院，搭乘租来的洋车，几经辗转送到了阿城县金家窝棚，暂时躲进了董宪勋的舅舅家。

赵一曼几乎一刻也没有多停，经过短暂休整后便直奔抗日游击区，但日本人发现她逃走后大发雷霆，发动大量军警地毯式搜索，赵一曼苦心躲藏了四天最终仍在转移的路上被抓获……

这一次，日本人彻底抛弃了底线，对赵一曼动用了电刑、老虎凳、强灌辣椒水等更为酷烈的刑罚，甚至是用烧红的铁钉插入指甲缝之间，用铁丝刺穿皮肤扎进她肋骨之间来折磨她，她所遭受的恐怖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而言，难以想象。

她的腿断掉了，手也是，几乎每一根手指都被折断了，她被反复用刑，看守甚至不让她有休息的机会，精神与肉体上都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她在地狱中坚持了一个月，因为没有像样的食物，也因为疾病，她浑身都开始严重水肿。

但即便遭受着非人的虐待，她仍旧没有背叛组织，没有吐露一丝一毫的情报，愤怒的日本人决定榨干她的最后一丝价值，将已经几乎不成人形的赵一曼处决。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日本人送往珠河县游街，日本人的本意是震慑城中的国人，但赵一曼在刑场上用尽最后力气，仍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刻，她留下了写给儿子的字条，将之交给日本看守后英勇就义。她的身姿甚至令在场的日本人都为之动容，也因此，她留给孩子最后的话，最终被那名看守保留了下来，转交到了赵一曼的亲人手中。

多年以后，抗战胜利，驻守东北的关东军纷纷投降，当年审讯赵一曼的伪满特务科股长大野泰治在投降后，忏悔了自己作为刽子手的那段往事，赵一曼坚强不屈的身影在他心中留下了终生的印象。

在面对审判时，大野回忆着记忆中赵一曼瞪视她的目光说到：“作为一个人我愿意下跪求得赵一曼女士灵魂的宽恕，作为一个军人我愿意把最标准的军礼献给我心目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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