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第16兵团接到国民党徐州“剿总”的命令，要求该兵团主力（欠第99军）迅速集结至徐州以南的三堡地区待命。

孙元良当时便感到国民党军队大势已去，对手下说：“我们已经被迫走上了据守徐州、在淮海地区与敌军决战的道路。既然“剿总”调我们到徐州，就自投罗网吧！反正这责任应该由刘峙承担，大家跟着倒霉就是了。”

尽管孙元良内心十分不满，但还是认真执行了命令，第16兵团主力于11日全部北上。孙元良要求能坐上火车的部队就坐火车、能坐上汽车的部队坐汽车，其余部队则急行军向徐州前进，第16兵团的兵团部在11日午后就到了徐州以南的三堡。

在孙元良的第16兵团开赴徐州前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先后到过商丘、蚌埠、蒙城、宿县等地。由于孙元良兵团的行动和作战任务变化无常，导致全军官兵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孙元良在听到部下的怨言后，只能甩锅说：“这次曲折式行军，官兵疲劳，是由军事变化而产生的，不是我的责任。”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军队高层对于是在徐州与解放军决战、还是退守淮河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始终不能下定决心。

孙元良兵团是由原国民党整编第47军改编而成，下辖整编第41师和整编第47师。后又于1948年8月正式改编为第16兵团，整编第41师、整编第47师分别恢复为第41军、第47军，另外增加了第99军，孙元良担任兵团司令，因此该兵团又称为孙元良兵团。

在淮海战役之前，孙元良兵团的主要作战任务是防守郑州等地，济南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为了收缩兵力被迫将孙元良兵团调离郑州。1948年10月6日，孙元良兵团接到刘峙的命令撤离郑州，开往民权、柳河集，郑州则改由李振清的第40军防守，这一行为无异于放弃郑州。

到了10月下旬，孙元良兵团的第99军奉命调往蚌埠，第41军和第47军则东移至商丘待命。11月4日，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中原野战军切断蚌埠至徐州的交通，命令孙元良兵团（欠第99军）从商丘开赴蒙城、涡阳。

10月6日，孙元良兵团抵达蒙城，没过几天又接到了新的命令，这次的目的地是宿县。10月10日，孙元良的先头部队才到达宿县，就又收到了立即北上徐州的命令。

这一连串朝令夕改的命令，让孙元良兵团上上下下都苦不堪言，不过号称“飞将军”的孙元良也确实有两把刷子，指挥起部队来还是很稳的，考虑的也很比较周到。为了加速行军速度，孙元良命令部队丢掉笨重的行李，伤病兵送往后方医院，过河前事先派工兵部队选择渡河地点并假设浮桥。

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孙元良兵团的行军速度比起其他兵团要快很多，也让中原野战军歼灭孙元良兵团的时机一直不成熟。黄百韬兵团和黄维兵团就是由于行军过程中的各种拖沓，被解放军包围的。

在孙元良兵团刚刚到达宿县时，当地的国民党军政官员都认为孙元良兵团来了，他们就有了靠山，不必害怕解放军来打宿县。作为蚌埠和徐州之间重要交通枢纽的宿县，国民党军队只安排了还在休整的第148师（隶属于第25军）和交通警察第2总队防守，兵力非常薄弱。

孙元良本人在视察了宿县后，发现宿县城高池深，且修筑了大量的永备工事，是一个防守的好地方。但随着一纸调令，孙元良兵团便离开宿县，国民党军队也没有抽调其他部队加强宿县的防御。

孙元良兵团前脚刚走，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等部就在11月12日抵达宿县城郊，并包围了宿县，接着便毫无悬念拿下了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宿县，彻底切断了徐州国民党军队的后方生命线和退路。

从后来者的角度看，孙元良兵团全部北上徐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策。这一决策根本无法保证邱清泉、李弥兵团救出黄百韬兵团，反而使得宿县轻易落入解放军之手，也为邱、李、孙三个兵团最终全军覆没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