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在苏联8年，回国时被苏军判死刑，刘亚楼：请延缓一天执行

世人皆知刘亚楼是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却鲜有人知，在他回国的那一刻，竟与死神擦肩而过。1945年8月的一个深夜，在东北的战场上，一个轰炸任务的命令传递引发了一场惊天误会。当时还是苏军少校的刘亚楼，被押入禁闭室，面临死刑处决。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这位后来的开国上将只提出了一个请求：＂请延缓一天执行。＂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他并没有用这宝贵的24小时给家人写信，而是选择写了一封给延安的长信。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封信？又是什么样的际遇，让一位红军将领在异国他乡经历了8年的跌宕起伏？

一、从延安到莫斯科的远行

1938年初春，延安的早晨还带着丝丝寒意。抗大教育长刘亚楼正在办公室整理教材，罗瑞卿突然来访，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中央军委决定派他赴苏联学习。这个决定来得突然，但形势紧迫，中央需要培养更多懂得现代军事的将领。

临行前夕，毛主席在窑洞里接见了刘亚楼。炕上的煤油灯摇曳着微弱的光芒，毛主席详细询问了他的情况。得知刘亚楼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时，毛主席特别叮嘱他要在军事学习之余，着重补习文化课程。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希望他能向苏联同志介绍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一个星期后，刘亚楼和李天佑、卢冬生等干部组成了一个小分队，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漫长旅程。他们先是取道陕西，穿越黄土高原，一路北上进入甘肃境内。这段路程异常艰苦，他们有时要徒步行走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有时要借助当地百姓的牛车前行。

到达新疆后，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当时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对过境人员管控严格，小分队不得不谨慎行事。他们化装成普通商人，混在商队中间，经过精心周密的安排，终于成功越过边境，进入苏联境内。

抵达莫斯科时已是深秋，这座陌生的城市给刘亚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大的建筑、宽阔的街道、繁忙的电车，这些都是他在延安从未见过的景象。但最让他感到困扰的是语言障碍。在一次找路的经历中，刘亚楼手持地图，试图向路人询问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位置，却只能比手画脚，最后是一位会说几句中国话的苏联老教授帮他指明了方向。

在莫斯科的第一个月，刘亚楼遇到了几位熟人。他在街头偶遇了正在养伤的林彪，两人相谈甚欢。在延安驻莫斯科代表处，他见到了王稼祥，得知还有更多的中国同志正在苏联各地学习深造。这些意外的重逢让他倍感温暖，也坚定了他在异国刻苦学习的决心。

二、伏龙芝军校的求学岁月

刘亚楼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第一个难关就是语言测试。当时的考官是一位严格的老教授，要求考生用俄语朗读一段军事文献。刘亚楼站在讲台前，面对那些陌生的西里尔字母，只能勉强辨认出几个单词。考官摇着头，建议他先去预科班学习半年俄语。

在预科班里，刘亚楼每天早起两小时，靠着一本破旧的俄语字典自学。食堂里点菜成了他最好的练习机会。有一次，他想要一份红菜汤，却因发音不准，服务员端来了一盘生鱼片。这样的误会时有发生，但每一次都成为他学习的动力。

语言关卡逐渐被攻克后，刘亚楼开始系统学习军事理论。伏龙芝军校的课程设置非常严格，包括战术学、军事地形学、军事工程学等科目。由于缺乏高中基础，数学课成了他的又一个难关。一位姓库兹涅佐夫的数学教员看出他的困难，主动在课后为他补课，教他用图解法理解复杂的数学公式。

1940年春天，学院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刘亚楼被分配到防御方，负责设计阵地工事。他根据在延安时的实战经验，提出了一套结合山地特点的防御方案。这个方案在演习中获得成功，引起了苏联军事专家的关注。演习结束后，有位将军专门找到他，详细询问了中国军队在山地战中的实战经验。

学习之余，刘亚楼常去学院图书馆。图书馆四层的军事史专区成了他的第二个宿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关于拿破仑远征俄国的详细战报。这份资料帮助他更深入地理解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后勤保障的重要性。

在伏龙芝军校学习的中国学员不少，他们经常聚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其中有位叫张志敏的同学，精通俄语，经常帮助大家翻译难懂的军事术语。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每周末轮流主讲一个军事专题。在这个过程中，刘亚楼的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1941年春，刘亚楼完成了大部分课程。他的毕业论文选题是《山地游击战术研究》，这个题目既结合了他在中国的实战经验，又融入了在苏联学到的现代军事理论。论文答辩时，主考官对他提出的几个创新点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关于山地部队快速机动的战术运用。

就在刘亚楼准备返回中国之际，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改变了一切。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然入侵苏联，莫斯科街头响起了防空警报。伏龙芝军校随即转入战时状态，所有在校学员被要求参与战备工作。原本平静的求学生活，就此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

三、战火中的人生抉择

1941年的苏联，战火迅速蔓延。德军闪电战的威力超出所有人的预期，莫斯科告急。作为伏龙芝军校的毕业生，刘亚楼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协助苏军组建一支特种部队，专门负责在敌后展开游击战。这支部队由苏联和各国留苏学员组成，充分利用了刘亚楼在中国游击战中积累的丰富经验。

战争初期，刘亚楼和战友们在莫斯科城外构筑工事。一天深夜，德军空袭突然来临，刘亚楼所在的阵地遭到猛烈轰炸。在混乱中，他带领小组成功击落一架德军轰炸机，这次战斗经历被记录在苏军战报中。但同一天晚上，他收到了一个噩耗：与他分别三年的妻子在延安因病去世，年仅二十八岁。

1942年春，形势愈发严峻。刘亚楼被调往斯大林格勒方向，担任一个特种小组的军事顾问。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娜塔莎的苏联女军医。娜塔莎精通中文，是在哈尔滨长大的俄罗斯人。两人在战火纷飞中相识，并肩战斗，最终走到了一起。

1943年冬天，刘亚楼在一次敌后行动中负伤。娜塔莎作为随队军医，日夜照料他。在养伤期间，两人决定组建家庭。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复杂，中苏两国的政策都对跨国婚姻持谨慎态度。但在伏龙芝军校几位老教授的帮助下，他们最终获得了结婚许可。

1944年初，刘亚楼被任命为苏军第一远东方面军的一个特种部队少校参谋。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对日作战做准备。在此期间，他详细研究了日本关东军的部署情况，并制定了多套特种作战方案。同年，他和娜塔莎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取名维克多。

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刘亚楼面临着重要抉择。一方面，苏军高层希望他继续留任，参与对日作战的整体规划；另一方面，延安方面多次来电，希望他能尽快回国。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带着家人返回祖国。这个决定得到了苏方的理解，他们为刘亚楼一家安排了专门的护送队伍。

1945年7月，就在准备启程回国的前夕，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改变了原定计划。组织上要求他先期回国，参与对日作战的最后准备工作。这意味着他必须暂时与娜塔莎和孩子分开。临行前，他将一封详细的信交给了娜塔莎，信中写明了回国后的具体联系方式和会面地点。

8月初，刘亚楼随苏军先遣部队向中国东北进发。此时的他还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更大的考验，而这场考验差点让他与家人永远失去相见的机会。

四、命悬一线的二十四小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刘亚楼正在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当晚，一份紧急电报传来，要求对日军某重要军事目标实施轰炸。刘亚楼作为参谋，按照常规程序将这份命令传递给了轰炸机中队。然而，就在轰炸机即将起飞的关键时刻，一份新的电报传来：日军已经正式投降，所有军事行动立即停止。

刘亚楼立即下令停止轰炸行动，但由于通讯设备故障，已经起飞的两架轰炸机未能接收到撤回指令。最终，这两架轰炸机完成了既定任务。这次轰炸在日本投降后的敏感时期造成了严重后果，苏军高层震怒，要追究指挥责任。

第二天凌晨，刘亚楼被带到一间简陋的军事法庭。审讯者是一位身材魁梧的苏军上校，桌上摆着一份用俄文写就的判决书。经过短暂的审讯，法庭认定刘亚楼违反战时纪律，擅自下达轰炸命令，判处死刑，即刻执行。

就在押送人员准备带走刘亚楼时，他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请给我二十四小时时间。＂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但条件是必须有人监视。在这短暂的二十四小时里，刘亚楼没有像常人那样给家人写信，而是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写了一封给延安的详细报告。

这份报告记录了事件的全过程：轰炸命令是如何层层传递的，通讯系统为何出现故障，以及他在得知日军投降消息后采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当时的通讯设备存在严重缺陷，这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在远东军司令部，一场关于这起事件的激烈讨论正在进行。一位曾在伏龙芝军校与刘亚楼共事的苏联将军站出来作证，证实了通讯系统的确存在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份设备检修记录，显示事发当天确实发生过严重的通讯故障。

就在处决即将执行的前一刻，远东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亲自过问了这个案件。经过详细审查，发现整个事件中存在诸多疑点。首先，轰炸命令的最初来源无法查证；其次，通讯故障的确实性得到了技术部门的确认；最后，刘亚楼在事发后的及时补救措施也得到了证实。

经过再次军事法庭审理，刘亚楼被宣告无罪。这次经历不仅让他从死亡线上走回来，也暴露出了当时苏军指挥系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事后调查显示，最初的轰炸命令可能是由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发出，目的是在日军投降后制造混乱。这个发现促使苏军对指挥系统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改革。

五、归国路上的重重阻碍

1945年9月初，刘亚楼在经历了生死考验后，终于获准启程返回中国。然而，这条归国之路远比想象中曲折。首先是与家人团聚的计划受阻，由于战后局势紧张，苏联政府对外国人出境管制严格，娜塔莎和儿子维克多的出境手续迟迟未能办妥。

在哈尔滨火车站，刘亚楼遭遇了第一个困境。当地的国民党特务早已得到消息，在站台上布下了暗哨。一位曾在莫斯科留学的老同学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安排刘亚楼改乘一列运煤的货运列车。那天晚上，刘亚楼蜷缩在煤堆里，冒着严寒走完了这段路程。

到达长春后，形势更加复杂。国民党军队已经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对所有过往人员严加盘查。刘亚楼不得不改变计划，转道从一条偏僻的山路步行前进。途中，他遇到了一支正在转移的东北抗日联军小分队。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恰好认识他在延安时的一位战友，于是主动提供了掩护。

在辽源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刘亚楼遭遇了最危险的一次追捕。当地的伪警察接到密报，认定他就藏在村里。就在搜查即将展开时，村里的一位老大夫挺身而出，声称刘亚楼是他远房的侄子，专程来给他送药的。这位老大夫之前并不认识刘亚楼，纯粹是出于对抗日军人的敬重才施以援手。

1945年10月，刘亚楼终于抵达了四平。在这里，他收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娜塔莎和维克多在莫斯科的处境很困难。战后的物资匮乏，加上她因为嫁给中国人而受到一些排挤。刘亚楼立即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设法将一笔急需的钱款和药品转交给他们。

就在准备最后一段行程时，刘亚楼接到了组织的紧急指示：必须立即改变身份，以商人的身份潜入沈阳，与当地的地下党取得联系。为此，他不得不剪去了蓄了多年的八字胡，换上了一身旧式长衫。在沈阳，他白天在一家杂货铺当伙计，晚上则与地下党同志秘密会面，传递重要情报。

1946年初，一个意外的机会终于让刘亚楼找到了安全转移的路径。一支苏联贸易代表团要从沈阳返回莫斯科，代表团中有人认出了他。在他们的帮助下，刘亚楼成功将家人接到了长春。然而，当时的长春已经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一家三口不得不在一间防空洞里躲藏了整整两个星期。

最终，在经历了数月的艰难跋涉后，刘亚楼一家终于在1946年春天到达了延安。这段历时半年多的归国之路，横跨数千公里，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而这仅仅是他传奇人生中的一个篇章，更多的挑战还在等待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