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对军衔不满意，认为授低了？身边的人：没有听过类似的表示》

1955年，新中国首次为军队将领授予军衔，一时间议论纷纷。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人觉得高了，有人觉得低了。在那些获得军衔的将领中，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被授予上将军衔。然而，多年后却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刘亚楼对自己的军衔不满意，认为授低了。这个说法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何与他15年的老战友、空军政委吴法宪的回忆完全相反？这其中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揭开这个谜题的面纱。

一、少年从军：革命生涯的开端

世人皆知刘亚楼是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却鲜有人知他的革命生涯始于一场偶然的相遇。1929年的江西，19岁的刘亚楼正在南昌一所中学读书。那是一个春日的午后，他在街头遇到了正在秘密活动的地下党员张天云。

张天云见这个年轻人谈吐不凡，便递给他一本《新青年》杂志。就是这本杂志，彻底改变了刘亚楼的人生轨迹。一个月后，刘亚楼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当时的红军部队急需文化人才，刘亚楼因为有小学、中学的学历，很快被派到基层部队担任文书。上级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仅能写会算，更有过人的军事天赋，便让他担任了一个营的营长。

1930年春，刘亚楼带领全营战士参加了一次剿匪战斗。战斗中，他临机应变，巧妙设伏，一举歼灭了盘踞在赣南山区的一股土匪武装。这次战斗让他在部队里崭露头角。

上级看中他既懂文化又能打仗的特点，决定让他转任政工干部。从团政委到师政委，刘亚楼在政治工作岗位上干出了不小的成绩。他创新性地在部队开展＂边打仗边学文化＂的活动，让许多不识字的战士能够读书认字。

1935年，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组织上考虑到他在担任营长时的出色表现，决定让他重回军事岗位，担任师长。这一年，他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湘江战役。在这场战役中，刘亚楼指挥部队机动灵活，不仅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还成功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1936年初，组织决定派他到红军大学深造。在这所被誉为＂红军将领摇篮＂的学校里，刘亚楼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军事理论。他经常废寝忘食地研究战例，探讨战术。同学们都说，图书馆里最后一个离开的，总是刘亚楼。

毕业时，刘亚楼的成绩名列前茅。学校领导慧眼识才，破格留他担任训练部长。后来，他又升任教育长，开创性地将苏联先进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

在抗大工作期间，刘亚楼提出了＂实战实训＂的教学理念。他要求教员必须有实战经验，课程必须紧密结合战场实际。这种教学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后来的军事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就这样，从一名普通的学生，到基层营长，再到政工干部，又回到军事主官，最后成为军事教育工作者。刘亚楼的革命生涯起点，就像一条不断上升的螺旋线，为他后来成为军事将领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远赴苏联：人生的重要转折

1938年的深秋，刘亚楼与李天佑、钟赤兵等一行人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漫长旅程。这次远行的表面原因是治病，实际上还肩负着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经验的重任。

这段长达七年的苏联生活，成为刘亚楼军事生涯中最特殊的一段经历。初到莫斯科时，刘亚楼就表现出了超强的语言天赋。短短半年时间，他就能用俄语与苏联军官进行基本交流。一年后，他已经能够用俄语阅读专业军事文献。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刘亚楼遇到了一位改变他军事思维的重要导师——苏联红军将领库利克。库利克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家，更是当时苏联空军战术研究的权威。在库利克的指导下，刘亚楼系统地学习了现代空军作战理论。

1941年6月，德国突然入侵苏联，莫斯科告急。刘亚楼主动请缨，参与了莫斯科保卫战的指挥部工作。在这场关键战役中，他负责协助苏军制定防空计划，这是他首次接触现代防空作战。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组建中国人民空军积累了宝贵经验。

战争期间，刘亚楼随苏联红军转移到乌拉尔地区。在那里，他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参观苏联军工厂的疏散和重建过程。这段经历让他深入了解了现代军工产业的运作模式，这些知识在日后中国发展军事工业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刘亚楼被派往图拉军工厂实习。在这里，他不仅学习了武器制造工艺，还结识了一批苏联军工专家。其中，军工专家彼得罗夫成为他的忘年交。这份友谊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引进苏联军事技术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4年底，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苏联红军开始反攻。刘亚楼跟随苏军总参谋部，参与了多次重大战役的参谋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系统地学习了现代化军队的指挥体系和作战原则。

1945年8月，苏联对日作战开始。刘亚楼被派往大连，协助苏军与中国地方力量的联络工作。他出色的语言能力和丰富的军事知识，使他成为中苏军事合作的重要纽带。

在苏联期间，刘亚楼不仅精通了俄语，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网络。他与多位苏联将领和专家建立了深厚友谊，这些关系在日后新中国的军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系统地掌握了现代军事理论和军工技术知识，为他后来担任空军司令员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这七年的苏联经历，让刘亚楼从一名传统的陆军指挥员，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现代军事视野的高级军事指挥官。这段经历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军事生涯，更为新中国空军的建设储备了宝贵的人才。

三、组建空军：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

1949年春，刘亚楼接到一项特殊任务：组建中国人民空军。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既缺乏飞机装备，又没有专业人才。在东北接收的日本投降飞机中，能够维持飞行的仅有17架，飞行员更是寥寥无几。

面对这样的困境，刘亚楼首先着手建立起空军的基本框架。1949年6月，他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空军筹备会议。会上，他提出了＂先建制、后建军＂的思路，决定优先建立航校和维修基地，为空军发展储备人才和技术力量。

为了尽快培养飞行员，刘亚楼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措施。他派人走访各解放区，寻找曾在国民党空军服役的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在沈阳，他找到了曾任国民党空军上尉的李玉珊。李玉珊不仅加入了人民空军，还带来了十几名原国民党空军技术人员。

1949年夏，第一批苏联军事专家抵达。刘亚楼立即组织他们与中方人员开展合作。在沈阳，他设立了第一个航空学校。学校采用＂师带徒＂的方式，由苏联飞行员手把手教授中国学员。首批28名学员中，有24人顺利完成培训，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战斗机飞行员。

装备问题同样棘手。1950年初，刘亚楼带队访问莫斯科，商谈军事援助事宜。他充分运用在苏联积累的人脉关系，成功争取到了第一批米格-15战斗机。这批战机的到来，标志着中国空军装备水平的重大突破。

基地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刘亚楼根据地形特点，选择了沈阳、北京、兰州等地建立航空基地。他特别重视机场的防空工事建设，要求每个基地都必须建设防空洞和分散式停机坪。这些设施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此时的中国空军刚刚起步，但已经建立起了基本的作战体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刘亚楼采取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术思想。他要求飞行员必须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才能出击，通过不断积累战斗经验来提高整体实力。

战争期间，刘亚楼经常亲临前线指挥。在安东机场，他多次现场指导战斗起降训练。为了提高作战效率，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双机编队＂的战术，这种编队方式既保证了相互掩护，又提高了命中率。

1951年4月，中国空军取得首次空战胜利。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军心。刘亚楼随即组织专门会议，总结战斗经验，完善作战方案。他提出了＂四高一低＂的空战原则，即高度、高速、高机动、高警惕和低空突防，这成为中国空军的重要战术思想。

到1953年停战时，中国空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现代化军种。从最初的17架老旧飞机，发展到拥有数百架现代化战机；从只有少数飞行员，成长为拥有成建制的作战部队。这支年轻的空军，在刘亚楼的带领下，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

四、授衔风波：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55年9月27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在这次授衔中，刘亚楼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这一重要时刻，标志着他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共和国的高级将领。

授衔之前，中央军委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研究和讨论。在确定军衔等级时，采取了多项标准，包括革命资历、战功贡献、现任职务等。刘亚楼作为空军司令员，不仅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更在组建空军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授衔仪式当天，刘亚楼身着新制服，与其他将领一起参加了盛大的阅兵式。当时的《人民日报》对这次授衔仪式进行了详细报道，特别提到了刘亚楼在组建空军中的重要贡献。

然而，在社会上却流传着一种说法，称刘亚楼对自己的军衔不满意。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1980年代，但实际情况却与传言大相径庭。根据当时参与授衔工作的工作人员回忆，刘亚楼在整个授衔过程中表现得十分平和。

1955年10月，在一次空军司令部会议上，刘亚楼专门就军衔问题发表讲话。他强调军衔制度的重要性，指出这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必要措施。他还特别提到，军衔的高低不应该成为判断一个军人价值的唯一标准。

与刘亚楼共事多年的空军政委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从未听说过刘亚楼对军衔有任何不满。相反，在授衔后的工作中，刘亚楼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强调要以身作则。

1956年初，刘亚楼在一次军区视察中，遇到有人询问军衔问题。他当场表示，军衔制度的建立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一步，每个军人都应该以此为新起点，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素养。

在日常工作中，刘亚楼始终保持着朴素的作风。即便担任上将军衔，他依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简单生活方式。他的警卫员回忆，将军的房间里除了必要的办公用品，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装饰。

1957年，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刘亚楼作了关于空军建设的报告。报告中他特别强调，军衔制度的建立不仅确立了军队的等级体系，更重要的是促进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这段讲话被当时参会的多位将领记录在案。

1958年，在空军某部队视察时，一位年轻军官请教如何看待军衔问题。刘亚楼语重心长地说，军衔只是一个标志，真正重要的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这番话后来被写入了该部队的政治教育材料。

通过梳理历史资料可以发现，所谓刘亚楼对军衔不满的说法，完全是后人的误解。实际上，他不仅对军衔制度持积极态度，还在实践中为推进军队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晚年岁月：为国防现代化鞠躬尽瘁

1958年后，刘亚楼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国防科技建设。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他提出了＂科技强军＂的理念，强调要加快发展航空工业和导弹技术。这个提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随即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

1959年春，刘亚楼带队考察了上海、南京等地的军工企业。在上海飞机制造厂，他详细了解了国产战斗机的研制进展。他提出要加强基础研究，建议成立专门的航空研究院，为自主研发战机打下基础。

在导弹研制方面，刘亚楼投入了大量精力。1960年，他多次往返于西北导弹试验基地，亲自参与试验工作的组织协调。在一次重要试验前，他在现场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这次试验的成功，为中国导弹技术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61年，面对国家经济困难，刘亚楼提出了＂精简机构、保留骨干＂的建议。他主张在保持必要战斗力的同时，集中力量发展关键技术。这一建议得到采纳后，有效地保护了航空工业的科研力量。

1962年夏天，刘亚楼前往东北视察防空部队。在沈阳，他专门召开座谈会，讨论防空系统现代化问题。会议决定加快雷达和通信设备的更新换代，并着手研制新型地空导弹。

科技人才的培养一直是刘亚楼关注的重点。1963年，他推动建立了空军工程学院，为空军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他经常到学院视察，与教员和学员深入交流，了解教学和科研情况。

1964年初，刘亚楼提出了空军装备发展的＂三步走＂战略：首先解决战斗机的研制问题，其次发展运输机，最后突破轰炸机技术。这个规划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最后的岁月里，刘亚楼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1965年春，他还在筹划组建航空医学研究所，为飞行员的健康保障提供科研支持。同年夏天，他还参与制定了空军装备发展的十年规划。

1965年10月，刘亚楼在北京逝世。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中，他还在强调要加快航空工业发展，尽快实现战机的自主研制。他的办公桌上，留下了一份未完成的《关于加强航空工业基础研究的建议》。

刘亚楼的一生，是与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发展紧密相连的一生。从组建空军到发展国防科技，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的航空工业和空军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他去世后，空军和航空工业的同事们整理了他的工作笔记和讲话记录，这些珍贵的资料被收入《刘亚楼军事文选》，成为后人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的重要参考。他生前倡导的许多建议，在此后的岁月里逐步得到实现，推动着中国航空事业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