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前夜，领导上批准我们到延安去学习。我们同行三个人：分区高政委和我是去延安学习的，通讯员小郭是护送我们的。高政委是我们临时党小组长。
一路行军，高政委象大哥哥一样照顾我们。过黄河的，我们的行李让河水冲光了，夜里宿营，高政委把唯一的一条薄被让给我；又把棉衣脱下来，搭在他和小郭中间。
我学着高政委，悄悄拆了一件衬衣，给小郭做了双布袜子，高政委笑着说：“行，象个女八路，能打仗，会做活儿！”
从沂蒙山根据地到延安几千里的路程，要穿越日军重兵把守的封锁线，和戒备森严的敌占区。在当地党组织、兄弟部队和群众的掩护下，我们顺利地渡过黄河，跨过华北平原，告别了太行山根据地。
今天，天蒙蒙亮，我们又平安地渡过了汾河。撑筏子的老乡乐孜孜地告诉我们：八路军的猛虎团，在汾河地区发动群众打游击，震得日军魂飞魄散，夜里不敢到河面上动弹了。
傍黑，我们爬上豹子岭。眼下，只要越过同蒲铁路封锁线，就跨进陕北边区了。高政委过去在这一带打过仗，路熟，他让我和小郭在山窝窝里等着，一个人到岭东找交通点去了。
一会儿，高政委抱着一包东西回来，神情严肃地说，过同蒲铁路的柳庄地下交通点被日军破坏了。铁路旁的据点里又增加了一个日军小队和一个伪军中队。
高政委说：“小潘，小郭，我们一定要争取尽快到达延安。我先和交通员到柳庄摸情况，和地下党组织联系。你们先在这里休息。”
说罢，高政委把抱着的东西递给我。我一看，是一个用破棉袄裹着的孩子。高政委说，这孩子，名叫星星，是岭东交通站的同志托我们带到延安去的。
高政委到柳庄摸情况去了。天黑时，我突然浑身冷得打颤，一会儿，身上又烧得滚烫。糟糕！可能是过河受了寒，发疟子的老毛病和胸部的伤口，同时发作了。
小郭立刻扶住我，说了声：“躺着别动！”飞一般地朝山下跑去。
我昏昏沉沉地紧紧搂着孩子，心想：柳庄交通点被破坏了，我又病倒了，还带上一个孩子，怎么通过封锁线呢······
不知过了多久，昏迷中听见小郭在呼唤：“潘大姐！潘大姐！”我正要答应，只觉一阵剧痛。
一位老大娘叹息地数落着：“好闺女，为咱老百姓遭罪哟！年轻轻的带着孩子爬山越岭，可怎么受得了哟！”几滴泪水落到我的脸上。
“娘，快！快把同志姐抬上来，这是啥时候，还有功夫哭天抹泪的！”一位大嫂一面说，一面和一位姑娘把我抬到一块木板上。
太行山区，秋风凉飕飕的渗人。这时，听见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一个人跑到我身旁，细声细气的招呼着：“嫂，给！”随即，一件暖烘烘的衣服迎面盖来，裹住了孩子。
我心头一热，忙欠起身子一看：黑漆漆的山路上，小郭和三个老乡用一块门板抬着我和孩子，影影绰绰地分辨出是一位大娘、一位大嫂和一位姑娘。
傍山小道曲曲折折，坑坑洼洼的，大娘大嫂们抬着门板，深一脚浅一脚地急步走着。大嫂急促地说：“小心绊倒了。把胳膊挺直，别伤了同志姐和孩子！”
这是哪里来的老乡？我欠欠身子想坐起来，问个明白，大嫂伏下身子，冲着我的耳朵说：“这是敌占区，别说话。”
我紧紧搂着怀里的孩子，抬眼望去，黑沉沉的天上，北斗星在闪闪发亮。我忽然想到“星星”这个名字，取得多好啊！
第二天清早，一阵孩子的哭声把我惊醒，但身边没有孩子。这间屋，大概是大娘的家了，伸手一摸，炕烧得热烘烘的。
我正想着，大娘哄着怀里的星星，跨进门来，凑到炕沿上。我双手接过孩子，小家伙舒舒展展地躺在一个补得整整齐齐的蓝底白花棉袄里，小脸儿映着阳光红润润的。
一会，闪进一位大嫂，三十五、六岁年纪，高高的个子。她双手捧着一个大花碗，走到炕前：“快！趁热喝下去！”
她说着，坐在炕沿上，把大碗递到我的嘴边。哟！红糖水里泡着四个荷包蛋！我想起一路上高政委的嘱咐：不管走到哪里，我们只能分担群众的难处，而不能增加他们的负担。
大嫂劝道：“妹子，生孩子受了寒，再加爬山赶路的，亏了血气，趁热喝下去，补补就好啦。你大半是头胎，和俺妹子一样。”
大嫂将糖水鸡蛋往我嘴里喂，直到碗底朝天，才把我的头放开，咧开嘴爽朗地笑了。
大嫂抱起孩子走了。大娘疼爱地指点着大嫂的背影说：“眼下俺家里没个男人，就靠她撑门顶户！昨夜的事，也全靠她张罗呀！一听那个小同志说你病倒在山上，她卸下门板，往肩上一扛，撒腿就往村外跑。”
大娘告诉我，她今年五十六岁，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八路军，家里只有婆媳三人。刚才那位大嫂是大儿媳妇，还有个过门一年多的小儿媳，就是昨夜那个细声细气的妹子。
我想说几句感谢的话。大娘忙宽慰我：“好闺女，放宽心，那位小同志换了衣裳出去找一个姓高的同志，过会儿就回来。他叫我告诉你别心急。”
大娘出去做午饭了，我下炕赶去帮忙。只听西屋里传出婴儿哭声，我推门一看：柴房角上，一个年轻媳妇正在给星星喂奶。她身旁的草帘上放着一个孩子，大概因为哭得久了，小脸儿憋得通红。
我明白了，这妹子是真正的产妇，草帘上是她亲生的孩子。我奔过去，抱起草帘上的孩子，紧紧贴在胸口上。那妹子细声细气地叫了声：“同志姐，坐！”
这时，只听外面堂屋里，大嫂火辣辣的声音：“快放下！你这么大年纪能扎在冰凉的河水里泡吗？”大娘轻声说：“你妹子还没满月，昨夜又受了寒，能等她抢着洗吗？快到村西大伯家借点粮，好给同志们下锅做饭。”
我把怀里的孩子递过去，阿妹把吃饱睡熟的星星递给我，顿时，千言万语涌向心头：孩子啊，在这通向延安的路上，有多少素不相识的阿爸、阿妈、阿叔、阿姨······他们用对革命赤诚的红心来保护你。
大娘走进屋来告诉我，阿妹是从河南逃荒来到山西的，生孩子还不满二十天。昨夜里她听说救护八路军，婆婆前脚出门，她后脚就追了出来。别看她不吭不哈的，心里可亮堂着哪！
正说着，忽然街上传来一阵狗叫声。大嫂挎着篮子，奔进屋来：“娘，快！据点里的鬼子和伪军进村抢粮来了！”
话音刚落，院墙外面传来咔咔咔的皮靴声。我知道敌占区和根据地不同，一般人家没有地洞等藏身的地方，我拔出手枪，准备对付突如其来的敌人。
大嫂一见，把我拽到东屋里，那阿妹迅速地从大娘怀里抱过星星，反手掩上柴门。
大嫂抓下头上的蓝布巾扎在我头上，说了声：“快！躺下！”又顺手抄起炕下的尿灌往地上一泼，一股冲鼻的味儿顿时充满全屋。
大娘早就端起瓦盆迎到院门口：“老总，儿媳妇坐月子，屋里脏啊！”一个伪军闯进来：“老子要吃的！”大嫂说：“老总，这年头哪有吃的，就连俺这坐月子的妹子都饿得起不来。”
那伪军窜到东屋，见屋里四壁空空，又有臭味，捏着鼻子跑了。大嫂冲着伪军的背影，啐了一口唾沫，望着我咧开嘴笑了。
突然，听得有个伪军大声咋唬起来：“抓住那个穿蓝小褂的！”我一楞，该不是小郭从高政委那儿回来了吧？
我透过窗缝望去：啊！真是小郭！原来，小郭在村西地下党员宋大伯家里找到高政委，两人正向村东走，远远望见伪军，小郭推着高政委藏在村头的草垛里，自己想抄近道给我报信，不料被伪军看见了。
站在院门口的大娘楞住了。大嫂猛地睁大双眼，盯住院外的小郭。小郭被反绑在大柳树上，小嘴巴紧紧地咬着，那神气仿佛在说：潘大姐，放心吧！只要能保住高政委，打死我也不张嘴！
蓦地，凶神恶煞的日军小队长“嗖”地拔出指挥刀，嚎叫着向小郭刺去：“你的，八路的干活！”
“哗啦”一声，大娘手里的瓦盆掉到地上摔碎了。日军、伪军把目光一齐射向大娘。我和大嫂也楞住了。
大娘飞梭似的奔向小郭：“哎哟，我的小宝啊！我的孙孙哟！你哪里知道什么八路、九路啊！”大娘哭着扑过去，抱住小郭。
日军小队长狰狞地盯住大娘，猛地将洋刀刺进大娘的肩膀，鲜血涌出来，染红了大娘的灰布褂。
大娘把小郭抱得更紧了，好象刺刀没有在自己身上一样：“亲孙孙哟！咱们祖孙三辈儿都指望你这一条根哟！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可叫奶奶怎么活哟！”
我实在不忍再看下去了，不能让老乡为我们受害！这时，大嫂压住嗓子对我说：“躺着别动！”霍地窜下炕头，朝外走去。
大嫂奔到柳树下，拉开大娘，朝着小郭劈头就是两巴掌：“小该死的！叫你到舅家把谷糠给婶子坐月子，你到哪儿疯去啦！”
大嫂边骂边给小郭松绑：“快！把奶奶搀屋去！”旁边的伪军想上前阻拦，刁滑的日军小队长叽哩哇啦地叫起来。
刚才闯进屋里来的二鬼子，向小队长嘀咕几句，小队长转身盯住屋门，看样子可能要从屋里抓个人出来作证。我一口广东话，一张嘴就暴露了。我扣住枪机，准备和敌人拚了。
“嫂！”随着一声细声细气的招呼，好半天没露面的阿妹，抱着那个蓝布裹着的孩子来到院子当中。
阿妹拉住大嫂，说：“嫂，别生气啦！大侄子，进屋去吧。”大嫂说：“妹子，你怎么抱着孩子出来啦，受了风咋办？大人病倒了事小，还有孩子呢！”这后一句话，分明是故意喊给我听的。
只听小郭诚挚地喊着：“奶奶！娘！婶子！”扑到了大娘怀里。我望着淌着鲜血的大娘，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日军和伪军走了。我跳下炕，搀扶着大娘回到屋里，一头扎到她怀里。大娘沉静地说：“好闺女，泪水能把鬼子冲跑吗？”
大家忙着给大娘包伤口。小郭从贴胸的肚兜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递给大嫂，说：“给大娘洗洗伤口。
纸包里是几十粒粗粗的盐粒，有半个多月，我们一直没舍得吃一粒。小郭拿过盐来，撒在炕头热水盆里，晶莹的盐粒儿一下子就溶化了。
这时，阿妹抱着星星进得屋来，说：“同志姐，狗东西们出村了，给！”她把孩子轻轻递给我，只见星星依然甜蜜地睡着。
我不禁热泪盈眶，心里琢磨着大娘那句话：是啊，泪水是不能把日军冲跑的。可是蕴藏在人民和军队心底里的力量，却是任何敌人永远无法战胜的。
大嫂又出去察看了一下，证明敌人早已缩回据点，小郭赶紧找高政委去了。
晚饭后，小郭回来说：我们今夜要穿过同蒲铁路，翻过虎头岭，天亮跨进陕北边区。高政委一会儿来接我们。
大娘一家知道我们是到延安去。大娘说：“好闺女，病还没好就要走，大娘可真放不下心啊！可想到天明就要到毛主席身边，大娘又巴不得你们早点动身，这是多大的福分哟！”
妯娌俩用柳树枝编了个筐，阿妹把星星放到筐里。大娘凑到我耳边说：““小八路”在柳筐里睡个通宵觉，明天就快见到爸爸罗！这孩子长得不象你，象他爸爸吧？”
小郭听了，忍不住咯咯地笑出声来。他背上柳筐，笑着说：“大娘，你搞错了，人家潘大姐还没有成亲呢！
大娘一家三口顿时楞住了：千里迢迢爬山越岭，带的不是自己的孩子？大娘十分关切地问：“好闺女，这孩子的爹妈是谁，现在哪里？”
怎么回答大娘的问题呢？我并不知道孩子姓啥，也没有见过他的生身父母，孩子转给我们刚一天，而这一天是在大娘家里度过的。我接过孩子，讲起了他的来历。
那是一个黑沉沉的夜里，汾河怒涛翻卷，暴雨倾泻下来。正在汾河东岸杨庄开秘密会议的县委机关，由于叛徒告密，被日军和伪军包围了。
情况万分危急！活动在汾河地区的八路军猛虎团得到保护县委机关安全的命令，团长马上带着队伍插到敌人两侧，打乱了敌人的阵势，县委机关得以安全转移。
无耻的叛徒又向日军报信说，猛虎团长的妻子是我们的一个区长，因为刚生小孩又有病，在杨庄一带休息。
日军扑回杨庄，挨家挨户地搜查，没找到女区长的影子，便把全村老少赶向汾河边上。
日军中队长声嘶力竭地叫嚣着：如果不交出女区长，就要烧光全村的房子，让大家葬身汾河。岸边的人群无声地对抗着，没有一个人哭喊、掉泪。
这天女区长正在杨庄，敌人来的太快，没来得及转移，乡亲们把她和孩子藏在村头石碾下面的地洞里。透过洞口的缝隙，岸边的一切她都看到了，日军的嚎叫，象尖刀一样扎在她的心上。
女区长知道，残暴的日军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的。怎能因为自己和孩子连累乡亲们呢？她理了理散乱的头发，把用军装裹好的孩子轻轻放在草堆上。
女区长走出地洞，大步跨上堤岸：“把乡亲们放了！我在这里！”日军和伪军一时都呆住了······后来，日军嚎叫着把女区长抓走了。
乡亲们从地洞里找到这个孩子。为了保住八路军的这个根苗，乡亲们把孩子送东家，抱西家，张家一口奶，李家一口汤，转送了五个村子，才送到猛虎团团长的手里。
那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夜里，为了记住乡亲们救护革命后代，培育革命火种的心意，猛虎团长望着闪闪的北斗星，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星星”。
猛虎团的指战员象对待自己的亲骨肉一样疼爱星星。打仗时，用身体护着他，行军时，抢着背他。
我讲到这里，小郭凑到大娘身边说，猛虎团团长为了不给战斗部队增加负担，把孩子转到地下交通点，托付转送到延安，再转送到老家米脂去。昨晚岭东的同志把孩子交给了我们。
孩子的身世讲完了。大嫂把孩子从我怀里接过去，笑着说：“同志姐，我还真当是你的孩子呢！你可真疼他啊！”小郭立时接上说：“大嫂，我看你们一家更疼他。”
大娘接过孩子，摇晃着说：“对！对八路军，咱就是亲，就是爱，就是打心窝里疼，对这“小八路”就是更亲、更爱、更疼。”
夜深人静，高政委接我们来了。大娘、大嫂、妹子一直送我们到村头。大娘紧紧拉着我的手舍不得松开，阿妹亲着星星的小脸儿，大嫂挑起昏黄的小马灯为我们照亮。
我们按照地下交通员的安排，朝同蒲铁路走去。走得很远了，我回头望去，村头大枣树下，大娘仨口的身影还清晰地伫立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