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石是辽宁铁岭人，原为国民党的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1949年在厦门被俘。
和其他被俘关押的战犯，比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相比，张铁石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但他拒不承认自己犯有战争罪，还时常幻想能够与老上司蒋介石重整旗鼓。
据统计，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总计关押被俘虏的国内战犯有977名，其中属于国民党派别的，共有926名。
在关于他们如何处理的问题上，毛主席有过亲自批示：一个不杀。因为，我党对于国民党俘虏的政策一向宽厚。
在1959年开始，北京已经释放了6批国民党战犯，就在1966年正准备释放第7批战犯的时候，恰逢我国陷入了“文革”，对于第7批战犯的释放也因此耽搁。
到了1974年12月，毛主席在长沙时做出了一个重要指示：特赦国民党战犯。他在指示中写道：“现在还有一批战犯，如今已经放下武器关押了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
当时，专门负责此事的华国锋将这些战犯们，一个个的了解的一清二楚，在《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报告》中，他指出：这13个人要继续关押，不足以达到特赦的要求。这十三人分别是：周养浩、郭吉谦、杜超群、谢代生......
主席认为，他们已经放下武器，被关二十多年了，如今出来也都是花甲老人，都放了吧。
他还特别强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干部一样治病。”
1975年3月，华国锋在第四届人民常大委员会上作出说明：我国第七次特赦一共赦免了293人，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并且每人都给予公民的权利。有能力的安排工作、有病的享受医疗、失去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想要回台湾的给够路费。
被特赦的战犯中，有10人表达了赴台的意愿，其中之一就是张铁石，其他九人分别是王秉钺、陈士章、周养浩、段克文、王云沛、蔡省三、杨南邨、赵一雪和张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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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间，除了蔡省三之外，其他九人均是因为家人曾经在1949年跟随国民党来到了台湾，他们只是想单纯的和家人团聚。
我党尊重了他们的选择，即便是依然心系国民党的蔡省三，也没有过度为难，临行前，还给他们安排了一场饯行饭，并给他们发放了足够的路费。
1975年4月14日，这十人从北京飞往广州，稍事休整后，经深圳到达香港，这里离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只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只需等待台湾当局同意，办好交接手续，就可以回到台湾与亲人团聚。
很不凑巧，这时恰逢蒋介石逝世，台湾的军政各界要么是忙着操办蒋介石的丧礼，要么是将心思都放在了新旧势力的再一次洗牌之中，总之，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被拒之门外。
1975年4月16日，香港《星岛日报》上刊登了一名自称是“国府驻港代表”的人的言论：“对于这十名所谓的战犯，我们并不重视，他们若是想回到台湾，那就必须以普通逃港者的身份，依正当流程办理入台手续……”
张铁石等人在看到这番言论后，大受打击，并不重视、普通逃港者，这一个个冰冷的字眼儿仿佛如同一把尖利的匕首直击他们的内心，多年的戎马生涯，即使是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涯，也未曾让他们放弃过回台的决心，可现在，这轻飘飘的一纸刊文，让他们二十多年的坚持，一夕之间变成了笑话！
可即便是在这个时候，张铁石等人仍然抱有一丝希望，但是，接下来，严家淦对台媒的一段讲话，让他们顿时心寒如冰：
“我们不会欢迎任何的间谍和统战工具。基于政府安全问题考量，必定要对于是否接纳他们做出慎重的考虑，并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
这些人怎么也没想到，一心效忠的党国竟然会将他们视为所谓的统战工具和共产党的间谍！
而在这个时候，他们在香港的签证也已到期，眼看着他们就要被遣送出香港，大陆驻港机构当即委派工作人员协助张铁石等10人办理了延缓离港手续。但是，台湾当局对此仍旧冷淡对之。
回台战犯通过罗湖桥前往香港 图片来自
不过，这些人毕竟是为国民党立过军功的将领，将他们就这样晾在香港也不是办法，更何况，这十人的家眷皆在台湾，若是处理不当，恐引起民众哗然。
因此，在这之后，台湾当局派人来到香港，同张铁石等人谈话，言明：只要他们十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反共”声明，且同时自主向自由中国救济会申请，即可回到台湾与分别二十多年的亲人团聚，否则，“国府”没有让步的余地！
面对这两条苛刻的条件，张铁石等人愤怒异常，他们经过商议，断然拒绝：
第一，他们虽为国民党将领，可毕竟在大陆的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受过共产党的特殊待遇，设身处地的想想，若是易地而处，换做是共产党的人被国民党军队所俘，那么即便是侥幸逃过一命，日子也绝对不会比他们好。
再怎么说，他们也是军人，为了回到台湾就要说出违心的话，抹黑大陆，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第二，以“难民”的身份向自由中国救济会申请申请入台，更是让张铁石等人无法接受。
他们出生入死，身陷囹圄二十多年，如今，要他们以难民的身份回去，那这大半辈子几经风雨，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需要的，是堂堂正正回到台湾的身份！
也就是从这期间开始，他们入住的酒店里开始频繁出现一些奇怪的记者。这些人都是台湾派来暗中监视调查他们的人。
一天，苦闷焦急的张铁石突然遭遇两个自称记者的人，在把他请到房间后，两人说：
“他们可以对张铁石进行一次采访，只要张铁石在采访中透露一些反共的想法，明天他们就可以登报，然后归台的事情就会水到渠成。”
张铁石知道这是国民党派来的人，虽然他归台心切，但他还是言辞生硬的拒绝了采访的要求。
之后，一个叫谢伯昌的人来到香港，说是专程过来办理10人的入台手续，可雷声大雨点小，若想返台，就必须通过台湾当局的严审，几人心里的期许一次又一次的落空。
几天之后，张铁石又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那人不肯透露姓名，只打听了张铁石在香港的起居状况，之后告诉张铁石，这段时间香港不太平，让他少上街为妙。
两天后，一个自称是张铁石之子张润佩的朋友受友人相托探望张铁石，从此人的口中得知，他的母亲虽然已经年过九旬，可身体仍旧康健，而妻子在台湾多年，但仍旧任劳任怨，将家里的五口人照顾得妥妥帖帖，儿子则是在台湾国泰航空担任机长，26年来，他们无时不刻都在盼望着自己能够顺利归台，同他们团聚。
张润佩的朋友离开之际，除了留下从台湾带来的土特产，还交给他一叠厚厚的美钞。
直到那人离开后，后知后觉的张铁石才忽然发觉，方才离开的那人，眉眼之间竟和儿子极为相像，那就是自己的儿子！难怪，难怪自己会觉得对方万分亲切。
张铁石高兴的同时又满是疑惑不解，既然儿子来了香港，又为何不敢与他相认？
原来，张润佩在得知父亲申请归台无果的消息后，又听到严家淦在台媒面前发表的言论，一时心急如风，偷偷隐藏了身份，来到香港，想同父亲见上一面。
这年的5月3日，他们又迎来了新的希望。据香港《虎报》报道：台湾当局已经派出了由反特专家和国民党军政部门的老人组成的特别审查小组，特来香港审查十人，加快十人归台进程。
但让张铁石等人失望的是，特别审查小组的目的还是要他们说出在大陆关押期间，是否受过共产党的苛待以及招安，几人均如实回答，并再次声明此次归台唯一的心愿就是能与家人团聚，绝对不关乎政治，间谍之说更是无从谈起。
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的特别调查小组见此开始推诿责任，他们明白，想要回台湾的希望，已经再次落空。
就在这个时候，张润佩再次来到了香港，这次，张铁石没有犹豫，直接点名了儿子的身份，父子两人在分别26年之久后，终于相认，顿时抱头痛哭。
张润佩告诉张铁石，已经为他想好了两条回台方案。
第一条是通过正当途径归台，他已经联系了国民党一个驻港人员凯军，此人会全力协助张铁石办理归台事宜。第二条是通过偷渡回台，可以从海上直接偷渡到高雄。
经过商议二人决定还是用第一方案，通过正当手续归台。不然，即使回到台湾也会被国民党四处搜捕，而如果是通过正当途径的话，首要之事就是要换酒店。
因为这个酒店是大陆安排的，国民党担心有人在暗中监视。所以，希望张铁石换一家酒店入住，交代完后，张润佩便回去了。
此时的张铁石心中满怀期待，他觉得回台之日已经指日可待了。第二天，他便再次办理了签证延期，这也已经是他第四次延期了，随后离开酒店，在九龙弥顿道的富都酒店办理了入住手续。
此时，收到张润佩所托的凯军，并没有靠关系为张铁石办理签证，则是花钱买通了偷渡往高雄的“蛇头”。
正当途径归台无望，万般无奈的张铁石只好妥协，同意冒险偷渡回台湾，凯军叮嘱张铁石在5月23日的晚上9点钟左右，去香港西环海岸的渔人码头与蛇头会合。
可令张铁石绝望的是，自己竟然因为过度兴奋误将日期5月23日记成了6月3日。
张铁石旧照
但是，张铁石还没有完全绝望。因为在台湾的儿子劝慰他耐心一点，将来一定想方设法接他回台，没有办法，张铁石只好又回到酒店继续等待。
富都酒店的老板徐亨是国民党的特工人员，眼看着张铁石死活就是不肯接受台湾的条件，开始动起了其他的心思，想方设法骗走了张铁石的路费。而此时，留港延期的张铁石去移民局办理相关手续，却又被扣留了证件。
6月1日晚，徐亨趁机请张铁石喝酒，心中苦闷的张铁石没有多想，欣然答应了徐亨的邀请。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徐亨竟然趁着张铁石醉酒后出一份悔过书，上面都是诽谤和抹黑共产党的言论，并说，只要张铁石在这上面签了字，不出两天，台湾当局定会批准张铁石回台。
张铁石自然不会答应，怒火中烧的他一把夺过那份悔过书撕得粉碎。同时，也对返台的幻想彻底破灭。
在滞留在香港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次次希望的来临与破灭，让这个已将过了花甲之年的老人心力交瘁，他提笔写下来留给台湾亲人的绝命书后，选择在淋浴间的水管上上吊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直到6月4日早晨，酒店的服务员在打扫房间时，才发现张铁石早已经冰凉的尸体。随后，61岁的张铁石自缢身亡的消息，经香港《明报》报道后，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各大媒体纷纷指责台湾当局冷酷无情，可台湾当局非但不承认自己的过失，反而倒打一耙，甚至觉得张铁石此举太过偏激，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名誉，因此，勒令家属不得到香港处理其后事。
几个月后，他的遗体才被火化，张润佩又一次偷偷地去到香港，将父亲的骨灰带回台湾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