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且没有之一。

美国财长耶伦在今年年初的对华演讲中曾提到过一组数据，从1980年到2010年这三十年的中美蜜月期里，我国经济年均增长超过了10%。

耶伦提到这组数据，当然不是说美国对我们的重要性，尽管这是事实；但更多的，耶伦仍然是想表达，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合作要远比分歧更为重要。

这也是今天双方的共识。

从1990年到2015年的25年时间里，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为2280亿美元，同期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也高达640亿美元，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是我国对美投资的3.56倍。

在某种意义上，过去四十多年的对外开放，其实就是对欧美的开放。

但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我国对外开放是1978年，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的时候，高层即宣布访美；2月5日访美归来的12天后，也就是2月17日，我们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一历史事件，被很多人解读为是向美国交纳的“投名状”，借此换来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对我们的接纳。

在这之前，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折损，而我们的对越反击战，在当时也是非常冒险的一步棋；其中最大的风险不在越南，而在隔壁的老大哥。

当时对越自卫反击战后，大量的军事力量都被调到了和老大哥接壤的边境，而老大哥由于吃不准访美期间的内容，因此也不敢贸然行动。

靠着这一步棋，在此后的三十年时间里，我国经济可谓是脱胎换骨，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成就了五千年历史上，普通人物质精神最充沛的时代。

但美国对我们就完全放心吗？也不绝对，如果不是9·11事件的出现，美国可能早就宣布了自己的重返亚太计划。

也正因为反恐的出现，这迫使美国把目光重新放在亚太，也推迟了数年，这是给我们的第二个发展机会。

到今天，几乎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从新冠病毒到俄乌冲突，再到中东战火，尽管新的风险不断涌现，但美国乃至欧盟的对华方针，和过去相比，已经出现了质的转变。

今天，中美关系暂时处于一个平静阶段。对美国而言，在大选前期，国际事务维持现状是最重要的，对我国而言，也需要等待大选结果之后，再制订相应的对策。

也得益于这样一个平静阶段，恰恰是我们反思中美关系的最好时刻。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何双方关系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因为这并非是两国刻意追求的结果，在此之前，双方一直都是彼此的最大贸易伙伴，可以说从经贸关系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可以比拟。

但细分下来，影响两国关系最关键的有两点，其一是价值观不同带来的安全风险；其二就是制造业和科技技术带来的零和博弈。

第一点已经不用多说了。在过去的文章里，我已经多次阐述了这一点，大抵上新冠病毒冲击的供应链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军事风险，这是导致欧美去风险化的两个黑天鹅因素。

至于第二点，反倒是更值得细究。

两个彼此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为什么会产生零和博弈？

这就不得不提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比较优势不同，有些经济体造袜子、服装是比较优势，而有些经济体则更擅长芯片、汽车这类高端制造业。

在比较优势不同之下，彼此的贸易往来，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但科技研发是有瓶颈的；今天美国的新技术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那么新，而哪怕是新能源汽车和AI这类原创性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追上，这就导致比较优势理论的失灵。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原来造飞机的开始造什么呢？

我们已经生产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制成品，这也意味着，发达国家造的我们要造，发展中国家造的，我们一样可以造。

这个时候，在双方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的发展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这一点，应该是今天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全球近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里，只有我们的制造业升级迭代是最快的，其中我们的汽车出口已经是全球第一，这一点和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是高度重叠的。

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单方面对我们发动了贸易关税，当时特朗普是想要把我们拉上谈判桌，让我们多买美国货，这是由于双方常年的贸易额差导致的。

这算是拉开了中美关系下行的序幕。

到了拜登上任后，则开始奉行“战略模糊”的对华策略，但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双方关系也开始不断恶化。

9月18日，这一天对我们来说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但更特别的是美国方面的动作。

这一天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印太地区的大国竞争”为题的听证会时，就公开发言说，我国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美国必须为先进技术领域投入资源，因为“主导中美竞争的领域是技术”。

除此之外，美国的战略大师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也反复告诫美国高层。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美国的重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就明确建议美国要想方设法遏制我们。

而坎贝尔，作为美国的副国务卿，应该是代表了美国对华的基本认知。

坎贝尔过去对华的言论也非常不友好，2020年12月的时候，坎贝尔和布鲁金斯学会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该文就指出，“衰落主义”认为美国的卓越地位正在不可逆转地下滑的观点有其吸引力，但这种宿命论是错误的；美国仍然拥有令人羡慕的优势，包括年轻的人口、金融主导地位、丰富的资源、强大的联盟和创新的经济。此外，美国还拥有非同寻常的自我纠错能力，可据此来扭转衰落之势。

到了2024年6月份，坎贝尔在出席华府智库的活动时表示，美国应该发出明确讯号划红线及表达关切，在尽可能不损害美国或盟友的利益下，与我国共存。

到了9月18日，坎贝尔更明确地指出，要在技术领域和我们展开竞争。

坎贝尔是职业外交家，虽然是民主党人士，但考虑到美国两党对华态度的一致性，因此坎贝尔的这些认知，基本上就属于美国长期的对华战略。

事实上，大国关系的确并不容易掌控，哪怕是对两国而言，都不愿意看到今天这一局面，但在一些意识的潜移默化下，最终中美关系可能会不可避免地走到今天这一步。

这可能是由修昔底德陷阱导致的。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回顾两国关系，1980年到2010年，这三十年绝对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在这三十年时间里，我国年均经济增长超过10%，双方可谓是互有成就彼此依赖，是真正共赢的阶段。

其中又以2008年最盛，这一年美国对华投资达到210亿美元，是历年投资的最高峰值。

2007年3月时，英国《电讯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创造了“中美国”这个词。为什么要创造这个词呢？因为双方的经济影响，实在是太深了。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推动了美国企业利润从2001年占GDP总值的7%左右上升到2006年的12%，这背后得益于我国的廉价劳动力。

而我国储蓄也在那个时候开始涌入全球市场，导致全球长期实际利率从2001年前的5%左右降至2006年的2.8%。

中美关系，在当时如同新婚一样“甜蜜”。

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存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进口和花钱的国家开始撑不住了，随即表达了不满，威胁加关税，逼迫买更多美国货。

当一段关系难以维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直面现实。

从2018年的贸易摩擦开始，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六七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又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大事，三年的新冠病毒、两年多的俄乌冲突，一年的加沙战争，在这些黑天鹅事件的推动下，一步步让两国关系越走越远。

在分歧之中找到红线，并管控分歧，合理地竞争，这已经快要成为两国的共识了。

但竞争也未必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更像是一种无奈。在各种复杂因素的推动下，哪怕是大国关系，很多时候也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竞争成为常态化的时候，我们也就不太可能想着和好，想着如何防止局势失控。更多的，我们只能想着如何赢。

一旦竞争是以赢的目标为结束信号的时候，往往也意味着，输的代价很大。

对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言，这种竞争的状态，可能是以十年为单位的；在这个过程，比拼的不仅仅双方的优势，更多的还要比拼谁能够不犯错，或者说更少犯错。

这个时候，优势要被无限放大，但自我纠错能力，更会被无限放大。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