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2468天

《论领导力》，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基辛格已经99岁了，我们不能指望他提出多少新的观念创见。但基辛格毕竟是一位经历丰富的国务家，本身也是历史研究者。他从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里，提炼出的洞见，依然具有超越时间的魅力。

领导力这个概念，只要是稍微关注过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人，都能聊上几句。它对制定决策，改造组织乃至动员人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基辛格这本书谈的领导力，内容倒没那么宽泛，它特指政治上的领导力。基辛格是这么说的：人作为社会动物，永远处在形形色色的机构和组织里。小到读书时的讨论组，大到公司、政府，本质上都是机构，而国家无疑是最庞大也最复杂的机构。讨论组缺少领导力，最多也就是写出来的报告不好看，被老师打低分。可要是国家缺少了明智的领导力，它就会丧失方向，在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中变得无所适从，最终给千百万人带来灾难。因此，探究国家政治中的领导力，非常重要。反过来，要是搞清楚在国家层面，怎样才能建立和优化领导力，再把它“降维”运用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还能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政治上的领导力，具体是指什么呢？我们想象的大人物杀伐决断，雷厉风行，是不是就叫领导力？基辛格讲，当然没那么简单。所谓领导力，是指在掌握有限信息的情况下，清晰地评估当下的处境和长期目标，制定相应的战略，并推动自己的国家稳步朝着长期目标迈进。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需要掌握教化民众、组建核心班底的能力，还要有勇气和毅力去履行自己的职责。某些时候，他甚至要依靠直觉去制定战略。最重要的是，培养领导力不是套公式，不是机械科学，而是一门艺术。它需要想象力和灵感，才能塑造未来。

可能担心这种讲法太抽象，基辛格在这本44万字的书里，用90%的篇幅，回顾了6位20世纪大政治家的故事。他们当中，既有我们熟悉的戴高乐、尼克松、撒切尔夫人，也有西德总理阿登纳、埃及总统萨达特以及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基辛格认为，这6位政治家，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类型的领导力。他们上台执政的时候，国家正面临重重危机。而他们日后的声望，正是来自积累并运用领导力，带领国家走出困境的实践。尤其难得的是，基辛格不像我们普通人，会带着滤镜和仰望的视角去审视这些大政治家。他和书里的6位主人公，要么是同事多年的同僚，要么是经常在国际峰会上见面的同行。由他来讲述这些老朋友、老熟人的故事，不仅更有说服力，而且足够生动鲜活。

写《重建的世界》的时候，基辛格还是个31岁的年轻学者，言语里充满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轻狂。他毫不掩饰地宣称，自己更喜欢19世纪的贵族外交家，反对输出政治理念的“先知”，还认为手段比价值观更重要。但在这本《论领导力》中，基辛格大幅修正了年轻时的看法。经过大半辈子的政治实践，他开始承认：政治家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去行事。优秀的领导者必须具备“先知”的前瞻眼光，也要坚守厚重笃定的道德。这些道理，在我们普通人认知和培养领导力时，也是适用的。

接下来，我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会按照基辛格提出的“领导力函数”模型，为你分析培养和塑造领导力的关键点。在第二部分里，我会结合阿登纳、戴高乐、尼克松这三个案例，为你讲解怎样才能依靠明智的领导力，走出旧有的困境。在第三部分里，我会结合萨达特、李光耀、撒切尔夫人三个案例，为你讲解怎样才能依靠明智的领导力，开创全新的局面。

01.基辛格的“领导力函数”

“领导力函数”，什么意思呢？基辛格讲，任何形式的领导者，都受到两根坐标轴的约束。其中，第一根坐标轴连接的是过去和未来。换句话说，领导者不是在真空状态下行动，他接手的是一个既成事实，比如具体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领土大小、资源禀赋、经济和军事基础，通常是固定的，短期内很难发生改变。国家的文化传统、宗教倾向，甚至国际地位，是历史决定的，也属于既成事实。领导人能做的，首先是接受既成事实，接受过去，随后才能去构想，自己可以把国家带向怎样的未来。用我们熟悉的那句话“时势造英雄”来说，基辛格的第一根坐标轴，起点就是“时势”，它是无法提前选择的。

第二根坐标轴，基辛格说，它的一端是民众的短期渴望，另一端是领导人的长期价值目标。举个例子：一般人对政府的期待，无非是社会秩序安定，经济保持繁荣，保障制度健全。但领导人考虑起问题来，却要复杂得多。高福利往往意味着高税收，但老百姓肯不肯接受高税收呢？企业的发展势头会不会被它挫伤呢？这就是典型的短期渴望与长期目标之争。更别提还有产业转型、争夺国际话语权这类大事，它们在短期内可能根本没有直接收益。基辛格提醒我们说，今天的国家领导人，可不是古代君王，他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他需要说服，甚至是诱导自己的国民，把他们的视线从短期渴望慢慢移动到长期目标。要是完不成这个转换，那对不起，你作为政治家就不合格。

在基辛格看来，所谓领导力，本质上就是在这两根坐标轴拉出的有限空间里，展开的“函数”。既然是函数，那肯定有变量。基辛格认为，领导力函数的变量，可以概括为两大职责外加两大品质。两大职责，一是教化和引导国民，激发他们的主动性；二是组建和运营执政班底，让幕僚、下属为自己提供高质量的支持。至于两大品质，排第一的是勇气，尤其是在关键时刻，“不走寻常路”的勇气。第二则是坚毅的性格。要知道，勇气针对的只是刹那间的决断；但沿着选定的道路向前走，直至最终结果出现，却需要坚毅的性格作为支持。一惊一乍，肯定是不行的。

听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基辛格提出这个“领导力函数”，是不是想让我们照着学啊？是不是每个人参透了他的这些坐标轴啊，参数啊，就能拥有杰出的领导力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每一本管理学书籍，多多少少都会提到“领导力函数”或者类似的要素，它们并不是基辛格的原创。基辛格真正的洞见，是他看到了真实世界的复杂多变，难以捉摸。哪怕一个人在纸面上，已经事无巨细地学习了各种“领导力法则”，他依然有可能陷入困境。

举个例子：基辛格的老上司尼克松，口才、见识、勇气、毅力都不缺，对领导力“坐标轴”的把握也很精准。但尼克松的政治生涯，依旧充满了惊涛骇浪。他甚至写过一本书叫《六次危机》，专门回顾前半生遭遇的政治考验和挫折。根据基辛格的观察，尼克松哪怕是在政治生涯的巅峰期，也经常被困在有限的信息、潜在风险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自我怀疑当中。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水手，驾驶帆船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即使他有99次成功经验，在第100次仍有可能遭遇不测，折戟沉沙。

没有哪本历史典籍，或者哪份说明手册，能提供万无一失的解决方案。这个时候，领导人只能靠他对人性的了解，靠他的知识和经验，甚至是直觉判断，去制定战略并付诸落实。而且，领导者的决策还跟科学实验不一样，它没有反复验证、反复比对的机会，往往是一局定胜负。这就需要他具备艺术家的灵感和技艺。

“领导力函数”，只是基辛格提炼出的一些整体原则，不能生搬硬套。不过，我们也没有必要把领导力神秘化。按照基辛格自己的观察，他在《论领导力》中写到的6位政治家，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第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的阶层和教育背景。这6位领导人，都出身平民家庭，和丘吉尔、罗斯福这样的准世袭精英很不一样。他们既了解真实的社会，后来又通过个人努力，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最终走上了政治道路。基辛格认为，平民家庭传递的价值观，是崇尚自我克制、自我提升以及自强意识。教育的价值，则是提升智力和道德维度，并养成向历史学习的谦卑心理。在奋斗过程中，他们还锻炼了自己的眼光和判断力，这也为他们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有意思的是，基辛格还专门强调了深度阅读的价值。他笔下的6位领导人，都喜欢阅读复杂书籍并发表评论。基辛格认为，深度阅读有三大好处：一是发展不被外部刺激左右的平衡感；二是训练记忆力，形成丰富的知识储备；三是养成合理有序的思维习惯和大局观。反过来看，今天的移动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虽然降低了获取信息的门槛，但它传递的更多是直观的图像、画面和情绪。基辛格对此是有担忧的。他认为，领导者确实要适应传播规律；但如果他一味追逐“短平快”，丧失了分析复杂问题和把握全局的能力，势必会引起后患。这一点对普通人也适用。

这6位领导人还有第三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对待冲突的方式。你可能听说过，戴高乐和撒切尔夫人从年轻时起就是政坛“刺儿头”，尼克松的脾气也不好。基辛格认为，这不光是性格问题，它还涉及根本立场。毕竟，无论是戴高乐、尼克松的外交政策调整，还是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改革，都会触及特定群体的利益。假如他们只想听好话，只想让自己的公众形象受欢迎，那重大变革就永远无法进行了。因此，合格的领导者不能害怕起冲突。只要是对长期目标有价值的事，他们就会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坚定地推行下去，哪怕短期内会给自己的支持率和评价造成冲击。

在这里，基辛格又拿今天的“网红”举了例子。他讲，网红乍一看也不害怕冲突，毕竟“黑红”也是红嘛。但这类冲突和争议，追求的是影响力，看重的是个人流量和商业价值的增长。而领导者的出发点跟网红是不同的，他需要把个人利益置于机构、集体、国家的利益之下。必要时，他甚至可以为了机构的长期利益，牺牲个人名望。这就是“为人”与“为己”的分别。基辛格讲，有没有“我为人人”的公共服务意识，是杰出领导者与一般精英在价值观上的最大区别。

当然，领导者也分为多种类型。基辛格认为，企业和国家在大多数时候，需要的是按部就班的管理者。但到了危机时期，循规蹈矩不管用了，那就需要变革型领导人。这类领导人又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是既勇于改变现状，又具备周密计划性的政治家，比如俾斯麦和罗斯福。第二种是目光远大，能远远超越当下的“先知”，比如列宁。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领导人看似界限分明，其实经常相互转化和借鉴。比如，丘吉尔和戴高乐在中年以前，是典型的“先知”；等他们执掌国家大权时，则更多运用了政治家的艺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诚如基辛格所言，一切成功的领导者，都能“超越自己继承的环境，带领社会达到可能性的极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培养出的素质，就是领导力。

02.依靠领导力走出失败：三个案例

刚刚我们回顾的，是基辛格对领导力这个概念的分析，比较抽象。接下来，我就为你展开讲讲，基辛格笔下的6位杰出领导人，以及他们身上的领导力优势。前三位主人公是阿登纳、戴高乐和尼克松，他们的共同点，是接手了一个刚刚在战争中失败，或者无望取得胜利的国家。换句话说，这三位领导人要解决的问题，是尽快走出失败的阴影。

基辛格选取的第一个案例是西德总理阿登纳，他的战略风格是“恭顺”。怎么理解呢？先看历史背景。“二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被英美法苏分区占领，逐步演化成西德、东德两个政权。阿登纳就是1949年在西德上台的，当时他已经73岁了。西德在立国之初，面临一组尖锐矛盾：它虽然属于西方阵营，却被周边国家视为潜在危险。尤其是法国，痛感于1870年以来和德国的三次战争，要求永久解除西德的武装，甚至剥夺它的工业能力。而西德自己，既希望尽快开始重建经济，解决民生问题，内部又有很强的声音，要求重新实现领土统一。这个总理，真心不好当。

那阿登纳是怎么做的呢？他在1957年第一次见到基辛格时，就告诉对方：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之所以命运坎坷，症结就在于过度迷信自己的“硬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这是西德政府需要调整的。另外，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西欧要想维持国际地位，就必须联合起来，在经济和军事上结成联盟。西德的所有国家目标，无论是经济重建还是再武装，甚至是统一事业，都必须放在西欧一体化的框架下，才能顺利完成。西德绝不能不顾邻国的感受，追求纸面上的国家利益；更不能抛开“冷战”大背景，完全凭喜好做事。它得瞻前顾后，小心翼翼：这就是恭顺战略。

基辛格评价说，阿登纳的战略，看上去对西德不太公平。比如，欧洲经济一体化起步时，西德承诺将自己的煤炭工业置于六国共管之下，并且要降低关税。这对依赖煤炭出口的西德经济，短期内并不是好消息。西德重建军队时，还分担了“北约”在欧洲的主要陆上防务。为了避免西欧发生分裂，阿登纳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两次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立即实现两德统一的提案。西德内部有不少人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在国会开会时，公开质疑阿登纳的决定。

阿登纳是怎么回应的？他勃然大怒地回怼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以为德国才是‘二战’战胜国，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之前两次大战的教训，还不够重吗？”基辛格赞叹说，这番言论可谓是领导力的正面典范，也是恭顺战略的实质，因为它真正读懂了历史。德国现代史的前半部，是一个既有实力，又有野心的地区强国，与周边国家持续冲突的过程。这样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更何况，“二战”之后的世界早已不是欧洲的世界了。

如果西德继续自行其是，引发“窝里斗”，它连后悔的机会都不会再有。因此，恭顺战略，既是西德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的契机，也是它向整个欧洲“借势”，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国际地位的出口。德国的统一事业，也必须由恭顺战略来推动，审时度势，才不至于引起恐慌和抵制。日后，西德正是按照阿登纳的遗教，积累了足够的地区声望和“软实力”，才借着“冷战”结束这个良机，实现了再统一。可以说，阿登纳的恭顺战略，有效扭转了过去70多年德国的国家命运。

再来看比他小14岁的法国领导人戴高乐。戴高乐的立场，和阿登纳可以说针锋相对。基辛格回忆说，1969年他拜访戴高乐时，戴高乐问他：“你觉得19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政治家是谁？”基辛格回答：“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假如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德国人能按照俾斯麦的战略，克制地对待法国，法德也许不会成为世仇。”戴高乐笑着说：“我倒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就因为德国人胃口太大，我们才有机会通过战争收复失地。”

从这番对话里，你已经能看出戴高乐的一些性格特征了：他喜欢谈论历史，喜欢唱反调，还喜欢展现强硬。基辛格把戴高乐的领导力和治国方略，概括为“意志”。什么意思呢？戴高乐的政治生涯，和两次战败密切相关。第一次是法国沦陷，戴高乐出走英国，举起抵抗大旗，完成了从军人到政治家的转型。第二次是1958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打输了殖民战争。戴高乐复出政坛，改革内政外交，把法国重新带上正轨，直至1969年退休隐居。

注意了，法国这两次战败，问题都出在内部。1940年那一次，是军事指挥失当，导致士气崩溃，政府和军队被失败主义氛围压垮。1958年那一次，则是殖民战争不得人心，政府内部党争不断。换句话说，阿登纳要处理的是外部压力，戴高乐要面对的则是内部问题。而“意志战略”的出发点，恰恰是从内部整合人心。“二战”期间，戴高乐不仅积极部署军事行动，参与对法国本土的反攻；他还顶住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压力，为法国争取国际话语权，使法国得以列席联合国安理会“五常”。1958年那次就更明显了：把戴高乐推上台的，其实是法军内部拥护战争的势力。但戴高乐很快就意识到，继续殖民侵略有百害而无一益。

因此，他冒着被暗杀的风险，与阿尔及利亚抵抗力量签署了和平协议，把法国政府的重心调整到经济建设和欧洲一体化事业上。由于戴高乐的坚持，法国在军事和外交政策上，也保持了独立性，没有成为美国的附属品。正是阿登纳与戴高乐两种战略的结合，为欧盟今天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基辛格选取的第三个案例，是他的老上司尼克松。关于他俩的外交成就，得到听书解读过的《白宫岁月》一书有很详细的记录，这里就不赘述了。讲一个关于尼克松的小细节吧：基辛格认为，尼克松的领导力特征，是“平衡”。不光是维持外交路线上的平衡，具体操作上也是如此。尼克松很重视外交谈判，他认为，外交接触是大国了解彼此的意图，避免爆发核战争的重要途径。但尼克松很少参与具体的事务性谈判，比如削减核武器的数量，调整海外驻军等等。他会让下属先去处理细节，自己只在最后定调。基辛格认为，这是个很有智慧的策略。因为没有几个最高领导人愿意在正面谈判中让步，一旦情绪“上头”，谈崩了，下属就没法补救了。但反过来就没问题了，把具体的调整和取舍交给下属，最高领导人只负责拍板定调，内部矛盾也会少很多。

基辛格回忆说，尼克松对他1972年的中国之行，印象尤为深刻，因为毛泽东主席跟他谈的都是哲学和整体战略问题，细节则交给具体负责人，这很合尼克松的脾气。这样看来，尼克松的“平衡”战略，的确很有深意。美国正是靠着尼克松的调整，逐步离开了注定失败的越南战场，改善了自己在“冷战”后期的处境。

03.依靠领导力开创新局面：三个案例

刚刚我们回顾的，是三个带领国家走出失败战争的案例。接下来说的这三位领导人，情况又有点不一样。他们倒是没有遭遇军事失败，但国家面临复杂的结构性危机，需要开创新局面。基辛格认为，他们的领导力，也相当突出。

埃及总统萨达特，在三位开创局面的政治家中排名第一。基辛格把他的战略特色，概括为“超越”。什么意思呢？先说说萨达特这个人。20世纪60年代，他是埃及副总统，当总统的则是赫赫有名的纳赛尔。纳赛尔在当时的中东，是整个阿拉伯阵营的领袖，极具个人魅力。但纳赛尔奉行武力对抗以色列的政策，不仅打输了第三次中东战争，还让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不显山不露水的萨达特，在1970年继任埃及总统之后，先是精心筹划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收复了一部分陷落的领土。接着他突然改弦更张，启动了和以色列的和平谈判，彻底改变了中东局势。

基辛格说，萨达特就是典型的“先知型”领导人，是“超越战略”的典范。一般政治家看到的，只是琐碎的利害得失。他们会认为，埃及过去跟以色列打仗，总是输；现在已经有来有回了，那就应该咬紧牙关，再努努力，一战定乾坤。但萨达特看到了更宏观的全局。他意识到，阿拉伯阵营并不团结，许多国家有自己的小心思。埃及充当这个阵营的领袖，空有声望上的好处，对国家的整体利益却没有多少增进。相反，长期处于军事动员状态，导致埃及国民疲惫不堪，经济常年萎靡，这对民生是巨大的伤害。

只有超越现在的视野，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把埃及自己的国家利益和铺得太开的“阿拉伯世界”区隔开，埃及才能走出外交和军事上的死胡同。这种想法在当时的中东无疑是石破天惊的。也只有萨达特这样不落俗套的政治家，能大刀阔斧地推行这种“超越战略”，为埃及争取了更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个案例，来自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基辛格把他称为“卓越战略”的代表。要知道，新加坡在1965年正式独立时，只是一个人口不到200万，失业率奇高，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小国。李光耀曾经告诉基辛格：“我们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没有衰落余地的国家。”“如果新加坡的政府和人民做不到出类拔萃，这个国家就将不复存在。”因此，李光耀奉行的是一种“以卓越求生存”的政策路线。新加坡在经济增长、外交路线和社会福利上，都力求做到最好。它从1965年开始，两次完成产业转型，第一次发展出口型制造业，第二次扶持电子产业和金融业，在亚洲经济舞台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李光耀还利用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同时发展与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使新加坡获得了超出人口和领土规模的影响力。基辛格称赞说，李光耀也是一位“先知型”领导人，是地缘政治大师。他的成功证明，只要有思想上的远见、实干精神和耐心，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克服先天条件造成的不利局面的。

最后一个案例，来自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基辛格把她称为“信念战略”的代表。要知道，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时，英国经济已经连续6年陷入衰退，国内通胀严重，失业率高企。在外交上，英国也长期萎靡不振，开始被视为二流国家。要扭转这种局面，没点“干货”还真不行。而撒切尔夫人真正的厉害之处，并不是她的铁腕手段，而是她清晰的信念和原则。在经济上，她坚定地减少政府干预，以此提高效率；但在事关民生的医疗和住房问题上，又没有采取放任政策。在外交上，她高调重振英国的声望，为此不惜打了一场马岛战争。但一旦她发现苏联出现了政策变化，她也能顺应时势，推动美苏进行战略接触。

关于撒切尔的政治遗产，当然有不少争议。不过，基辛格作为她的老朋友，始终认为：如果不是这位首相的信念，如果不是她打破了1979年英国的停滞状况，给社会乃至整个国家注入新的活力，英国还会在迷茫中沉沦更久。

结语

对作者基辛格来说，在99岁高龄写下这本书，是他对自己政治和学术生涯的最后总结。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阅读基辛格的精彩回忆和分析，也是一种“以史为镜”“以人为镜”的绝佳体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执掌一家大公司或者一个大机构，但每个人的一生中，难免都会遇到危机和挑战，难免需要领导力的加持。这个时候，基辛格的“领导力函数”，以及他见证的6位大政治家的故事，无疑提供了有价值的启发。最重要的是，只有保持精神上的活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才能克服眼前的困境，开创新局面。在全书结尾处，基辛格引用了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金句：“我们无法选择外在环境，但我们总可以选择应对环境的方法。”这也是《论领导力》一书最重要的忠告。

撰稿：刘怡；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资料来源：得到APP听书栏目。声明：除原创内容特别说明外，推送稿件文字及图片和音视频均来源于网络及各大主流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认为内容侵权，请在文章下方留言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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