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3:唐朝》:大唐帝国

郑胜辉 2024-02-13 07:39:08

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2117天

关于作者

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师从于已故的中国史学大师何炳棣,曾经在美国斯坦福、英国剑桥这些名校任教,主攻中国古代史,本套书的前三卷,秦与汉、南北朝、唐朝,都是陆威仪的著作。

关于本书

《世界性的帝国:唐朝》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三卷。一直以来,唐朝堪称中国的“黄金时代”。作者抓住唐帝国疆域扩张到极限时的时期,选择西方读者对于中国历史较为关注的问题,站在中国的外围来观察和描述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唐朝作为世界性帝国的诸层面,为展现了充满浪漫气息的、帝国景象。

核心内容

作者将唐朝放置在大历史的坐标系中,纵向比较唐朝为中国历史开创的新局面,也横向研究唐朝作为一个国际体系中心,而形成的“世界性的帝国”,并以安史之乱入手,研究其带给唐朝乃至中国历史的影响。

前言

总算讲到唐朝了。唐朝,虽然我们都没经历过,但是对它的印象,基本都是美好的。那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巅峰时期啊,各种成就,无论是文化、武功、国际地位,还是城市生活,在当时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各种好玩的名人轶事典故、传世的诗歌文章,那更是多得数不过来。

但是,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它的作者美国汉学家陆威仪——听过前两期的朋友对他应该很熟了——他的着眼点不是这些,他看到的唐朝,是一个或者一系列的重大变革,有政治制度方面的,像府兵制的消失、科举制的兴起;有社会结构方面的,像我们前两期反复提到的一个概念“大家族”,在这本书里终于要谢幕了;有国际关系方面的,像李世民时代获得的“天可汗”地位,还有后来中国有意无意开创的东亚文化圈;有文化生活方面的,像诗歌进入了黄金时代,城市生活更自由、更商业化……正是这些变化,把中国,或者说中华帝国的历史划分成了不同的时代,从中古时代,进入了近代早期。所以说,作者眼中的唐朝,最大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变革。那么这些变革为什么会发生呢?作者锁定了一个历史事件——安史之乱,他认为安史之乱是真正的唐朝,乃至整个中华帝国历史的分界。

下面我们就按照作者的这个思路,一起来看一看,外国历史学家眼中的唐朝。

安史之乱是怎么回事呢?安就是安禄山,史就是史思明。安禄山是唐玄宗李隆基最信任的胡人将领,当时在河北驻防,掌握着唐朝最精锐的三个军区的军队,公元755年,唐天宝十四年冬天,安禄山起兵造反,一度占领了唐朝的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迫使李隆基出逃到四川,半路上被迫处死了杨贵妃,后来还丢了皇位。安禄山死后他的部下史思明又继续造反,直到763年,叛乱才平息,但是唐朝也从此由盛转衰。这就是安史之乱的简要过程,相信我们都能说个大概,但真正理解这件事,还需要把它的前因后果详细说说,这就得回顾上一本书《南北朝》的内容。在那本书的最后,讲了南北朝的结局——被隋朝给统一了,然后唐朝又取代了隋朝。

这时候,摆在唐王朝面前的局势是什么样的呢?主要有这么三点:

第一,南方对国家的重要性,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方了。其实在隋朝时已经是这样了,所以隋炀帝要开凿大运河,目的就是把南方的物资输送到北方的政治中心洛阳。到了唐朝,因为北方经历了大规模战乱,国家经济更依赖南方,如果没有这些物资,单靠关中地区的出产,没法维持长安这么一个大都城的需求。

第二,隋、唐两代的创建者,他们都出身于“关陇集团”,全称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是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概念,这本书里也沿用了这个概念。关,是指陕西的关中地区,陇,就是甘肃省的简称,关陇,也就是指今天的陕西、甘肃及西北这一带,也就是说,唐朝的根基是在西北,所以为了政治需求,唐王朝还是不得不把首都放在长安。但是关陇集团是胡汉杂处,所以一些汉人血统比较纯正的地区的大家族,比如河北,就不太瞧得起唐朝的皇室。

第三,把首都定在长安,意味着紧挨着一个巨大的威胁,就是北方的突厥。

政治中心,起不了经济中心的作用;地方上,有势力的大家族不太买账;旁边,还有个强敌总在那盯着你,可以说早期的唐朝政府非常头疼。为了应付这样的局面,他们就设置了一个新的职位,叫“使职”,中央政府向地方上派出这些使职官员,给他们很大的权力,以便调配各种资源。使本来是一种非常设的专项的职务,比如有的负责人口稽查,有的负责监督国家专卖产品,像盐和铁,但是后来为了军事需要,又设立了全面负责一个地方军事、行政、财税、户籍管理的节度使,也就是说,节度使在他管辖的地盘上,几乎是大权独揽的。

节度使最早也是非常设的,但是当上节度使的人,当然都希望能尽可能长地拥有这么大权力,就反复跟中央提出,这个职位应该常态化,加上他们也干得不错,最终在8世纪初,节度使就变成一个常设的职位了。所以说后来安禄山作为一个地方军区的武将,哪来的那么大实力跟中央对抗啊?就是因为节度使这个制度设置,让他有了扩充实力的可能。

到了唐玄宗时代,有一个权力欲特别强的宰相叫李林甫,有个成语叫口蜜腹剑,说的就是他。这个李林甫,担心那些节度使要是谁立了大功,可能会被提拔,调回中央任用,那就可能威胁到他的地位,于是他就干了一件影响非常坏的事,规定以后节度使只能由胡人来担任。从唐太宗开始,唐朝的军队里起用了很多胡人,也就是少数民族的将领和士兵,他们也确实很有战斗力,功勋卓著,但问题是胡人都是大老粗啊,立再大的功劳,也不可能让他们这样的粗人当宰相,这不就没人能威胁他李林甫的地位了吗?这样,安禄山的机会就来了。

安禄山就是一个胡人,而且血统很复杂,他当兵以后,一步一步爬到节度使的位置上,并且最终一个人兼任了唐朝在河北最重要的三个军镇的节度使,军政财各项大权集于一身。由于李林甫的政策,把边镇的权力都交给胡人将领,安禄山很容易发展势力,他的部队胡人比例非常高,还都非常忠于他,这样就逐渐形成能跟中央叫板的实力了。然后李林甫死了,安禄山造反,安史之乱就这么爆发了。

安史之乱的具体过程,这本书里没有多讲,我们在这也就不展开了,我们还是重点放在它的因果,前面是因,也就是安史之乱之所以能爆发的历史条件,下面再说果,安史之乱的影响。安史之乱历时将近八年,终于还是平息了。但是,对唐朝政府来说,之前的日子是再也回不来了,安史之乱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首先说在政治格局上,出现了藩镇。藩镇,是一种军事单位,说白了,就是那些节度使们各自的防务区。前面说了,节度使在自己的藩镇里享有很大的权力,安史之乱后,中央的实力衰落,更管不住这些节度使了,只能听任他们在各自的地盘上称霸一方。特别是河北,之前是安禄山的势力范围,掌权的都是他以前的旧部,他们跟中央处于一种对峙状态,这就形成了地方主义,发展到最后就是武装割据和分裂。

这么一来,一些唐朝前期的制度就执行不下去了,比如财税方面,以前实行的是均田制,把国有的土地分给农户耕种,然后定期定量征税,但现在中央政府能实际支配的土地非常有限,这个均田制就没法搞了。同样,在军事方面,唐朝前期沿用的是北朝时期的府兵制,我们上一本书介绍过,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军户,也就是世袭军人家庭基础上的,特别是来自西北的军户家族。但是安史之乱以后,这个传统的兵源已经损失严重,府兵制逐渐改成“募兵制”,也就是用军饷来招募士兵,这样当兵就不是义务,而是职业了,好处是招来的兵战斗力更强了,但是相应的,朝廷的军费压力也更大了。

这两项制度,都是沿袭了很长时间,跨越了很多朝代的,所以说在唐朝中后期,这种制度的消失,可以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作者评价说,这两项变化都表明,国家正在失去对臣民和财政的控制能力。国力衰退,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当然不是好事了,曾经那么强盛的大唐,再也强盛不起来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从市民生活的角度来看,中央政权的衰落,也未必全是坏事。这个最突出的,就体现在城市生活方面。

我们知道长安在唐朝的时候,那是世界性的大都市,但是盛唐时期,长安居民的生活,反而没有唐朝中后期舒服。唐朝前期,长安的生活被规定得比较死板,居民区的布局,是像网格一样的,主要街道两边,是一个一个的坊。一个坊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居民小区,带围墙和门,每天坊的开门关门时间是固定的,居民早出晚归,都得按这个钟点儿,过了点你还在大街上走,或者翻墙从坊里出来,被抓住都要受罚的,唯一的例外是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赏花灯,可以通宵活动不受限制。这种制度就叫里坊制,最初是为了安全考虑,起到一个宵禁的作用,但是对居民来说,这种很程序化的生活,显然大家都不会喜欢,所以一直有人在坊的墙上打洞,夜里偷偷出来,屡禁不止。

安史之乱对长安、洛阳这些大城市破坏很严重,之后,里坊制也就越来越难执行下去了,很多人都把坊墙凿开,在临街开店做买卖。在这之前,长安的商业活动也是集中进行的,最火的两大商业区是东市和西市,相当繁华,但是也是每天定点开放,所以这整个城市的经济活力是受限制的,但是随着里坊制的松动,居民住宅区和商业区越来越融为一体了,商家经营时间更长,居民消费也更便捷了。到了唐朝后期的唐文宗年间,官员报告说现在京城里人人都在违反宵禁,那干脆就取消对居民作息时间的限制了。

随着居民生活自由度的提高,城市的经济活力被激发,各行业也都逐渐兴盛起来,其中作者选了一个很独特的样本,就是长安的花街柳巷。

说到这个,很多人第一感觉都认为是一些低俗场所是吧,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在唐朝的时候,这些风化场所的从业人员,都有很高的准入门槛的,必须要掌握文学、艺术方面的技能,很多文人雅士都经常出没、流连于这种场所,最有名的比如白居易。唐朝的一些名妓,其实也是相当出色的诗人,比如四大才女之一的薛涛,还有鱼玄机。

光顾这些场所的,也不全是我们想象中那些就为了满足生理需要的,一个很大的客户源,是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我们知道隋唐时代开始有了科举,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晚清,但是跟后来明清时期那种完备的、全国性的教育和考试系统不一样,唐朝时各地的地方教育还很不发达,教育资源主要都集中在都城长安,参加科举的考生得先到长安来学习和备考。在这,作者带着一种理解的态度说:“举子,也就是参加科举的考生,在20岁左右的年纪,就不得不到京城花费很长的时间求学,与家庭离别。因为年轻人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北里——就是当时长安最主要的花街柳巷的合法妓女提供的欢愉,包括社交、文化和肉体上的,几乎是无法拒绝的。”

所以,像北里这样的场所,跟进京参加科举的考生的住所,往往就比邻而居,这类场所里,云集了大量的青年学子,慢慢也就发展成了社交场合。大家在这结识,为未来在官场上的人脉关系做铺垫,同时也一起在这寻欢作乐,诗文唱和,所以说,唐朝文化里的那种开放、风流洒脱和青春活力,像北里这样的花街柳巷,可以说有很大的贡献。

说到科举,这是隋唐以来中国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出现之前,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上升空间,很大程度上要看他的门第,也就是出身,但是科举不问出身,让底层人也有了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我们前两本书里反复提到“门阀”,也就是大家族,这是从秦汉到南北朝中国的政治格局里不可忽视的一份子,到了唐朝之后,大家族虽然还存在,但是在政治上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很多书上都解释说,这就是因为,非高门出身的精英通过科举,挤掉了大家族子弟的位置,导致大家族衰落。

这个观点,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不对,因为唐朝整个一个朝代的官员,只有10%是通过科举选拔上来的,根本不是底层精英通过科举淘汰了大家族子弟这么回事。为什么又说对呢?是因为大家族的衰落确实跟科举制有关。这个具体的逻辑是这样的:科举的开设,首先是方便了大家族的子弟,他们不全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纨绔子弟,一说读书考试就傻眼,其实真说考试比成绩,寒门子弟是很难考过他们的,因为他们有更好的经济条件,能获取更优秀的教育资源,所以,科举这种方式其实还是大家族子弟占便宜的。

那科举考什么呢?我们上一本书里说过,从魏晋时代开始,国家对知识分子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写作能力,这种标准到了隋唐时期更甚,唐代的科举一开始考三类:儒学经典、文学写作、时事评论。但是慢慢的,文学写作的比例越来越重,所以,有志于科举的考生,都把精力投入到诗文方面。当时考场上非常盛行的一个现象,叫做“行卷”,就是考生在考试之前就想办法,把自己最优秀的诗文作品送给主考官看,以求得好印象,你诗写得好,就很可能加分。

所以说唐朝的知识分子,是偏科很严重的,一般很少有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他们考取功名之后,就只能进入中央政府,获取官职,这样这些大家族出来的考生,跟地方上的关系就越来越弱,只能依靠于朝廷。所以,当唐朝中央政府最终灭亡的时候,这帮离了朝廷不能活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出身的大家族,也就跟着一起完蛋了。

这里边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最终给了唐朝致命一击的黄巢,就是一个科举落榜生,他最著名的那首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名字不就叫《不第后赋菊》吗?不第,就是科举考试没能中第的意思。有了科举,就有失败的考生,碰巧这位考生脾气大,后来一生气就搞出这么大的事来,虽然黄巢起义被镇压了,但是对唐朝的打击是致命的,而且后来亲手终结唐朝建立后梁的朱温,也曾经是黄巢的部下。这就是历史让后人感叹的地方吧。

以上我们说了唐朝,特别是安史之乱以来,中国历史的几个重大变革,有政治制度方面的、市民生活方面的、社会结构方面的,这些都是中国内部的,但就像这本书的书名——世界性的帝国,它的关注点不仅限于中国国内,还包括外部世界。

我们前面说过唐朝的根据地在西北,所以他们拓展的主要方向,必然也放在西北。那唐朝在这两个方向的邻居都是谁呢?北边,是强大的突厥,势力范围从今天的中国东北一直深入中亚,又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以今天新疆阿尔泰山一带为界;西边,是西域,就是今天的新疆以及中亚的一部分。西汉的时候中国政府曾经控制过西域,后来从东汉后期,就失去实际控制了,这个地区散居着一些以沙漠绿洲为据点的小城邦,基本都臣服于西突厥。

突厥,从南北朝那会,就是中原政权的最大威胁,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不久,突厥曾经趁乱进逼到长安附近,李世民不得不通过贿赂,让他们撤兵,你说他心理阴影面积多大?所以他一直积蓄力量,准备对付突厥。很快,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军进攻东突厥,一年之后就摧毁了东突厥汗国。然后唐朝又着手经营西域,先后征服了很多小城邦,在当地建立安西都护府,恢复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统治。后来在李世民的儿子高宗李治的时代,唐朝又打败西突厥,安西都护府鼎盛时期,影响力一直到波斯,就是今天伊朗边境,这也是历史上中国国土向西延伸到的最远处。

不过李世民跟之前的秦皇汉武他们不一样,他想的不单单是开疆拓土,把敌人撵走或者灭掉,李唐王朝在血统和文化上,都有游牧民族的影响,所以李世民虽然在文化认同方面更接近汉人,但是他对汉人讲究的“华夷之辨”,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身份界限这套理论,不太看重。从他开始,唐朝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文臣武将都来自少数民族,在一些礼法仪式上也吸纳少数民族元素,这不光是他因才施用,还因为李世民有更高的国际视野,用本书作者的话说,就是李世民想建立一个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二元帝国。

所以李世民对唐朝的汉人臣民来说,是皇帝、天子,同样,对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是“天可汗”,这个身份也是东突厥灭亡之后,草原民族共同承认的。所以说李世民追求的是,把所谓的华、夷都纳入到他建立的这个国家,或者说国际体系里来。所以作者对唐的定位是,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

虽然后来东突厥又有过复兴,但是直到唐玄宗时代,唐朝基本能维持这个局面,情况的改变,也是由于安史之乱。唐朝统一中国的同时,西亚也有一个大国几乎同步崛起,就是阿拉伯帝国。他们从阿拉伯半岛扩展到亚非欧三大洲,在东边,就跟安西都护府的势力范围很接近了。安史之乱爆发前不久,双方在怛罗斯(这个地方在今天哈萨克斯坦)打过一仗,唐朝军队打输了。本来这个失败不算什么大事,但是跟着安史之乱闹起来,唐朝就没精力再顾西域这头儿了。

同时,另一个强大对手,吐蕃,就是今天青藏高原上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也开始扩张势力,占领了河西走廊一带,就把安西都护府跟唐朝本土这边隔开了,唐朝在西域的力量得不到补充,慢慢的,安西都护府下辖的军镇先后丢掉,唐朝的势力退出中亚。加上北边蒙古高原,以前突厥的地盘上又崛起了回纥,也是一个少数民族,唐朝政府经过安史之乱,元气大伤,这种实力对比之下,也就没法再保持“天可汗”的地位了,李世民时代的“华夷一体”的帝国构想,也就维持不下去。

不过,虽然政治上的版图缩水了,但是中国同时有了另外的收获,那就是,一个以汉字和汉文化为纽带的“东亚体系”诞生了。所谓东亚体系,就是中国边疆地区和周边的一些跟中国一样农耕而非游牧的国家,采用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和文字,以及相近的风俗习惯,并且在名义上承认中国为老大,包括日本、新罗、南诏,还包括当时是中国一部分但后来脱离中国的越南北部。这些国家跟中国一起构成了一个文化体系,中国是这个体系的核心国家,相当于恒星,它们就相当于一些小卫星。

所以你看今天日文里还有很多汉字,朝鲜、韩国、越南,在近代之前,它们的官方文字也是汉字,这个就是文化的软实力。唐王朝在政治上没法控制这些国家和地区,但是中国的文化征服了它们,把它们纳入了中国文化圈。后来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之后,中国又取代印度,成为佛教的中心和圣地,也对上述这些国家有很大影响。

此外还有,吐蕃、回纥在西边阻断了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中国的商人就只能从海上寻求新的贸易路线。南方的番禺、交州这些地方就成为贸易重镇,印度和西亚的商船往来,这就产生了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和更大的全球体系连接起来,中国从这时候开始,就算是整个世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性的帝国。

最后,既然说唐朝,那还有一个不能不谈的话题,就是唐代的文学。

唐代成就最高的文学体裁,那无疑就是唐诗了。为什么诗能在唐代达到顶峰?作者认为,是因为唐诗从南朝时期宫廷诗的俗套里跳出来了,虽然唐代也有很多跟宫廷情节有关的诗,但也有边塞、田园题材的诗歌,其中包括很多不朽之作,这个例子举不胜举,就不多说了。另外诗歌的用途,也摆脱了单纯的道德说教,有了更多的自我表达,这种变化,等于给了诗歌真正的解放。

唐诗太辉煌了,所以经常掩盖了同时代的其他文学佳作。其实在唐代,真正有革命性的,是唐传奇的出现,鲁迅就把唐代的传奇称为“中国最早的作者有意识创作的小说”,无论从体裁还是价值观上,唐传奇都是具有突破性的。唐传奇的诞生,作者的解释非常新颖,他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安史之乱之后国家的困境让人很迷惘,一些优秀作家开始尝试以小说的形式,探讨自身的境况和前途。

还有同样重要的,就是古文运动的兴起。所谓古文,是指魏晋南北朝之前的简洁的文风,不像南北朝时期流行的骈体文那样精雕细琢,流于形式,内容空洞。所谓唐宋八大家,其中前两位韩愈、柳宗元,就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关于古文运动,作者同样认为,要放到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来看。唐朝的散文主要表达的精神,是对古代那种“皇权权威”理念的倡导,这也是知识分子对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衰落引发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以及他们得出的结论。

总结

《哈佛中国史》第三卷《唐朝》,我们就给你说到这,再来一起回顾一下。

这本书里,作为一位美国汉学家,作者陆威仪把眼光聚焦在安史之乱上。他认为,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生活跟外部世界的关系,乃至文学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均田制、府兵制这些古老制度没法执行下去了;汉末以来作为重要政治力量的门阀被消灭了;城市居民生活更丰富,也跟商业结合得更紧密了;唐初的“天可汗”时代,变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上的东亚体系,丝绸之路的贸易地位让位于海上丝绸之路;在文化方面诗歌、传奇、散文也都各有发展。作者认为,这些变化表明,帝制时代的中国历史,从中古模式,开始过渡到近代早期的新模式了。

撰稿:曲飞工作室;脑图:摩西;资料来源:得到APP听书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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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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