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之时，穷兵黩武，南征北战，把文景之治积攒下的家底全都打光了。

后来，汉武帝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加重税收、增加税收花样、花钱买罪、卖官卖爵、发行新型货币（其实就相当于国库券）等，改善了一些国家财政，但是也引发了极大地社会矛盾。

国库再次充实起来，汉武帝反而变得更加挥霍无度了，因此财政再次出现了亏空。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汉武帝提拔了洛阳商人世家的桑弘羊，让他进行经济改革。

桑弘羊的经济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向管仲学习，实行国家盐铁专卖制度；第二方面是整顿货币，取消了郡国的铸币权，取消了五花八门的货币，实现了货币统一。

桑弘羊的经济改革，在初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增加了国库收入，也稳定了市场和流通。

桑弘羊也因为这一功绩，成为了汉武帝托孤五人组之一。

如今，五位辅政大臣中，金日磾已经去世，而霍光和上官桀决裂，开始争夺主导权。

田千秋是个老好人，只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个绝对的中立派。

于是，霍光和上官桀的争夺拉拢之战，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个桑弘羊了。

公元前81年2月，谏议大夫杜延年提议，由于汉武帝的政策，现在百姓对国家很不满，建议恢复汉文帝时的政策，提倡节俭，宽厚对待百姓，以争取回民心。

霍光对此表示同意，于是以汉昭帝的名义，召集了六十多个各郡国的贤良文学之士到长安，总结时政得失，讨论民间疾苦，以确定新的经济措施，还利于民。

民间召集来的贤良文学之士，首先就对盐铁官营政策提出了不满。

他们认为，民以食为天，农民应当重点从事农业生产，而现在盐铁官营，占用了大量农民从事盐铁开采、运输、买卖的工作，使大量农民变成了商人，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也改变了农民的淳朴性格；之后颁布的均输法，让农民贱卖自己生产的东西，高价购买自己不生产的东西上交国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且盐铁官营实行以来，官府贪污，商人投机倒把，农民使用的农具是重灾区，不但比原来价格高了，很多农具买回家没用多久就坏了，导致农民情愿动手也不愿购买农具，农业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了。

盐铁官营可是桑弘羊搞出来的，他自然不会承认这个政策有问题。他的理由是，盐铁官营为抗击匈奴、巩固边防、救济灾民提供了大量资金，为国库充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你们说的那些是因为下级官员不按国家规定办事、营私舞弊造成的，与盐铁官营政策本身无关。如果盐铁不由国家控制，而是放手给地方豪强，百姓受的苦更多，而且还会出现割据势力，直接影响国家的安稳与统一。

民间召集来的贤良文学之士，又对对匈奴政策提出了不满。

他们认为，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财政，牺牲了大量的将士，但是结果却不如人愿，后期更是各种谎言满天飞，明明失败了，要么夸大敌情，要么虚报战果。这么多仗打下来，匈奴越打越强，汉王朝却越打越弱。还是应该以和亲的方式先稳住匈奴，而后以德化教育的方式感化匈奴，最终实现和平。

上官桀提出，你们说的和亲政策、感化政策我们又不是没有实行过，但是匈奴人反复无常，薄情寡义，这些政策对他们根本没有效果。再说了，你们把对匈奴战争说的一无是处，可是实际情况是，匈奴一部分被我们打的已经投降了，没投降的部分也已经远遁北方，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功绩还是有目共睹的，是会流传千古的。

民间召集来的贤良文学之士，又对汉武帝时期的严刑峻法提出了不满。

他们认为，汉武帝时期的法律名目过多，管制过严，造成很多百姓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就犯了法；汉武帝还任用酷吏，搞得人心惶惶，社会动荡不堪，有点秦末的感觉了。希望恢复汉初的无为而治政策。

上官桀表示，就是因为汉初的无为而治，让百姓过得太随意了，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才会频频触犯法律。想把一个国家治理的强大，必须以法制的手段。那些所谓的酷吏，也只不过是奉公守法、依法办事，但是百姓不懂法，所以才会觉得他们严苛。

经过激烈的辩论后，最后由霍光总结会议结果。

霍光肯定了汉武帝时期的基本政策，法制是必须坚持的，但是会做出适当调整，减轻百姓所有刑罚；至于对匈奴政策，根据汉王朝现在的国情，更适合采用和平手段。

最关键的盐铁官营政策，霍光决定部分取消，将酒的酿造与买卖权归还民间，将铁器的制造与买卖权在农业大郡归还民间，其他政策暂时不变。

民间召集来的贤良文学之士虽然没有完全达成目标，但是也算是不负众望，因此满意的回归了民间。

但是，作为盐铁官营制度的推行者桑弘羊却因此损失惨重。

从此，桑弘羊开始怨恨霍光，倒向了上官桀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