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晓沛

1982年10月，中苏两国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北京举行政治磋商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我亲历亲闻的云谲波诡的外交岁月中，既有惊涛骇浪，亦有风和日丽，偶尔也有机缘巧合。从外交一线退下后，无论是撰文、讲课，还是研讨、闲聊，往昔的峥嵘岁月总会不时萦绕在我心头，历历在目。

20世纪80年代初，鉴于中苏两国国内及国际形势变化，双方都着手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开始改变一个时期只对抗、不对话、不往来的全面僵冷局面。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到中亚塔什干发表讲话，在继续攻击中国外交政策的同时，明确承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强调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这在客观上为我方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契机。在勃列日涅夫讲话后的第二天，邓小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应。他对黄华外长说，谈话要言简意赅，掌握分寸，既要坚持原则，回击攻击，又要有灵活性，不拒人于千里之外。

3月26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首次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向驻京中外记者发表如下谈话：我们注意到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总共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因为此前我们奉行“以苏划线”的政策，只要“苏修”对华所说所为，不是抗议就是批判，怎么会去注意听呢？更谈不上重视对方的实际行动。这极为平常的“注意”二字，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确实隐含着不同寻常的玄机。外电评论称，这预示着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

1982年7月，邓小平指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他还要求，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关于消除障碍、改善关系信息的主要内容是：首先肯定勃列日涅夫主席的讲话有积极因素，表示中国最高领导也关心中苏关系改善。认为双方应当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可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开始。强调我们提出上述想法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愿就此同苏方交换意见。至于交换意见的方式，双方可以协商。这个重要信息的传递，既要引起苏方的注意，又要不引起外界的猜疑，于是决定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名义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驻波兰使馆作掩护。

8月10日，于洪亮带一名翻译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要求在我使馆面见苏方主管副外长。于司长是山东人，11岁就参加八路军，为人沉稳随和，说话幽默，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于”。会见前，他对赵希迪翻译说：“到时候万一我说错或说漏了什么，你不要管，照你准备好的俄文对外说。”翻译答：“明白了，放心吧！到时候你哪怕是背诵唐诗，我也照准备的俄文说。”会见时，于司长几乎一字不差地背出了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全文，伊利切夫副外长眯着眼睛仔细听着，但并未觉察到中方信息的真实含义，作出的回应仍然是惯常的外交辞令。当时陪见的苏方“中国通”贾丕才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新东西，表示这件事可能起到某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并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决定的，要报告政治局和最高领导。

8月20日，苏联外交部以备忘录的形式作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双边关系的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顺便说一下，于洪亮完成这一重任后不久，自1983年至1991年先后出任中国驻波兰、苏联大使。

1982年10月，中苏双方开始进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一谈又是七年。中方特使是钱其琛副外长，苏方为伊利切夫副外长。第一轮磋商进行了半个月，共举行了六次会议。在磋商过程中，中苏双方针锋相对，都是事先准备好稿子相互高调批驳。

在谈判中，双方主要讨论克服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苏方指责中方这是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中方反驳说，如果事先确定哪些问题可以讨论，另外一些问题不能讨论，这在客观上也等于设置了先决条件。而对所有问题进行无拘束的讨论，正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表现。不克服“三大障碍”就想改善中苏关系，那完全是痴心妄想，并将苏方的主张比喻为“水中月”“镜中花”。中方强调，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苏方声称，中方找错了对象，应找越南谈，柬埔寨问题与苏联没有任何关系。中方回应道，“解铃还须系铃人”，正是因为有苏联的支持撑腰，越南才敢于侵柬反华。苏方提出，苏中关系正常化不应损害“第三国利益”。中方则表示，我们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不是有损而是有利于苏方所谓的“第三国利益”。而且，作为一个原则，应该不损害“所有第三国利益”。围绕“第三国”等问题，双方都振振有词，相互扯皮，不知论战了多少个回合，谁也说服不了谁，被称为“聋子对话”。

不过，与昔日火药味十足的中苏边界谈判有所不同，双方都心平气和，并未红脸吵架。而且，正如钱其琛所说，“扯皮也有扯皮的意义”，“不断扯皮比互不往来要好”。政治磋商为彼此交换意见提供了一个正式渠道，对两国关系的缓和与改善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1986年7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讲话，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首次作出实际松动，我们也予以积极评价。经过多轮磋商，1988年8月双方达成内部谅解，同意柬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解决。然后，双方商定中国外长访苏，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半正常化”。

1988年12月，钱其琛外长应邀对苏联进行访问。这是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苏，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高级会晤作准备，双方都十分重视。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等陪同。

代表团一行10人，下榻在列宁山上的柯西金街11号国宾馆。这是一幢独门独院的老式小楼。正值严冬，莫斯科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苏方的接待热情周到。抵达当天，双方就进行了紧张的会谈，主要还是围绕柬埔寨问题。中方主张，在双方已达成的内部谅解基础上，明确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形成共同记录。越南军队应在1989年6月底以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应有一致的主张并促其实现。苏方表示，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应尽早全部撤军，但不愿明确承诺促越撤军的期限。双方在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卡住了，如不能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取得突破，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就成了问题。第二天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怎么办？当天，大家都很着急，睡得很晚。

我的房间靠近门口，正好在二楼主卧室下面。凌晨，我在睡梦中被楼上的来回脚步声吵醒了，看院子里还是漆黑一片，可能是钱部长因考虑如何走出这一僵局而未能入眠。天亮后，钱部长与戴秉国、李肇星一起，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宾馆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商谈对策。外交官都有一个习惯，一般不在外方的室内讨论工作事宜。此处便是“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这句经典的背景。

早餐时，代表团成员都在一楼中间的餐厅里吃饭。就在餐桌上，钱部长拿出苏方提交的共同记录草案，当场在上面作了修改，然后交给戴秉国，说马上找苏方谈，尽量按此达成协议。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终于在撤军时间表问题上达成一致，即“中苏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最迟在1989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这正是钱部长彻夜想出的折中方案。

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钱其琛外长时，双方的表情都很轻松。在谈到两国关系时，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在已经过去的某个时期，苏联也有一定过错和责任。这是继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向中方承认错误。关于中苏高级会晤，戈尔巴乔夫说，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钱外长表示，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这样，期待已久的中苏高级会晤终于谈定，访问的主要任务业已完成。

会见结束后，苏方代表团的朋友邀请我方工作人员到十月革命宾馆（后改名为总统宾馆）喝咖啡。20世纪80年代初参加过“电影渠道”，曾以借放苏联影片为名相互传递信息的老伙伴瓦洛佳（科尔什），突然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瓶伏特加，说今天确实值得好好庆祝一番。大伙儿都表示赞同，一起开怀畅饮。我提议：“为访问成功和两国关系即将正常化干杯！”刚干完，维塔利（沃罗比约夫）则兴奋地用中文补充道：“咱们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正常的，应再喝！”不爱喝酒的我，也只好豁出去一饮而尽。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历史性握手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历史性握手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苏举行高级会晤是内外关注、牵动各方的大事，在接待礼仪方面如何安排，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指示，在接待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礼仪安排上，要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他还特意叮嘱说，此点在同苏方谈具体礼宾安排时向他们打个招呼。

大家知道，苏联人见面时有拥抱、贴面的习俗。久未谋面的朋友、亲人从远方来，或者迎接贵宾时，一般都相互热烈拥抱，还要左右左亲面颊三下。当然，这里说的见面不拥抱，不只是外交礼仪问题，更主要的是考虑到当时的国际背景，明确中苏两国关系的性质，界定未来相互关系的方向。原先我们有点担心，讲高级会晤时“不拥抱”，苏方会不会提出异议？可是我礼宾官一说，对方也就明白了，表示理解。

戈尔巴乔夫访华之时，正值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之际。为了保证访问安全、顺利，访问的日程、行车路线等随时都有变化和调整。原先商定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上举行，当日凌晨才临时决定改在机场停机坪举行。我们抵达时，看见三军仪仗队正在机场上演练，停机坪上只有一块通常放在舷梯旁的红地毯，而领导人检阅仪仗队时专用的长地毯却来不及准备。结果，杨尚昆主席陪同戈尔巴乔夫检阅仪仗队时，走的是机场上的水泥地。

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而访问的压轴戏是同国家军委主席邓小平会晤。正是这个会晤，被称为“中苏高级会晤”。16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此时，等在门外的中外记者都在忙着抢占有利地形，准备捕捉两位领导人握手的历史性镜头。为此，有关同志还专门作了严密细致的布置，一再强调要拍好这张握手的照片。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热烈握手，据一位热心人看电视直播时掐着表计算，握手的时间足足有35秒。

会晤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始。邓小平问戈尔巴乔夫是否记得三年前他通过罗马尼亚总统转达的口信，即建议如果能够消除“三大障碍”，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愿意与其会面。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应当认为，传递口信的做法促进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思考。他还不无风趣地说道：您提出三个障碍，所以需要三年时间，每个障碍的解决需要一年时间。

邓小平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建议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此时，双方相互握手祝贺。

邓小平强调，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指对苏外长讲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在发展交往方面，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戈尔巴乔夫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苏中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的利益。苏中加深相互谅解和信任，将使两国能够集中精力，在有可靠保障的稳定、和平条件下解决自己的问题。

高级会晤结束时，中苏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正式确认两国领导人一致确定的两国关系准则。双方声明，中苏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双方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应当摒弃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和在任何地方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的企图和行动。中苏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关系的发展。这样，中苏两大邻国就形成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新型国家关系。

在敲定《中苏联合公报》措辞时，双方在柬埔寨问题上又遇到了麻烦。在戈尔巴乔夫抵达的前一天夜里，中苏双方工作组还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紧张商谈，最后实在无法达成一致的地方也只好妥协，保留各自表述。

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之间终于结束了过去要么结盟、要么对抗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睦邻友好国家关系。关系正常化后不久，中国和苏联国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形势经历了深刻演变。但当时双方确定的两国关系基本原则，不仅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和冲击，而且成为后来“结伴不结盟”的新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坚实根基。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