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1931年9月19日上午，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身在天津协和医院的张学良，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就在这天，奉天、营口、凤凰城、安东等18座城镇沦陷，等日军攻打到长春时，长春的部分东北军，没听张学良的命令，自发对日发起反击，然而，敌众我寡，又没有统一指挥，到9月20日，长春也落入日寇之手。
3天时间，丢了这么多地方，消息传回国内，民众是愤慨异常，张学良在《大公报》上的话，更是让他成了众矢之的，破口大骂者，不在少数。
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便是其中之一，他不仅骂，还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讽刺至极的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此诗一出，更是把骂声给推到了一个“新高度”，作为东北军的少帅，日寇都打到你家老巢了，你不在奉天坐镇，在天津干什么？是不是真像马君武诗中写的那样，左拥右抱沉浸温柔乡，不管“东师入沈阳”？
看到马君武的诗，张学良是目眦欲裂，国难当头，自己哪有心情风流快活？
更令张学良恼怒的是，马君武为了“押韵”，竟胡乱编排人，他跟赵四小姐确有其事，胡蝶……也确实是他的“绯闻女友”。
可是，他跟朱五完全是清白的，朱五是他的秘书朱光沐的妻子，他还是二人的主婚人，他跟朱五，连一句玩笑话都没开过！
话说，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究竟在哪里？他在干什么？为何事变之前，有那么明显的征兆，他们都没做出正确的反应呢？
其实，当天晚上的张学良，并没有跳舞，而是在看戏！
早在1931年5月28日，张学良就因重伤寒，住进了北平的协和医院治疗，因为病的太重，直到9月上旬，他才算是痊愈。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虽然好转，但他的身体依旧羸弱，依旧在协和医院休养。
从9月2日起，日本关东军就开始闹事情，先是连续2天，在沈阳北大营附近进行野外军事演习，9月4日，他们又跑到兵工厂和沈阳城，搞“攻击演习”。
因为不想失态扩张，日寇蹬鼻子上脸了，东北军还是“隐忍”，然而，“隐忍”换来的，却是日寇更嚣张的态度。
9月17日，两个日本兵溜进北大营，把电线给割了，沈阳的东北军，依旧没有反应，于是，在9月18日，关东军决定干票大的。
当天晚上10点左右，一队关东军潜入柳条湖一带，他们在南满铁路上，安装了42颗炸弹，炸毁了一辆路过的列车。
炸掉列车后，关东军立马贼喊捉贼，进攻北大营，并兵分三路，准备攻打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在9月18日这天，东北要员们还在北平为辽北大水灾举行义演募集资金，张学良邀请英国公使蓝浦生夫妇一同参加。
当天晚上，他们一同去了北平前门外的中和戏院，一起观看梅兰芳为赈灾义演的京剧《宇宙锋》。
就在看戏的时候，有人给张学良送来了电报，接到电报的张学良，立刻跟蓝浦生夫妇告别，返回了协和医院。
当时的张学良，也是压力山大，沈阳是东北军的根基，这里有几十万百姓，有几大兵工厂，还有他一手创立起来的航空学校，他怎么可能不关心？
据说，张学良曾想下令让沈阳的驻军阻止日军进攻，但又害怕蒋介石责备，一时没了主意的他，立即召集北平的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
就在这时，蒋介石发来密电，跟张学良说，沈阳日军的行动，是个“地方事件”，要他全力避免事件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从“中央”即可。
蒋介石虽这么说，可那毕竟是张氏父子经营多年的“产业”啊，张学良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被日寇占据呢？
据说，那一夜，他给蒋介石连续发了十几封电报，但蒋介石每次回电，都是不准抵抗，把枪放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
虽然心里极不情愿，但蒋介石是“君”，受封建传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张学良，最终还是遵从了他的命令，让沈阳的东北军把枪放仓库里，“挺着死，为国牺牲”。
当时，进犯的日军，仅有北大营人数的十分之一，若是他们能拿起武器，奋勇反击，恐怕，又是另一个局面吧？至少，东三省不可能如此轻易的被占据。
可惜，无论蒋介石是还是张学良，都没有这个勇气，因为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国际”上，殊不知弱国无外交，没有价值，没有人会下场帮你。
可能，当时的中国，就跟如今“巴”一样吧，而沦陷后的东北，就是“袈裟”，所有人都是嘴上支援，没有一个愿意真正下场，解救他们于水火……
话说，这个“朱五”是谁？她有何神奇之处，为何一个身在广西的教育家马君武，都听过她的“大名？”
朱五，本名朱湄筠，她并非风尘女子，而是跟赵四小姐一样，出身名门。
朱湄筠的父亲叫朱启钤，河南信阳人，早在1981年就步入政坛，在其三姨夫，曾任晚清军机大臣的瞿鸿禨的提携下，朱启钤升官速度极快。
1895年，朱启钤当知县，1902年，进入京师大学堂，1904年，创办军事文报，1908年担任东三省蒙务局督办，也是这时候，跟东北王张作霖有了交集。
北洋政府成立后，朱启钤先后担任交通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内务部总长等职，甚至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还担任登基大典筹备处处长一职。
袁世凯死后，朱启玲被以“帝制祸首”的罪名通缉，但仅仅过去2年，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安福国会参议院副会长，在1919年，更是担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
议和失败后，已经72岁的朱启钤退出了政界，旅居天津、上海，开始搞实业。
1921年之后，他成了徐世昌的特使，先后前往法国、日本、欧洲各国考察。
见过世面的朱启钤，思想很开明，他从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动，因此，他们家的小姐们，常常活跃于各种社交场合，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她的第五个女儿朱湄筠，她声名在外，有“北洋名媛”之称。
朱湄筠是1905年生人，比张学良小4岁，二人从小就认识，也是个大美女，但张学良却对她不感冒，虽然都常混迹社交场所，但张学良跟她，也仅仅是“点头之交”。
后来，朱湄筠嫁给了张学良秘书朱光沐，张学良就更不能开她玩笑了。
因为马君武一首诗，赵四、朱五、胡蝶，成了“民国红颜祸水”的代名词，这让她们恼火不已，但恼火归恼火，但无论是张学良，还是3个女人，都没有找马君武的麻烦。
后来，一次偶然，朱湄筠在香港的一家餐厅，碰到了马君武，便问马君武知不知道自己是谁，见马君武摇头，朱湄筠告诉她，自己就是他诗里面的朱五，然后甩袖离去，搞的马君武是尴尬不已。
1940年，马君武因胃病离开人世，他写的这首诗，也就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渐渐无人提起。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随后，他被蒋介石软禁。
被软禁后，他的亲朋故旧们，开始想方设法营救他，朱湄筠也是其中之一。
不止因为他的丈夫朱光沐曾当任张学良的秘书，还因为他的姐姐朱洛筠是张学铭的妻子，她跟赵四小姐，也是同班同学。
然而，想救出张学良来，谈何容易？努力多年，他们都没能成功。
朱湄筠的父亲，是个长寿之人，新中国成立之时，他已经77岁高龄，也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来建设新中国，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朱湄筠始终跟大陆保持着联系。
1961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周总理跟张学思、张学铭等人提起张学良，不禁潸然泪下，于是，决定给海峡对岸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写封信。
可写信容易，把信送到张学良手中，却是千难万难，经过慎重考虑，组织决定把这个重任，交给朱湄筠来完成。
通过朱湄筠的父亲，组织要到了朱湄筠在香港的地址，得知大陆找她的缘由，朱湄筠是感动不已，她立即答应，会亲自去台湾，无论如何把信送到张学良手中。
当时的台湾，对张学良的监禁依旧严苛，身边至少有一个连的便衣，担任警卫工作，等闲根本无法靠近，怎么办？
为了把信送到张学良手中，1962年4月份，朱湄筠就到了台湾，可足足等了6个月，她才找到机会。
那是1962年10月10日，张学良有一个公开活动，朱湄筠岁无法靠近张学良，但她却在活动现场，见到了一位老熟人，那就是张学良挚友，曾当任宋美龄大管家的黄仁霖。
她把信装进一个高级糖果盒，交给了黄仁霖，说是从香港带来的特殊，希望能转交给张学良。
黄仁霖不疑有他，收下糖果盒后，又转交给了张学良的基督老师董显光，董显光也未发觉异常，于是，这封信到了张学良手中。
关于周总理信里写的啥，许多年都是秘密，直到多年后，张学良获得自由，人们才从他口中得知，是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可惜，等张学良能自由出入台湾的时候，故人们早已凋零，如果周总理活着，或许，他会回大陆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