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抚州临川人，即今江西抚州人，字介甫，号半山。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改革家和思想家。

1042年，即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年满二十二岁，这年他前往都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赶往开封的路途中，王安石认识了好友曾巩，后者乃大文豪欧阳修的学生，曾巩极力向老师推荐王安石的才华，恰巧，王安石与欧阳修同乡，于是在欧阳修的引荐下，王安石的文章在朝野上下广为流传。

科举考试结束后，王安石的文章被欧阳修推荐为第一，但由于里面出现了统治者忌讳的字眼，被宋仁宗往下压了几个名次，最终得到第四。尽管如此，王安石仍顺利获得进士功名，拥有了出任北宋官僚的资格，也为日后跻身高层打下基础。

王安石胸怀大志，能够看得长远，他觉得与其留在朝廷任官，不如外放到地方任职，这样能够贴近群众生活，能更好地熟悉国情民情，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也有利于施展自己的抱负。在王安石的强烈要求下，朝廷派遣王安石到扬州，出任扬州知府。在扬州的任职届满后，王安石没要求回开封中央机关任职，而是再次积极申请出任地方官，结果王安石成为浙江鄞县的知县，成为全面管理最基层事务的地方长官。

另有种说法是，由于父亲去世得早，王安石早年生活贫困，他担负着养家的重担，因为下层京官俸禄太薄，而京城物价非常高昂，所以他长期主动要求在外任职，以更好地养活数十口家人。

王安石去浙江鄞县当县官的时候，正赶上那里发生灾害，群众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一天仅有的两顿饭都是稀汤。王安石到任后，立即打开官仓，解决了百姓的吃饭难题，并主持兴修水利，改善城乡交通，把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消费完了，他就命令打开官仓，把公家粮食借给农民。

古人都是靠天吃饭，农业歉收是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家庭要经历食不果腹的日子，甚至落魄到卖儿卖女的悲惨境地。为解决这类社会问题，王安石积极推行“官贷法”和“青苗法”，给无钱购买生产用具或青黄不接的农户提供低息贷款和有息粮食，等到秋收时节再加少量的利息予以收还即可。这比大地主放高利贷的利息低多了，贫苦农民的日子好过多了。

浙江鄞县是个小地方，王安石的政策卓有成效。鄞县民生稳定，社会矛盾缓和，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官仓中的粮食新陈相接，这给上级官员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此后，王安石曾任今江苏扬州、安徽潜山、浙江宁波等地官员，在这些地方为官二十余年，积极为当地百姓谋福利，所以名声越来越大、越传越远。

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里，担任主管财政的三司度支判官，负责审核全国的财政预算和财力调度。他到了京城，脚跟还没站稳呢，就给大宋皇帝写了一份一万多字的奏章，指出财政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急迫性，同时提出他自己的建议和主张。

宋仁宗这个皇帝，已经执政快四十年了，早已没有年轻人的革新意志，因为以前有过几次不成功的改革，现在他听见改革就头疼，只看了最前面的数百字，宋仁宗就读不进去了，顺手把奏章扔进垃圾桶。

王安石很失望，万言书发出去了，却如石沉大海，他知道宋仁宗没有改革的决心。于是趁母亲去世回家治丧的时机，炒了大宋皇帝的鱿鱼，辞职不干了。守丧期间，王安石在老家开馆讲学，附近很多儒生慕名而来，如蔡卞、蔡京、侯叔献等人，他们接受了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熏陶，成为日后王安石推动变法所倚重的力量。

到宋神宗时期，宋神宗看到国势衰落，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心给国家动动大手术。早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身边有个叫韩维的官员，常常在他面前发表自己对时事的见解，里面有很多灵光乍现的闪光点，他就问他从哪里学来的，韩维回答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就这样，宋神宗的胃口被吊起来，他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已经对其有很好的印象。

现在宋神宗想发起改革，想找得力助手来施展，宋神宗立马想到了王安石，于是宋神宗就下达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这次，王安石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命令，又听说宋神宗正在物色改革人才，立刻打理行装进京接受召见。

宋神宗比他还急，他很想知道传说中的王安石是什么样子，得知王安石到达京城后，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宋神宗开门见山地问：“你看要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最重要的是法律，皇帝应该通过法律治理国家。”

宋神宗又问：“那你看治理国家，该从哪儿着手呢？”

王安石回答道：“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

宋神宗对王安石的回答很满意，并让他回去仔细想想，然后写个详细的改革意见。王安石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把意见书写好了，第二天早晨呈递 上去。

宋神宗非常赞赏王安石的谋略和胆识，打算重用王安石。

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拔为副宰相。那时候，朝廷里有四位宰相，但这些人老的老、病的病，有的虽然不病不老，但是听见改革就叫苦连天，知道改革会得罪很多人，他们打心眼里不愿蹚浑水。

王安石知道，这批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建议宋神宗批准自己任用年轻官员，以及设立一个专门用于制定新法的机构，当得到宋神宗的首肯后，他就掌握了变法运动的主导权，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了。

王安石逐渐得势，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组建了以自己为核心的领导团队，很多反对变法和对变法持有异议的人被贬斥边疆。按说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在历史上根本算不上残酷，没有污蔑、栽赃，没有屠杀、镇压，问题主要出在人事方面。

王安石有些怪癖，他不擅长交际，不能做到知人善任，在推广变法的过程中，执行者们都是些投机分子，如臭名昭著的蔡卞、蔡京、侯叔献等人，这些年轻人有如造反派，打着推动变法的招牌为自己谋利，令司马光等老臣们颇感不爽。

在王安石位子坐稳后，这些不学无术的投机分子的尾巴很快就翘起来，有家伙公然替王安石的儿子拿到京城卫戍部队的指挥权。

蔡京是个大奸臣，他的形象在《水浒传》里定了型。蔡京年轻时雄心勃勃，但好长时间里他只是地方小官。

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把蔡京等人当做得力助手。蔡京曾积极支持和参与变法运动，企图在社会转型期捞取政治资本，可是，当他看到官僚和贵族对王安石群起而攻之，就迅速见风使舵地转向了。

北宋靖康年间，蔡京成为大宋宰相，此时金兵挟灭亡契丹和辽国之余威，渡黄河南下，如入无人之境，整个宋境成土崩之势。

于是，由于招致外敌入侵，或者说未能阻止外敌入侵，蔡京被贴上奸臣的标签，遂遭到流放处分，并且死在了流放途中。

此间，剖析蔡京罪行的根源成为朝廷上讨论的热点，翰林学士杨时在奏折中讲道：“蔡京这个大贼子，打着为大宋王朝服务的旗帜，巧借王安石推动变法的力量，为自己谋取晋升的政治资本，所以他对王安石表现出尊崇有加，并按照后者旨意做了很多伤天害理之事。然而蔡京的所作所为，受到了王安石的大力支持。蔡京之所以敢肆意妄为，以至于导致流亡的悲惨下场，实在是与王安石的纵容有密切的关系。王安石依仗自己对财政管理事务的精通，轻率地废除和变乱了祖宗制定的法律制度，把大宋王朝的经济和社会搅得乌烟瘴气。”

​很明显，借蔡京攻击前朝重臣王安石，用蔡京做反面教材批评王安石在改革中的失误。

为了给变法创造舆论环境，王安石提出历史上著名的三条指导思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即变化是绝对的，天变不值得大惊小怪，祖宗制定的法律不必死守，社会舆论不能阻止改革的步伐。

某天，宋神宗对王安石说：“现在天下人议论纷纷，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民众的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看怎么办呢？”

王安石胸有成竹地说：“皇上认真处理政事，这就足以防止天变了，皇上征询属下的意见，这就已经照顾到舆论了；再说，舆论有可能是错误的，只要我们做得合乎情理，又何必怕人非议呢？至于祖宗立下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 的嘛。”

新法推行后，对大宋王朝形成了巨大冲击，绝大部分旧制官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御史吕诲甚至上疏宋神宗诬蔑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列出了他的十大罪状，要将王安石赶出汴京。

宋神宗顶住压力，很好地坚持了立场，将吕诲赶出开封，发往邓州。

王安石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王安石变法同许许多多的变法一样，不可避免地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中大臣的反对，他们对新法群起而攻之。

王安石坚持三不怕原则，可宋神宗并没有那么坚决，听到耳边都是反对声音，就逐渐地动摇起来。宋神宗想到了原先那些勤勤恳恳的老部下们，虽然他们脑袋瓜有些僵硬、抱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迂腐教条，但让人觉得放心踏实，有利于政局的稳定，起码不至于加深分裂。

宋神宗动摇了，罢了王安石的官。

可后来，宋神宗又回心转意，请王安石出来重新主持朝政。

1074年，河北发生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都变成了乞丐，四处逃荒要饭。宋神宗为此苦恼不已。

这时候有个官员趁机献上一幅“流民图”，同时煞有介事地说旱灾是变法造成的，要求宋神宗停止变法，并把王安石撤职。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内心十分震撼，白天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

缺少皇帝的有力支持，新法没法进行下去，王安石主动递交辞呈。宋神宗也想借坡下驴，借此来缓和朝野矛盾，答应让王安石暂时离开汴梁，让他到江宁府度假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没过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在那个时代，自然灾害被看成是上天的警告，而奇异天象则往往预示整个王朝的覆灭。宋神宗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于是保守派趁机攻击新法，甚至连太皇太后曹女士和皇太后高女士也带头反对，她们

两位不惜违反妇女不得干政的封建戒律，公开视新法为洪水猛兽，把王安石看成乱臣贼子。她俩哭哭啼啼，说天下被变法搞乱了，请求宋神宗罢黜王安石。

王安石则竭力为新法辩护，请求宋神宗不要相信迷信说法，但宋神宗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争论上没了主见。

王安石在政治上的真正敌人倒不是来自保守派，而是来自他亲手培植起来的改革派内部。当他全力推行新法的时候，政敌纷纷利用自然灾害攻击他，而王安石从前的门生吕惠卿，为了扳倒王安石自己爬上高位，竟然企图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

诬陷失败后，吕惠卿偷出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皇帝，有几封信里面有伤害宋神宗感情的字句，虽然仅仅是感情上的伤害而已，那时这可以算是欺君之罪了。王安石刚刚痛失爱子，再加上如此打击，他感到心灰意冷，知道已经无力再推动改革的进行，于是请求辞官归隐，这次他的政治生命从此永远结束了。

王安石为官清廉，是朝野上下公认的。邵州武冈知县郭祥正，此公擅长拍马溜须之术，他写奏折上疏朝廷，建议皇帝：“在改革上都听王安石的，对于朝廷的官员，如果谁的观点和王安石不同，并与王安石的做法形成抵触的，不管他是谁，官衔有多大，都要统统废黜，以免阻碍变法的推行。”

宋神宗看到这篇文章，感觉内容写得不错，虽然观点有些偏激，仍是相当雄辩有力的，于是他就问王安石：“你认识郭祥正这个人吗？”

王安石回答道：“不太熟悉，过去在江东的时候见过他。据我所知，这个人很会巴结人，颇有纵横家的才能，善于察言观色行事，但心术不正，万万不可重用。”

郭祥正很受伤。本来在这个时候，郭祥正刚刚晋升，他听到王安石说这种话，立刻识趣地辞官回家了。

按说既然郭祥正能说出这种话，相信他是真心支持变法的，但由于没把握好度的问题，引起王安石的反感和怀疑，但王安石为官清廉至此，确实难得。熙宁八年，王安石重新回到宰相的位置上，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保守派成员大都被清除出去了，改革派得势后却自乱阵脚，内部分裂严重，导致新政推行工作难以展开，以至于很多人请求辞职。

这时候，有个叫练亨甫的人，对中丞邓绾说：“你怎么不对皇帝说，用特殊礼遇来挽留丞相呢？把丞相没官职的亲朋都授予官职，有官职的子侄都提拔为高官，再在京城赐予丞相宅第田邸，丞相辞职的要求自然就会打消了。”

这个政治上不成熟的邓绾，竟然听信了练亨甫的话，在上朝时把上面的话对皇帝说了。宋神宗听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知邓绾是不是受到王安石指示，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听明白了。

一天，王安石拜访宋神宗。宋神宗握住他的双手说：“安石同志，只要你能留下，你的要求我都答应，只是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房子给你。”

王安石听了大吃一惊，感觉弦外有音、话中有话，于是急忙问：“我何时有这个要求？”神宗把事情原委说给他，王安石就主动请缨查办此事，立即撤了邓绾和练亨甫的职位。

王安石生活非常俭朴，在朝廷很难找出第二个，他对自己的衣装和日常小节并不注意，其兴致和精神全都用于思考和读书了。据载，他常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甚至吃了鱼食也不知道，在追求虚荣和浮华的官场可谓独一无二。

王安石做宰相近十年，却身无余财，退休之后回到金陵城，他在东门外修建了几间房屋，配套设施非常简陋，甚至连围墙都没有，仅能够遮风避雨而已。

房屋地处偏僻地，周围没有多少人家，其实就是荒郊野外，王安石是个有情趣的人，他种植了不少花木，将洼地略加整治为池塘，使荒野茅屋成为质朴的美丽田园。神宗皇帝知道他家贫，在他退休后多次派人送钱给他，他都把钱捐给了社会。他平生无别的嗜好，唯好读书，往往通宵达旦、废寝忘食。

王安石退休之后，生活回归自然状态，开始他还骑神宗皇帝所赐的御马，后来马得病死了，他便改骑驴子，侍从怕他不安全，劝说坐人抬的轿子，他则不以为然地说：“古代的王公即使再不人道，也不会让人做原本牲口做的事儿。”他认为人不是牲口，不可以让人抬着自己赶路。他或坐在松石之下赋诗，或在田野农家交谈，随身带着自家的面饼，饿了就拿出来咬几口，如果有百姓留他吃饭，他也很乐意接受。毫不夸张地说，在历代的改革家中，王安石是最清心寡欲的，几乎找不到污点。

王安石还是著名的文学家，作为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领导了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他不但留有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还在诗词史留下一段佳话呢！

1069年，也就是熙宁二年，且说王安石当上宰相后，一心一意推进改革，倾尽全力推动新法运动，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强烈抵制，宋神宗为了安抚保守派，不得已就撤了王安石的官职。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然已经不是宰相了，无事可做了，王安石就觉得无聊，决意回南京去看看妻儿。

第二年春天，王安石由汴京直下扬州，在扬州转乘西上江宁，即今天的江苏南京。他是从中原地区过来的，此时中原地区的绿色尚未普及，树木新芽只是预示春天的生机。而南方地区就不同了，绿色成为大地的主色调。

途中路过京口，即今天的江苏镇江，到了隔江相望的瓜洲，即今天的江苏邗江附近时，天已经黑了，船靠了码头，不再走了。

王安石站立在船头上，放眼向西望去，但见江面上波光涌动，青山隐隐，一轮皓月悬挂当空，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于是诗兴大发，他走进船舶，拿出纸笔，成竹在胸，写了首诗，这首诗名字叫《船泊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写完后，王安石没收笔，因为他觉得尚不完美，琢磨了一番后，把目光落在“春风又到江南岸”的“到”字，这里用得不够生动。

接下来，王安石绞尽脑汁，想了很多个替代的字，都不够好，后来联想到白天他看到的大片大片的绿色，“绿”不正是自己要找的那个字吗？遂把原诗中“春风又到江南岸”一句，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于是，“绿”成为全诗的诗眼，一个字令一首诗变得鲜活起来。

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活跃在北宋政坛的人物，更都是文坛上交相辉映的两颗璀璨星辰。因为政见不合，王安石是激进的改革派，而苏东坡是反对激进变革的。与其称之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不如称之为支持有限改革的稳健派。这里不说两个人的对错，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个人都对彼此抱有成见，连向来浪漫的诗坛也被牵连进去。

有一天，时任礼部尚书的苏东坡去找王安石，王安石不在，苏东坡就径直走进后者的书房，书房名字叫乌斋，苏东坡看见乌斋台桌的白纸上写有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瞧了又瞧，看了又看，好生诧异，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怎么会在花心卧呢?深感不妥，于是大笔一挥，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看到自己的诗被轻率篡改，就把苏东坡贬到合浦去了。

苏东坡到合浦后，有天很偶然地看见一群小孩子围着一堆花丛，嘴里嚷嚷道：“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喊什么，对方回答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玩。

苏东坡凑近花丛，果然看见几条黄色和黑色的、芝麻粒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从小孩的嘴里得知它们的名字叫“黄狗虫”和“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大树下，听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路人是什么鸟，路人回答道：“这叫明月鸟。”

苏轼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这是文坛上广泛流传的故事，是真是假已经无从追寻了。有些人信以为真，并据此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未免也太狭小啦，他知道某个地方的风俗人情，别人却未必知道，他不应该因苏东坡错改了两句诗，而小题大做把他打进牢狱，进而又随便发配荒芜之地，这种手腕何其卑鄙！其实，客观来说，王安石与苏东坡之间的恩怨，乃是出于内心根深蒂固的政见的不同，而绝非出自诗词等表面文章。

1086年，宋神宗已经死了，高太后辅佐幼子临朝听政，司马光出任宰相之职。且说王安石当初任宰相时，所提出的每件改革措施，没有哪件司马光不反对，只是苦于王安石有皇帝撑腰，他也无可奈何，最后干脆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返回洛阳城，表示不愿再过问政事，关起门专心研究历史。

高太后掌握实权后，把司马光召回朝廷，这时他已经是又老又病了。但是，他对变法的抵触情绪仍然很强烈，恨不得把王安石的政策连根拔除。有人劝阻他说，神宗皇帝刚刚去世，马上把他的政治措施废掉，好像不大合适吧！

​司马光气喘吁吁地说：“先帝创立的法度，好的自然不要去改动，而像王安石搞的那套，却是坑害人们的事，为什么不能改动？知错就改才是好同志嘛！再说，现在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是神宗的母亲，做母亲的改动儿子的制度，有什么不可以呢？”让人无语。就这样，他不顾许多官员的反对，在极短时间内把王安石的新法统统废除了。

政局的动荡，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听到所有新法都被废除的消息不久就非常郁闷地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