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他虽然只存在了38年，但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长远的。它和秦王朝一样，再一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它建立的各项制度对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也为唐王朝的建立和后来出现的盛世奠定了基础。唐王朝的都城和很多政策都是延续隋王朝的。
但遗憾的是，目前对隋王朝的研究还不深入。特别是作为隋王朝的政治中心的西安的学者，笔者认为研究工作做得更不够。隋王朝并未享受到应有的地位。如大家通常讲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代最久的古都时，或者在讲西安在历史上的地位时，总是讲周秦汉唐，而忽视了隋王朝。我认为这是不公允的。因为西安作为十三个王朝建都的地方，几个小的王朝如前赵、前秦等分裂割据时期的小的都城，我们平常讲西安的地位时可以省略不讲，这也有情可原，而将具有重要影响的隋王朝省略则是不合适的。下面我将简论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秦王朝和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均为非常重要的时期，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两个王朝又都是短命的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昙花一现，秦王朝仅存在了15年便匆匆离去，隋王朝也只存在了38年便退出历史的舞台。隋王朝还比秦王朝存在的时间要长一些。
同为经过长期战乱后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秦二世而亡，隋也是二世而亡。两个王朝都在统一全国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各个方面，这些形形色色的改革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个王朝的兴起和衰亡，简直就是一脉相承。
秦隋王朝都是在战乱的基础上建立的统一国家。秦王朝是在经过春秋战国的长期战乱后建立的，隋王朝是在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割据后建立的。而在长期战乱后建立起来的王朝在建国后必然要遇到诸多的难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武力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国家很难使归顺者心服口服，特别是被推翻的旧贵族官僚伺机反扑。这些贵族官僚原来要么是本国的官僚，要么是高级贵族、皇亲国戚，是既得利益者。而新建的统一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便实行一系列的政策制服原来的贵族官僚，秦和隋尤其是这样。
隋王朝是在关陇集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它在统一全国后也有一个削弱关东集团的任务，这从其统治政策上便可以明显看得出。《隋书·食货志》云：“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情游者十六七”，隋王朝便采用“大索貌阅”等办法以对付关东豪族。在开皇十年时也打算迁徙关东官僚贵族入关，后因关东贵族的强烈反对而流产。因为隋在统一全国前，北方基本已统一，只需要用兵灭掉南方的陈。
隋王朝对江南实行高压政策，“牧人者尽改变之”，即全都罢除原陈朝的官吏，在社会风尚上，则视江南文化为异端邪说，因而引起江南反叛。当时“山东思乱，从盗如市”（《隋书·杨善会传》），若“分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隋书·食货志》），当王薄在山东起义后，整个关东群起响应，以推翻隋王朝的统治。
二是周边民族因内地长期的战乱，积贫积弱，便不断发动挑衅，隋王朝不得不在国力虚弱的情况下对周边民族进行镇压和平叛。这一方面激化了与周边民族的矛盾，另一方面对刚刚立国的秦隋王朝经济和政治都势必产生负面的影响，威胁其统治。当然这里讲的是周边民族趁内地刚立国不稳、经济萧条之机对内地的挑衅，与秦隋对周边的扩张侵略是有区别的，不可同日而语。
隋王朝刚立国不久，突厥族沙钵略可汗借口为周报仇，于公元582年率40万大军分两路南下，向隋王朝发动攻击，在武威、天水、金城、延安等地肆意虏掠，隋王朝分兵八路于第二年进行反击，在今呼和浩特市一带打退突厥的进攻，而且为防犯突厥等少数民族的内犯，修筑长城。至于隋炀帝后来的出兵征服高丽纯属炫耀武力带有侵略的意思。
隋王朝初年的这些对周边民族的用兵，足以显示出开国初年，周边民族借内地经济、军事虚弱之机而进行虏掠，隋文帝的对外用兵是必要的，但要对付这些周边民族的内犯要花费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使本身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
三是刚刚取得统一的隋王朝，即显示出开国者的改革开拓精神，包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不因循守旧，这些改革有些是成功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也给本身不平静的社会带来波澜，过去的一些既得利益者肯定要做出牺牲，因而便引起这些人的不满，从而加据了社会矛盾。例如秦实行的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政策，实质上是一项进步的政策。隋王朝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要改革，对门阀土族把持政权起了限制作用，有利于选拔人才，因而对于在门阀土族制度下既得利益的官僚阶层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又如隋王朝为了减少官僚机构，改原来的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从而裁撤了不少原来的官吏。这些政策必定引起一些矛盾的液化，危及封建统治。
经过长期战乱而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往往财政拮据、国库空虚，且百废待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积极和消极两种，积极的办法是实行无为而治政策，与民生息，发展生产，积蓄财力，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隋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这样才能使刚刚取得的政权得到巩固。消极办法则是把危机转嫁给老百姓，增加对老百姓的摊派，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无休止的徭役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导致老百姓的反抗。隋王朝的统治者则采用了后一种办法，使刚刚建立起来的王朝便出现动摇。
它们非但没有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反而“大兴土木”，造成对老百姓的摊派变本加厉，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直接威胁着其统治基础。
隋王朝可以说步了秦的后尘，在统一后也未处理好这个问题，急于大兴土木。开皇十三年，文帝便命杨素于岐州北造仁寿宫，“夷山堙谷，营构观宇，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于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复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当宫成后文帝行幸时，“时方署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隋书·食货志》）。上行下效，其部下大臣也是贪于奢侈享受。到炀帝时变本加厉，营建东都，修建大运河，三征高丽，挥霍浪费骄奢淫侈，劳民伤财，从而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
炀帝修建东都时役使劳动力达200万人以上，所用大木料均从远方运来。2000人拽一木料，昼夜兼程，日行不过二三十里，一根木料运至东都耗费数十万个劳动日。其西苑工程，周二百里，规模宏大，“发大江之南，王岭以北之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其役使民力和财力无数，造成“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于，东至城皋（今河南偃师），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车相望于道”（《隋书·食货志》）。607年，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十天中就役死了十分之五六。开运河时，役死劳动者更多，开通济渠时征发河南淮北100多万人，疏通邗沟时，征发淮南十多万人民，开发永济渠时，丁男不足，妇女也来服役了。由于政府无休止地大兴土木，对外用兵，只好加收租赋，“租赋之外，一切征敛”，以至“逆折十年之租”（《旧唐书·李密传》），即提前征收十年租税。
与繁重的徭役和无穷的劳役相伴而行的是严酷的刑法，文帝时规定盗钱一文者处死，炀帝时尤甚，虽有《大业律》，只不过是装潢门面而已，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规定“罪无轻重，不待闻奉，皆斩”。
繁重的劳役还造成农业生产缺乏劳动力，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形成“虽有四畴，贫弱不能自耕”（《隋书·炀帝纪下》），“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的严重局面（《资治通鉴·隋纪五·炀帝纪上之下》）。由于过度的徭役，超限的赋敛，人民已经难于为生，“老弱耕稼，不足以充馁，妇工纺绩，不足以澹资装”（《隋书·食货志》），“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隋书·杨玄感传》）。当时的城市和农村都遭到严重的破坏，“万户则城廓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灭”（《旧唐书·李密传》），社会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别无选择，只有起义以推翻隋朝的统治才能找到生路。
隋王朝之所以在夺得政权后未能采用积极的办法，发展生产，与民休息，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兴土木，是因为他们自恃能统一天下，便认为不可一世，没有自己干不成的事情，而忘记了众怨难平。于是好大喜功，干出了许多力所不能的事情，超出了老百姓的忍受能力。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每一个古代王朝都有大兴土木的记载，而为什么秦隋就不行呢？因为秦隋两个王朝并非建立在农民起义基础之上，而是通过战争或宫廷政变夺得的，对农民起义的威慑力量虽有所闻，但并未亲自领教过，而是认为暴力可以征服一切，忘记了压力欲大、反抗力欲强的道理，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能诉诸起义反抗，以推翻暴政。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垮台。作为隋王朝的开创者，绝对没有想到会如此快地被赶出历史舞台。隋文帝杨坚绝没有想到其统治只延续了38年便在炀帝手中分崩离析了。其原因我们可以从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找到蛛丝马迹。
经过战争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在统治阶级的内部权力分配上往往会产生种种矛盾，因为经过战争建立新王朝的统治阶级层并非一步一步走上统治阶层的，大多是一步登天，因而造成权力容易得到，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容易产生。特别是在权力的分配上，若处理不好，往往造成统治阶级内部混乱，直接影响其统治基础。
由于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隋书·高祖纪下》），“主上性多忌克，不纳谏争”。（《隋书·房彦谦传》）因而在用人上便出现了不少问题，小人得志，忠臣被杀。他对功臣不信任，“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对高颍的罢职是隋统治走下坡路的开始。高颍是“开皇之治”的功臣，当朝执政近20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治致升平，颖之功也”（《隋书·高颍传》）。但文帝怕他功高势众，威胁其统治，便将其罢官免职。从此后忠臣义士多被杀戮，“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隋书·高祖纪下》），而投机奉迎之徒得势，“天下古今之至不仁者”杨素却得以信赖和重用，遂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上下离心。
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宫廷内部的斗争，隋文帝错立杨广代替太子杨勇而为太子，以后杨广又通过“仁寿宫变”，“血溅御屏”，“冤痛之声闻于外”（《资涌通鉴·隋纪·高祖文皇帝》），杀掉了文帝杨坚和太子杨勇。有学者认为杨广并未杀文帝而夺权，而是文帝自己病死的。（韩隆福《隋炀帝评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但无论怎样讲，杨广的立为太子及后来文帝的突然死去，必定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杨广被立为太子，其他皇子肯定不服气，必然引起矛盾。况且杨广即位后，并未能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任用的官吏也为无能谗谀之辈。特别是他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役使全国数百万人修运河、建东宫、修长城、征高丽，使本身已严重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正如《旧唐书·食货志》所云：“炀帝即位，大纵奢靡，加以东西行幸，舆驾不息，征讨四夷，兵车屡动，西失律于沙徼，东丧师于辽碣。数年之间，公私磬竭，财力既殚，国遂亡矣”。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发动起义，遂之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首先是杨玄感叛乱，接着许多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打着救民旗号，粉墨登场。据胡如雷先生统计，隋末农民起义共120余起，而地主起兵就有60余起，为历代罕见，可见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突出，隋王朝的灭亡指日可待。 “江都之变”是由宇文化及、司马德戡等人率领骁果发动兵变，杀掉避难江都的炀帝。由此可见，隋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是何等尖锐与激烈，也充分反映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已无法挽救即将灭亡的命运。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强调的是，隋开国皇帝的继承者并不是太子，而且取得政权的手段都是非正常的，这对于整个王朝统治基础无疑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因为上行下效，直接影响其官僚阶级的思想和政策。培养了滋生贪官污吏的土壤。这不能不说对隋王朝的灭亡起到催化剂作用。
由上可以看出，隋王朝短命的原因是多元的。在这些原因中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但主观的原因是主要的，实质上是统治阶级自己造成的。隋王朝灭亡的原因与秦王朝灭亡的原因如出一辙。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两个王朝在许多地方有共同点。既然如此，我们在重视秦灭亡的原因时，就不能不对隋王朝加以重视和研究。通过对秦隋王朝的灭亡原因进行对比研究，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于研究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大有裨益。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秦始皇的继承者不是胡亥，而是长子扶苏，在统治纲领上按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办，秦王朝绝不会15年而亡。关于这一点清人章太炎在《秦政论》中已有高论：“籍令秦始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何有后世繁文饰礼之政乎！”“使扶苏嗣位，即二世、三世传之无穷，何所不可”。（李贽《史纲评要·卷四·后秦记》）隋文帝的继承者若不是炀帝，而是另外一个能与民休息的统治者，隋王朝的统治也许会延长，而不至于38年而亡。
中国古代社会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犯这样的错误还可以找借口无章可循，而几百年后的隋王朝又步秦王朝的后尘，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实在是对历史的亵渎。后来的人在总结隋亡的原因时指出：“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之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隋书·高祖纪下，史臣曰》）。王夫之也云：“隋之亡也，非一旦一夕之致也”。（王夫之《读通鉴论·隋文帝》）
继秦隋而起的汉唐王朝吸取了秦隋速亡的历史教训，亲眼看到了农民起义的伟大力量，便改弦更张，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统治方针，以稳固其统治的经济基础。上台伊始，便提出许多恢复经济发展的措施，减轻赋税和徭役，废除秦隋苛刻的法律，使自耕农正常发展，国家积蓄增加，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从而出现了汉初的“文景之治”和唐初的“贞观之治”。
唐代的长安城举世闻名，而对作为奠基者的隋大兴城却重视和研究不够。隋大兴城是对以前长安城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汉长安城建在龙首原以北，不如龙首原以南地形开阔，且建在以南可以引用浐河之水，并利用了龙首原以南的有利地形，从而使隋大兴城气势雄伟。隋大兴城的设计和建设是由宇文恺进行的，他是一位杰出的建筑设计家，把城市平面布局规划的十分规整，整个城市有外郭城、宫城和皇城三部分组成。后来的唐长安城基本上是在此基础上修建的，因此我们在论述大唐帝国都城时，一定不能忘记隋大兴城的功劳。
汉唐盛世的出现，是汉唐统治者吸取秦隋速亡的历史教训而调整统治政策的结果，从反面证实了秦隋统治者在统治方法上的失误。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才能稳定发展，才会出现国泰民安的局面，老百姓才会拥护政府，统治也才能持久。秦汉隋唐的历史发展线索对于论证这个真理再恰当不过了。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我们在论述大唐王朝繁荣历史时，绝对不能忘记隋王朝所建立的基础。唐的很多政治制度都是延续隋王朝的，如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制度均产生于隋王朝，由此可见其重要性之所在。
因此，我们呼吁学者们要多关注隋王朝的研究，使大唐王朝和制度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
作者：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徐卫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