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2417天
核心内容
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造就了亚洲教父？
二、亚洲教父这个群体具有哪些典型特征？
前言
史塔威尔是著名的“亚洲通”，长期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史塔威尔发现，东南亚经济体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这个地方盛产“巨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前一年，《福布斯》杂志的年度世界富豪排行榜上，前25名中竟然有8名来自东南亚。要知道，当时这个地区的人均GDP才2000美元左右，是欧盟人均GDP的1/10；但是，在世界最富有的25个人里面，东南亚却占了1/3，真是不可思议。
我给你念一下这8个巨富的名字，大部分我们都很熟：中国香港的李兆基、中国香港的郭氏兄弟、中国香港的李嘉诚、菲律宾的郑周敏、印度尼西亚的沃诺维约家族、马来西亚的郭鹤年、新加坡的郭令明、中国香港的郑裕彤。补充一句，史塔威尔说的“东南亚”，主要指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的五个创始成员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再加上中国香港地区。
为什么东南亚盛产“巨富”？巨富们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带着这样的疑问，史塔威尔查阅了大量的亚洲经济史料，他还走遍东南亚各地，亲身采访了几十位对当地经济有重要影响力的巨富及家族成员，把他们的发迹史和生意经写进了这本书。
在书里，史塔威尔把这些东南亚巨富叫做“亚洲教父”。当然，这只是一种文学化的比喻，并不是暗示亚洲教父都是靠有组织犯罪活动起家的。史塔威尔用“教父”这个词，主要是想突出巨富大亨们传统的家长式作风，以及他们在公众眼中的神秘性。不过，这本书并不是窥探教父们私人生活的猎奇之作。实际上，史塔威尔是以亚洲教父这个特殊群体为切入点，来剖析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困境。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本书的核心思想，那就是：亚洲教父的崛起，是东南亚地区政治失败的产物；亚洲教父对经济的贡献，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
这句话怎么理解，我们分两个部分展开说。第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造就了亚洲教父？第二，亚洲教父这个群体具有哪些典型特征？
第一部分
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我们需要记住两个关键词：移民和殖民。
第一个关键词，移民。都说美国是最大的移民国家，其实，东南亚地区在历史上也是最大的移民目的地之一。早在16世纪欧洲殖民者来到东南亚之前，已经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华人移民到这里。区别在于，美洲土著印第安人被基本灭绝了，而东南亚土著至今仍然是当地人口的主体。以马来西亚为例，目前的人口比例为马来人69%，华人23%，印度人7%，其他民族1%。当地土著与大批外来移民长期共存、相互融合，这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显著特征。
早期到达东南亚的移民主要是从事贸易的群体，他们头脑精明、富有商业冒险精神。这些外来者与本地人形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分工：本地贵族拥有政治权力，而移民精英依附于本地贵族，负责帮他们打理当地经济。
比如，泰国王室向波斯人和华人颁发了大量的垄断经营许可证，像屠宰动物、贩卖鸦片等等，还让他们成为包税商。包税商只需要向泰国王室支付一笔固定金额，就可以获得在一个地区征收税款的权利。泰国前总理他信和英拉的曾祖父，就是一个华人包税商。再比如，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也是由本地的爪哇贵族掌握政权，而外来移民精英尤其是华人精英掌管经济。通常，华人精英家族会想方设法与爪哇贵族联姻，以便争取到更高的政治地位。这是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的情况。
第二个关键词，殖民。在史塔威尔重点研究的东南亚6个经济体中，除泰国外，其余5个都先后沦为西方殖民地。印度尼西亚是荷兰殖民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菲律宾先是被西班牙殖民，后来美国打败西班牙，菲律宾又沦为美国殖民地。
西方殖民者给当地的人口结构带来了两个显著变化。首先，在殖民时期，东南亚地区迎来了又一次大规模移民潮。西方殖民者亟需开采东南亚的丰富矿藏，并且利用肥沃的土地资源开办大规模种植园，这一切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光靠本地人是不够用的。于是，从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大量的华人劳工和印度劳工被进口到东南亚地区。
第二个变化是，移民精英的地位相对提高了。由于西方殖民者成为最高统治者，移民精英就不再依附于本地贵族，而是和本地贵族平起平坐，大家都得服从于殖民者。在英属殖民地，很多受过英式教育的印度人和斯里兰卡人被派去做官僚，帮助英国人控制当地。直到今天，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有不少法官和律师是印度裔，这不是因为印度人特别擅长法律，而是英国殖民统治留下的遗产。
在经济事务上，西方殖民者比本土贵族更依赖移民精英。对于大量引进的华人劳工和印度劳工，殖民者并不直接和他们打交道，而是雇佣移民精英来管理这些人。比如在爪哇岛，荷兰人给华人社区中的头面人物授予上尉、少校等军衔，让他们负责华人社区的人口调查、征税、罚款、甚至司法裁决。同时，这些头面人物也代表华人社区与殖民者交涉。套用现在的一个流行词，他们就是当地移民网络的“结构洞”。
在很多地区，殖民者懒得亲自进行管理和开发，而是采用特许经营权的方式，直接把当地的征税权、采矿权等打包卖给移民精英。对殖民者来说，这种管理方式是最高效的，一方面，可以以最小成本来最大限度攫取当地资源；另一方面，移民精英为了争夺特许经营权，必然使出浑身解数来博取殖民者的好感，从而成为殖民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那些获得了特许权的移民精英，既控制着当地的劳工社区，又成为了当地经济的实际垄断者，还拥有收税权，权力大得难以想象。他们就是最早的一批亚洲教父。
二战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相继取得独立。在赶跑了西方殖民者之后，东南亚地区很快回归到了传统的权力结构：本土精英掌握政治权力，而移民精英掌控经济。史塔威尔认为，出现这种局面，不是因为外来精英有特别厉害的经济头脑，而是因为新上台的本土领导人在能力和道德上有缺陷。新领导人的权力根基往往比较薄弱，为了巩固权力以及捞取好处，领导人需要培养一批依附于他们的商人阶层。这些人最好是在本地没有根基的外来移民，这样就不会威胁到本土领导人的统治地位。
所以，本土领导人把大量的特许经营权颁给了外来移民精英，让他们成为新一代亚洲教父；亚洲教父们在获得特许经营权之后，自然不敢吃独食，而是乖乖地和领导人分享经济好处。换句话说，政治权贵和亚洲教父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亚洲教父充当政治权贵的“提款机”，而政治权贵充当亚洲教父的保护伞。
以印度尼西亚前首富林绍良为例。林绍良是1938年才来到印度尼西亚的新移民。二战后，印度尼西亚打响了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当时林绍良帮助印方部队运送军需物资，认识了很多高级军官，其中就包括苏哈托，这个人后来统治印度尼西亚长达32年之久。
我们知道，苏哈托是通过军事政变，推翻前任总统苏加诺而上台的。上台后，苏哈托认为自己的政治地位不稳固，急需商界精英的支持。他对自己的亲信说，本土生意人不可靠，而对政治没有发言权的华商是可靠的。这时候，苏哈托自然就想到了老熟人林绍良。他给了林绍良一半的丁香进口垄断份额，丁香是制造本地香烟的一种必需原料，利润极高。紧接着，林绍良又获得了面粉进口、加工和销售的垄断经营权。凭借着垄断经营带来的巨额现金流，林绍良陆续进军水泥、房地产、军工等行业，逐渐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
1993年，林绍良从一个初来乍到的小商人，变成了印度尼西亚全国首富，有媒体报道他的资产规模甚至超过了美国洛克菲勒家族。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印度尼西亚，进而引发社会暴乱。林绍良的政治靠山苏哈托被赶下台，林绍良不得不仓皇逃往新加坡，暴动人群洗劫了他在印度尼西亚的住宅，并在他家门上写上“苏哈托的走狗”字样。
可以说，林绍良代表了亚洲教父起家的典型模式：外来移民精英依附于本土政治权贵，靠垄断经营权获得巨额利润。当然，林绍良的失误在于太依附于一个政治强人，当强人垮台，他的商业帝国也受到巨大冲击。而有的亚洲教父做得更好，他们八面玲珑、多头下注，无论新上台的人是谁，他们都可以得到当权者的庇护。但前提是，他们只能一直经商而不可染指政治，否则就不会被当权者所容忍。由于这种永远的依附地位，有学者把看上去高高在上的亚洲教父称为“贱民资本家”。
第二部分
亚洲教父这个群体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这里有三个关键词：适应、核心现金流和融资高手。
第一个关键词，“适应”。
你肯定发现了，本书所写的亚洲教父，很多具有华人血统。在亚洲教父最鼎盛的1990年代，华人只占菲律宾人口的2%、印度尼西亚人口的4%、泰国人口的10%，但是，华人却控制着菲律宾45%的大公司，控制着印度尼西亚20家最大企业中的18家，控制着泰国10家最大企业中的9家。在整个东盟的股票市场上，华人上市公司占了50%~80%。所以，东南亚地区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就是华人是天生的商人，亚洲教父之所以成功，要归功于他们身上的华人文化传统。
不过，本书作者史塔威尔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说华人是“天生的商人”，和说犹太人是“天生的金融家”一样，属于归因谬误。事实上，东南亚华人和欧洲犹太人在经济上的成功，恰恰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造成的。19世纪前，欧洲犹太人不能参加行业协会、不能从事贸易、也不能从事农耕，只有基督徒被禁止从事的有息贷款业务允许犹太人参与。所以犹太人中出了最多的金融家。东南亚华人的情况也差不多。华人移民到达东南亚时，常常被禁止从政，也不能够拥有自己的耕地，只有做生意不受限制。这样一来，华人善于经商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还有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越是成功的亚洲教父，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华人文化特质就越是模糊。道理很简单，在殖民时代，亚洲教父需要同时和西方殖民者、本土贵族和华人社区打交道，他们需要通晓多种语言，并且拥有多个文化身份，才能够与不同群体进行无障碍沟通。一个典型教父至少需要精通两三种汉语方言，如粤语和闽南语，还需要精通英语和东南亚本土语言，甚至需要学会说日语，以便在战争中和日本人打交道。很多教父都给自己取了本土名字，比如林绍良又叫苏多诺·沙林。
所以，教父们的成功并不是基于他们的华人特质，恰恰相反，是基于他们身份的世界性。教父们像变色龙一样把自己融入到各种语言和文化环境中，他们会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来选择自己的身份特征。比如李嘉诚，他能够熟练地用英语和外籍下属及合作伙伴沟通，但是在媒体的公开采访和股东大会上，李嘉诚只说带着潮汕口音的粤语，扮演一个地道的本地商人形象。
再比如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新加坡刚独立时，李光耀的正式名字叫哈里·李，他在美国演讲时说：“就像肯尼迪总统不再是爱尔兰人一样，我也不再是华人了。”但是19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他发现强调新加坡的华人传统更受欢迎，于是哈里·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李光耀。顺便说一句，在本书里，史塔威尔把李光耀也算作亚洲教父，这一点我不太认同。李光耀是政治家而非商人，这是他和亚洲教父的本质区别。
好，前面说了亚洲教父的第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在文化上拥有高度适应性。在商业上，亚洲教父也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靠特许经营权起家。特许经营权带来的垄断收益成为教父们的核心现金流，他们以此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
在所有的特许经营权中，利润最高的可能要数博彩业。至少有6个亚洲教父是靠博彩业的垄断经营权起家的。比如澳门的何鸿燊，从1961年起就获得了澳门博彩业垄断经营权，在1986年又再次获得15年垄断权。在马来西亚，云顶集团创始人林梧桐从1969年起获得了马来西亚唯一一张赌场执照，他旗下的赌场也是马来西亚唯一合法的赌场，林梧桐因此获得“游乐赌王”的称号。后来，林梧桐又陆续进军房地产、发电、造纸等多个领域，但他的核心现金流还是来自赌场收入。
除了博彩业，进口农产品的垄断经营权也是利润极高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林绍良，他垄断了印度尼西亚的一半丁香进口和全部面粉进口；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被称为“亚洲糖王”，几十年来他独占了马来西亚蔗糖进口配额的85%，进而又垄断了蔗糖加工业。中国著名的粮油品牌金龙鱼就是郭鹤年旗下的。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教父们同样是依靠特许经营权来获得核心现金流。在这里，史塔威尔挑战了我们的一个常识：都说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经济学诺奖得主、新自由主义棋手米尔顿·弗里德曼几十年来一直称赞香港是“自由市场的堡垒”，真的是这样吗？事实恰恰相反。
香港经济结构带有我们前面说的殖民地经济的典型特征。英国殖民者为了统治方便，一直在香港兜售各种各样的特许经营权，从电力系统、公交车、电视台等各种公用事业到纺织品的出口配额，都是一卖了之。出售专营权的收入，占了港英政府财政收入的四成，剩下六成主要是靠拍卖土地。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香港经济被教父们高度垄断，市场根本不是自由竞争。李嘉诚的一位高级助手曾亲口对史塔威尔说：“香港到处都是卡特尔，如果政府要给你垄断权，抓住这个机会。”
对此，香港经济学家林行止有一个相当精辟的总结，我摘录在这里：亚洲教父们“大都不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容易组成卡特尔，从而财源广进。”
在殖民时期的香港，普通老百姓虽然名义上交纳的税款很低，但他们所付的房租租金和生活费用却是世界上最高的。同样，香港码头的集装箱操作费用也是全世界最贵的，比德国码头高出两倍以上，而香港的劳动力比德国要便宜得多。这是因为香港码头也被高度垄断，李嘉诚拥有24个停泊港中的14个泊位，其余泊位被郑裕彤和郭氏兄弟等房地产寡头瓜分。
长期以来，李嘉诚把从港口获得的核心现金流拿来搞房地产投机，有投行认为，如果没有稳定的码头收入，李嘉诚早在1980年代香港房地产崩盘时就破产了。除了港口，李嘉诚还和英国商行怡和集团一起垄断了香港70%的百货零售和70%的药品销售，和犹太家族嘉道理一起垄断了香港的电力系统。这些垄断经营共同组成了李嘉诚的核心现金流。
除了“适应”和“核心现金流”，亚洲教父的第三个典型特征，是拥有高超的融资手段。在殖民统治时期，东南亚金融业被欧美银行垄断，它们往往只给在本地的西方跨国企业提供贷款，而亚洲商人想要获得资金，必须通过买办，付出高额的贷款回扣。一位亚洲教父回忆起殖民时代，曾说：“对华裔商人而言，要想见到一位英国殖民银行的决策者，其难度相当于见上帝。”
不过在香港，教父们设法和占垄断地位的汇丰银行合作，谁能够获得汇丰银行的资金支持，谁就拥有了脱颖而出的机会。比如，有“世界船王”之称的包玉刚就是典型代表。包玉刚在1955年买入第一艘货船，正式进入航运业，之后就撞上了航运业的一个黄金发展期。二战后，日本政府为了扶持本国的造船业，向订购日本船只的外国买家提供贷款，贷款额度可达造船成本的80%。同时，由于战后的经济繁荣，日本综合商社的进出口贸易量大大增加，它们愿意和外国船方签订十年以上的长期租船合同，而且租金由日本银行出面来担保，船方几乎没有风险。
也就是说，包玉刚只需要自己掏造船成本20%的金额，就可以向日本的造船厂订购船只，然后把船租给日本的综合商社。当租赁期满后，这艘船就完全属于他了。这是一笔高利润且稳赚不赔的生意，极少有人知道。包玉刚的女婿对史塔威尔说：“只有银行家的脑子才能看见利用政府慷慨政策的机会。”
包玉刚看见了机会，但他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钱来造足够多的船。在这个关键时刻，汇丰银行决定贷给包玉刚大笔资金，并和他一起投资创办了三个航运公司。借助汇丰银行的资金，到1979年时，包玉刚的船队拥有202艘船，总载重量超过2000万吨。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远远超过了希腊两大船王奥纳西斯和尼亚尔霍斯的船队之和，包玉刚由此获得了“世界船王”之称。
至于那些靠房地产起家的教父，则更是需要仰仗与汇丰银行的关系。二战之后，港英政府拍卖的土地价格越来越高，到1990年代中期，几块地皮就需要10亿美元。这时候，只有少数和汇丰银行关系极好的教父能够贷款拿到地皮，其他的小开发商就被自然而然排除在外。而香港地产项目的利润高得吓人，根据本书提供的数据，最低收益率为77%，最高收益率可以达到364%。
如果说香港的教父们只是和银行业拥有特殊关系，那么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教父们则是直接进入银行业。这些国家在取得独立后，向本国私人资本开放了金融业，国内私人银行的数量直线上升。菲律宾在独立20年后就有了33家私人银行，印度尼西亚更夸张，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有240家私人银行。几乎每个教父都进入了银行业，甚至是每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银行。比如，总统苏哈托的子女有银行，替苏哈托收受贿赂的基金有银行，军队里不同的派系也都有自己的银行。
本来，印度尼西亚允许开办私人银行，是想解决长期以来国有银行的腐败、低效问题。一些专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放开金融监管，允许私人银行与国有银行竞争。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想法太天真了。在印度尼西亚开办银行的门槛很低，只需要1200万美元，而且还可以把银行的部分股权拿到雅加达的证券市场上市，从而募集到更多的资金。但是，这些上市的私人银行根本不是为股东的最大利益服务，而是成为教父们获得廉价资金的来源。
东南亚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再加上战后东南亚经济的繁荣，这些私人银行能够吸纳到充沛的资金。教父们把银行资金大量贷给自己旗下的其他企业，让银行成为自己商业帝国的提款机。印度尼西亚法律规定，银行关联贷款不能超过20%，而在实际操作中，关联贷款常常高达60%~90%。一旦那些关联企业还不上钱，导致银行破产倒闭，首先损失的是普通储户和小股东。而如果私人银行的规模足够大，政府还会出面救助，用的当然是纳税人的钱。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央行一共向四位教父的私人银行贷了14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以应对挤兑潮。但是史塔威尔推测，教父们很有可能把这笔钱中的大部分拿来买外汇了，从而在危机期间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国外。印度尼西亚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严格的金融监管，私人银行的表现可能比国有银行更糟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淘汰了部分教父，但大多数教父毫发无损地度过了危机，甚至在危机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史塔威尔认为，除非东南亚地区来一场彻底的制度变革，否则很难改变现状。
结语
我们来梳理一下亚洲教父这个群体的特征。无论是在殖民时期还是后殖民时代，亚洲教父都是依附于政治权贵，靠特许经营权获得垄断利润。他们在文化上拥有高度适应性，靠核心现金流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并且都是融资高手。
史塔威尔认为，亚洲教父是东南亚经济增长的受益人，而非增长的驱动者；他们的成功依赖的是政府给的特别人情，而不是企业本身的市场竞争力。说到底，亚洲教父只是寻租环境下的精明生意人，他们无论是在企业管理还是在人才培养上，都没有特别的建树。不少教父捐款做善事，但大多只是为了投资“身后名”，他们本身并没有在社会层面“立品”。
不过，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困境，亚洲教父不是第一责任人。毕竟商人的任务只是赚钱，政治家的任务才是保护社会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东南亚国家还没有真正脱离殖民时代，没有一个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精英阶层来为整个共同体的命运负责，这才是最可悲的。
撰稿：徐玲；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资料来源：得到APP听书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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