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农历八月十四日，中秋节前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晚。

一辆大帐篷卡车停在监狱门外，从车上下来十多名武装宪兵，他们带着一大捆绳索，朝牢房走来。

牢房门被打开了，宪兵一个个点名字，点到一个，就五花大绑押出牢房，周围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宪兵，气氛十分恐怖。

正在焦急万分时，“贺明俊！”一声呵斥，我也被点到了。

两个宪兵过来将我捆住，一路押出监狱，朝一辆大卡车拖去。卡车很高，车门下放置着一条高板凳，我们一个个踩着高板凳，被推搡进了卡车车厢。

宪兵警告我们说：如果逃跑，当即枪毙。

我想自己今天死定了，很可能被拉去枪毙。

这几天，衡阳监狱里的重刑犯，已经被一个个拉出去枪毙了，我肯定也逃脱不了。

此时的长沙已经宣告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对白崇禧集团穷追不舍。

白崇禧见势不利，将其指挥下的部队主力重点部署在湘南衡宝公路两侧，以及粤汉铁路衡山至郴州一线，想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进。

衡宝战役一触即发，衡阳局势已经很紧张了。

衡阳是湖南省第二大城市，是全国著名的工业城市，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发生著名的衡阳保卫战。

死就死吧，反正每天见得多了，天天都有被拉出去枪毙的人，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什么是生离死别了。

但是心里还是念叨着我的父母和哥嫂，遗憾自己死前没法见上他们一面，心里悲伤，只能暗自流泪。

我家在湘潭县南谷乡，有六兄妹，我排行老四。父亲是小手工业者，他走街串巷磨剪刀，手艺特别好，非常受人欢迎。

父亲曾举着双手，对我们说：“我的每根指头要养活一口人。”

这话一点都不假，一大家子全是靠父亲一个人的手艺养活。虽然生活贫苦，但是父母很重视对我们的培育，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供我们读书。

我们兄妹学习都很努力，我的大姐毕业于湘潭女子中学，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大姐夫陈国宪，后来远嫁四川。

我美丽端庄的大姐

我只见过大姐夫三次，但给我记忆特别深，大姐夫儒雅随和，英武果敢，他与林彪是同学，都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

抗战时期，大姐夫任国军旅长，参加过淞沪会战，在中条山战役中牺牲，死的非常惨烈，后来进了国军英烈馆。

大姐夫牺牲后，随军的大姐强忍悲痛，在陕西宝鸡一所小学教书，靠微薄薪水养育两个女儿。

虽然大姐夫是国军将领，但他的弟弟陈伯钧却是中共党员，后来还成了新中国的开国上将。

兄弟俩虽然就职于不同的阵营，国难当头，都积极投身于抗战，他们不平凡的经历深深影响着我。

也让我走上一条特殊之路。

运载我们的大卡车一路颠簸，我们的双手都被捆绑着，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卡车一直把我们送到了衡阳火车站，只见火车站人声鼎沸，拥挤不堪，外逃的人都在这里等着上车。

我这才知道自己不是赶赴刑场，心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知道这下不会被枪毙了。

我们从卡车上被扔下后，押进了火车车厢，火车离开衡阳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到了广西桂林。

宪兵将我们押到广西第一监狱，解开绳索，套上脚镣和手铐，投进牢房。

监狱分为“改”、“过”、“自”、“新”四个监房，每间监房五个监室，每个监室关押着12名犯人，共用一个马桶，每天臭气熏天。

我被关在“新”字号监室。每天下午三点钟到四点钟为放风时间，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自由活动，聊天等。

监狱四周高高的围墙上布满了电网，瞭望塔的探照灯晚上射出雪白的亮光，令人感到惊悚恐怖。

一个星期后，我们才被解开手铐，重重的脚镣还是得戴着。

我想念家乡，想念哥嫂弟妹。

在桂林关押了几个月，我成天期待有一天能释放出去。这种期盼让人更加焦虑，家里人的可能都不知道我在这里，要救我根本不可能。

我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有一天，我在监狱牢房的墙壁上悄悄写下——“老八，快来救我们。”

这里的老八，是指共产党的八路军，现在只有他们能救我了。

我被抓之前，曾在湘潭电机厂工作。当时电机厂在三个地下党员的领导下成立工会，他们见我有文化，参加工人运动很积极，于是我被推为电机厂工会主席。

我和工友们成为了地下党的外围力量，我们成立了一支二十多人组成的工人纠察队，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作斗争。

晚上，我们乔装打扮，不穿工装穿便装，轮班在工厂车间悄悄站岗、巡逻，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工厂设备，销毁工厂财产。

白天我们贴革命标语，护厂、护产、改善职工生活，组织工友罢工闹工潮，用尽一切办法拒绝迁往台湾。

1949年夏季，国民党特务嗅到我们纠察队巡逻的讯息，准备派国民党宪兵大肆抓捕工人运积极分子进行镇压。

地下党领导得知消息后，悄悄通知我，说长沙警备司令部要来工厂抓带头闹事的人，让我赶快离厂躲避，待好转时再回厂。

于是，我和我的几位工友以被遣散的名义，领取了五十五块银元的遣散费离开了工厂。

我带着银元去了祁阳县的洪桥镇，那时父亲已经带着全家人在这里租房居住做生意，收购盐、大米、黄花菜、湘莲运往广州卖，赚了的钱都交给大嫂管理。

回到洪桥后，我主要和大哥学做生意，闲暇之余读读书，虽然读些闲散之类的书，但足以打发郁闷的时光。

有一次外出做生意，在火车上，我认识了一个叫陆正清的四川人，原来他也是租住洪桥的房子做生意。他见我喜欢看书，有时也借一些书给我看。

有一天，他很神秘地对我说，他在火车上捡到两本书，这两本书很有意思的，让我拿回家去看。

他又特别叮咛道：“不过，看完后立即烧掉。”

我非常好奇，这是两本什么书？

陆正清把我带到他的住处，在一个隐秘的角落拿出这两本书交到我手上。

我一看，一本是毛主席《告全国人民书》，一本是《任弼时1949在北京的讲话》。这是两本活页文选，未开拆，全新的。

此书绝不是捡到的，一定是有意给我的。

我小心谨慎地带回家，身旁无人时，再拿出来看。我看完后很激动，因为书里面讲的那些道理令我振奋。

我把书交给父亲看，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位老地下党员，他一定对这两本书感兴趣。

父亲是最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曾接受地下党交给的任务，割断敌人的电线杆子，以切断敌人的通讯来打击反动武装势力。

后来，白色恐怖时期，大革命失败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父亲被迫离开了党组织。

我从小就很崇拜我的父亲，无论是他挑着磨剪刀担子走街串巷的身影，还是他干活儿时那份认真执着的神情，在我眼里都是最帅最棒的，因为我觉得他干的都是大事情。

小时候我（右一）的全家福

父亲接过书，悄声问我书的来历，我告诉了父亲，他的神情很兴奋，休息时就到房间里读这两本书。

不久后一个宁静的夜晚，忙完了一天的家人正睡得沉沉的，忽然，“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我和家人。

急冲冲的进来几个穿便衣的人，父亲问：“你们是什么人？什么事情？”

对方回答：“我们是查户口的。”

原来是驻洪桥的交警四总队（武装特务组织）深夜入户搜查。他们闯入父亲的房间，在父亲的枕头下搜出了这两本书，特务兴奋得叫起来了：“原来你们是共产党！”

随即将我和父亲捆了起来。

特务又闯入我嫂子的房间，将我们家辛辛苦苦挣来的钞票、银元、金器全部搜走了，这天幸好我哥哥去广州不在家，幸免被抓。

我当时的第一想法，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千万不能被特务带走。我反复说明，书是我的，与父亲无关，你们要抓就抓我一个吧，不要抓我父亲。

周围的邻居也帮助我苦苦哀求，这才未带走我父亲。

临离开家时，大嫂从柜子里拿出一床上好的毛毯，对我说：“明俊啊，天气慢慢变凉了，把这床毛毯带上，冷时能够挡挡风寒哪！”

特务把我五花大绑，押到了华中长官司令部连夜审讯。

审判官审问我，问我这两本书的来历。我怕连累陆正清，就谎称说我是做盐生意的，这是我在衡阳市买废报纸夹带回来的。

法官又问，这是在衡阳什么地方买的？

我随口说，在衡阳的一个地摊上买来的。

“是真的吗？”

“是真的。不信，你们去调查嘛！”

他们不信，让两个特务穿着便衣带着手枪、手铐押着我去衡阳市满大街地找这个地摊子。

我心想坚决不能供出陆正清，只要我咬死是在地摊上买的书，特务也拿我没辙。我带着敌人在街上转悠了找了两个小时无结果，他们只好带我回总队。

过了几天，司令部一名姓沈的官员再次审问我，审问得很详细，我按照上次的说法回复。

法官厉声说我撒谎！

他们在衡阳市查遍了所有街道，根本没有卖废报纸的人，哪有这个卖旧报纸的地摊子？

我还是一口咬定，的确是在地摊上买的，地摊子上也不可能天天都有废报纸吧。

敌人审来审去毫无结果，过了两天，他们无奈，只好把我作为嫌疑犯关进了衡阳市警备司令部监狱。

当时，心里想的就是不能出卖地下党组织，不能出卖同志。

虽然法庭没有判我的罪，但这种事，要说多大都可以，反正要让我掉脑袋也没问题。

我在桂林监狱待了几个月后，桂林即将解放，监狱将重犯全部枪毙了，不够枪毙的嫌疑犯只要交了两块银元做保释金，也可以无罪释放。

我被宣布为嫌疑犯，只要交保释金即可释放。可是，我身无分文，又无法和家人联系，上哪儿去弄两块银元交保释金啊！

我天天盼望着解放军来解救我们。

有一天放风时，狱友老方悄悄地对我说：“小贺，你交保释金就能出去，出去后请帮我做件重要的事。”

老方湖南常德人，他约摸四十来岁，文质彬彬的。我们在放风聊天时认识的，他问我是哪里人，怎么被关进监狱的，我一五一十都告诉了他。

他见我也有点文化，与我聊得来，两人交谈甚欢。

“什么事？你说吧。”虽然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出得去。

老方说，如果我出去，请我帮他送封信到一个地方。这份信我不能拆开，更不能弄丢了。

老方还说，事情如果办好了，他一定会报答我，如果办不到也不会怪我。他是相信我，才会请我帮忙做这件事。

但是……

老方停顿了一下，非常严肃地看着我，“千万不能让信落入别人手里，如果你背叛了我，以后我们也会设法找你算账。”

不用猜，老方一定是共产党组织的人，不然怎么会这么神秘呢？不然为什么不交保释金出去呢？

为共产党做事，我心里升腾起一股劲儿，觉得自己身负重任。

我当即表态说：“老方，请你放心，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坚决做到。”

他瞅了一眼周围，四下无人，他随即交给我一封信，让我出狱后去桂林北郊一个吊脚楼找一个女的，把信交给这个人就行。

他面色严肃，一再交待我不许拆开这封信，不许背叛他，一定要把这封信亲自送到收信人手上。

我郑重地点点头，请他放心。

老方交给我四块银元，两块做保释金，两块给我做出狱后的生活费。

看管监狱的牢卒见我交了保释金要出狱了，想敲我的竹杠有意为难我，拖延时间不找人给我解开脚镣。

当时我脚上的脚镣是没有锁孔，完全是被铆死的，只有用锤子砸才能砸开。

戴着沉重的脚镣无论如何是不便行走的，我只好把大嫂给我那床从家里带来的高级毛毯卖给牢卒，换了两块银元请人来砸开我的脚镣，我这才迈出了牢房。

走出牢房，天空蔚蓝，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我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洗个澡，我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有洗澡了。

我找到一家澡堂子，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洗完一身干干净净，心里也滋润润的，这才赶去完成老方交给的重要任务了。

我按照老方说的地址，在桂林南郊东转西转，找了两个小时，总算找到了老方要找的人。

在一个吊脚楼，见到了一位五十开外的妇人，她用警惕的眼神望着我，问我是谁，一听说我是老方派来的人，她脸上露出笑容，连忙迎我进屋。

我当面把老方的信交给了她，她打开信，看着看着，眼里湿润了，眼睛红红的，她失声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

她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也跟着哭了。想起老方，看着眼前的大姐，心里一下激起对共产党人的敬仰之情。

此时，我更坚定的认为，老方一定是共产党员，他一定是知道自己走不出监狱了，所以才让我把这个情报向他的上级报告。

过了一阵子，这位大姐心情平静了一些，说非常感谢我，还夸我是个善良的小伙子。

大姐给我泡了茶喝，但没坐多久，我们就握手告别。她叮嘱我，路上有狗腿子，要多加小心。

终于完成了老方交给我的任务，心中的重担一下获释了。

回到桂林市后，我四处打听有没有招收打零工的地方，我想赚点回湖南老家的路费钱。

有一天，我正在漫无边际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一家电影院门口，正在我好奇看电影海报的时候，电影散场了，看完电影的人陆续走了出来，忽然听到有人喊我一声：贺明俊！

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是谁呢？

我扭头一看，原来是我读湘潭电机厂技校时的同学张承觉。

看到他，我几乎惊呆了！只见他穿着一身美式空军服，挎着一支手枪，很神气。

他看到我，也很诧异，问我怎么也在这里？

我说一言难尽，简单的和他说了一下我的处境。

他说他从技校毕业后，加入国军，现在是一名中尉飞行员。解放军就要打过来了，他下午马上要随飞行大队飞往台湾了。

他又仔细问我技校毕业后的经历，又问我是怎么到的桂林。

桂林当时还没有解放，是国民党统治的地盘，四处都是便衣特务。

我当时也不知这位老同学的真实来头，为了保护老方和他的地下党组织，我隐瞒了自己在桂林监狱和后面发生的事情。

我对老同学说，我是退役后为了找工作，一路流浪，到了桂林。

他竟然一点也没怀疑，不仅相信我说的这一切，热情邀我同他一起去台湾。

他说既然你现在工作无着落，你又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就凭你这一点，你到了台湾，一定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跟我们一起去台湾吧！” 老同学热情邀请。

说起去台湾，我之前有比这更好的机会。

我是1941年考入了湘潭电机厂技校，那时我才15岁，和张承觉一样，成为了电机厂技校第一届学员。

毕业后，我分配到云南昆明电机总厂技术室当了一名车工。离开家乡快两年，我特别想念家人，就请假回湖南老家探亲。

可刚回故乡不久，日寇入侵，湘潭沦陷，我们全家逃到了乡下奶奶家南谷乡。

父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右一是我

我一边往老家赶路，一边气得哭了起来，我恨死日本鬼子了。身为热血青年，满腔怒火却报国无门。

到老家后，我每天义愤填膺，坐卧不安，四处打听有没有打日本鬼子的队伍，恨不得马上加入抗日武装力量打击日寇。

奶奶见我这样，有天对我说，听说南谷成立了一支抗日自卫队，专门打日本鬼子的，问要不要她带我去看看？

奶奶的话刚一说完，我高兴得蹦了起来：“太好了，奶奶，您带我去吧！”

奶奶看我像一下活过来了，连声说“好，好，好。”

她迈着三寸金莲，亲自带我找到抗日自卫队大队长张迪光的面前，说张队长，我孙子每天都念叨着要打日本鬼子，今天总算找到你们了，我把孙子交给你们，你们带他去杀日本鬼子吧！

张队长摸摸我的头，仔细打量了我一下，说不错不错，是个机灵的小鬼。有问我熟悉这一带的路吗？

奶奶抢着我前面，说他咋不熟悉？我这孙子从小就灵泛得很呢！拾柴禾，捡煤渣，这十里八村的，他哪里没去过？

张队长一听可高兴了，说他们正缺少通信员，让我去给他们当通信员。我高兴得不知说啥好，两脚一并，“腾”地立正：“是！保证完成任务！”

不久部队来了一个人，他是附近一支名叫“抗日正义军”分队派来的通信员，来请张队长火速派一名熟悉地址的人员，送份紧急情报。

大队长当即派我去送情报，目的地是宁乡灰汤抗日正义军的总部。

那位正义军的通信员很严肃地交待我两条，第一，文件不许拆看，送到后必须索取总部收条；二、如果失误，军法从事！

我血往上涌，心中腾起一股力量：“请您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因为事情重要，张队长交给我一支铁壳手枪，手枪里面只能装一颗子弹，还有一枚美式手榴弹。

他们教我使用方法，把一枚手榴弹拉出插销，丢入池塘，只听到一声闷响，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一些鱼儿随即浮出水面。

然后又要我拿起手枪，向池塘开了一枪，枪响了，震得我手生痛。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使用武器，心里有点紧张，却很兴奋。

心里暗想，我也会用武器了！

他们又继续交待我，铁壳手枪是关键时刻自杀用的，手榴弹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

如果路上遇到鬼子，立即销毁信件，情报绝不能落到鬼子手里，必要时牺牲自己的生命。至于如何选择，让我根据当时情况果断处置。

我用力点头：“我记住了！”

南谷至灰汤大约五十华里，那时天气非常热，我只穿了一条短裤，一件麻布衬衣，我把手榴弹挂在裤腰带上，手枪也插在裤腰里，用外衣罩住。

为了及时把情报送到作战部队，我一路走一路小跑，大约走了五个小时，终于到达了正义军总部。

总部长官看过情报后，看着风尘仆仆的我说，好小伙子，这情报送得太及时了，辛苦你了！

他给我开具收条，安排我去伙房吃了饭再回去。我匆匆忙忙吃完饭，顾不上休息，连忙赶回家的路。

我一路走一路想，送情报的任务完成了，回家路上可千万别遇见鬼子，心里不免有点害怕。

可我一想到腰带上别着的手榴弹，不怕！胆儿又大了。

快到家时，已经是夜晚了，我暗自庆幸今天还算顺利，一路上没有遇见鬼子，我摸摸腰带上的手榴弹，手榴弹还在，我却吓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手榴弹的插销环已经松动了，差点没爆炸！手榴弹已经把衣服都磨出了一个小洞。一路为了赶时间，完全没有注意到，好危险。

第三天，正义军告诉自卫队好消息，他们收到我送的情报后，在一个据点打死了八名鬼子，活捉了四名，正在烧汤河狮王庙展示胜利成果。

我一听，高兴坏了，立即跑到狮王庙，亲眼目睹了这场景。只见身材魁梧的正义军战士在谈笑，四个鬼子木头似的站着。

一个战士从瓶里拿出沾满生石灰的人耳朵，说这是打死的那八名鬼子，每人切下一只左耳带回正义军总部做证据。

我激动得都快哭了，敬佩战士们一线冲锋的勇敢精神，也为自己及时送到情报起了这么重要的作用而自豪。

这时，国军的73军从平塘一带打游击过来，他们一边抗日一边招兵，需要招录熟悉当地地形的人做向导，就这样，我离开自卫队加入了73军，任通信员。

在后来的多次战斗行动中，我送的情报准确及时，协助军队消灭了不少日军，但我心里总觉得少点什么。

做情报员虽然好，但我还没有打过仗，如果能够参加一个正式部队，受训后去前线那就更好了。

机会终于等来了。

1944年3月，我听说中国青年远征军在长沙招兵，立即步行到长沙参加考试。

天保佑！面试，笔试，体检都合格，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青年远征军战士，分在205师615团3营9连。

青年时的我

入伍后的第三天，我们就启程到贵州修文县马关镇营地，接受军事训练。

我们上午进行军事理论学习，下午军事实践训练，受训科目繁多，练习打各种武器，卡宾枪，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等，都是我们训练的内容。

每天都是大汗淋漓，虽然辛苦，可没有士兵临阵脱逃，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国门。艰苦训练了六、七个月，我的训练成绩门门是优。

这一年的冬天，我的母亲在家乡病逝。接到信后的大姐，兵荒马乱，无力拨冗返乡凭吊，伤心欲绝的她面对湖南的方向，烧纸钱祭奠母亲，跪拜三天后一病不起，很快也病逝了。

短短的时间内失去两位亲人，我的心悲痛不已，更想上战场杀敌，赶走这些可恶的日本人，早日回家和亲人团聚。

有一天，团里接到命令，与驻扎在贵阳的部队换防。我们到达贵阳后得知，这是准备开拔去缅甸对日作战。

蒋介石还专程到贵阳视察我团，我们在城郊大校场迎接蒋介石。他给我们训话，至今我还记得他当年训话的情景，话语犹在耳边响起。

他殷切地对我们说，你们即将开赴缅甸，奔赴前线与日寇作战。这是你们报效祖国的时候了，希望你们不怕牺牲，保卫祖国，消灭日寇。

全团庄严肃穆，跟着团领导高喊：“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接着唱起军歌“烽火满天，血腥遍野，中华民族遭受着空前的浩劫，我们是远征军……”

每个人都群情激愤，热血沸腾，恨不能立刻上战场杀鬼子。

我们也全部换成美式服装，武器也全部换上了全新的美式武器，随时待命。

大家都穿上统一的内衣，内衣上印有几师几团几营几连及士兵姓名的番号，万一阵亡牺牲了，通过番号可以知道是哪个部队的了。

可还没等到出发的这一天，1945年8月15日，一声电令：日寇宣布投降，205师奉命全部复员。

我心里一阵遗憾，训练了这么久终究还是没有上正式的战场。但更多的是激动，日本侵略者终于被赶出了中国。

上级给每位军人颁发《中国青年远征军、陆军少尉军官适用证书》以及《中国青年远征军205师通讯录》一本。

此时，宪兵司令部专程来到我们团，准备挑选二十五名优秀战士去台湾担任宪兵军官。我有点文化，成绩一直优秀，我被推选来。

长官对我说，你们是最幸运的了，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光荣的机会。

可我心里却想，台湾那么远，我如果去了何日能回乡？回不来家中的亲人怎么办？

我几乎没有半点犹豫，就婉言拒绝了上级的好意，长官也没有勉强我，随我意愿。

不久，我就复员到后勤部贵阳汽车修造总厂，考上了八级车工。后来，几经辗转回到湘潭电机厂工作，才有了被抓的遭遇。

现在，老同学张承觉又邀请我去台湾，我还是婉言拒绝了，我考虑的还是家里亲人，他们不知道我的下落，肯定担心死我了。

我想家人，我一定要回家。

老同学见我态度坚决，说那也好，我们在桂林街头，就此紧紧地握手告别。

不久，解放军进城了，我随解放军走路一起到了柳州，找到了另外一个老同学陈乃华的家，在他家住了半个月，时局稳定了，火车也通了，我才回到湘潭。

此时已经是1949年底，我回到家中时，亲人们都惊呆了，不敢相信我还活着。

我被从监狱拉走后的第二天，因为是中秋节，我大嫂做了几个好菜，带着弟弟妹妹到衡阳警备司令部监狱来看我。

只见牢房空无一人，他们都以为我被枪毙了。回家当着天朝南跪拜，烧着纸钱祭奠我，一家人伤心不已，哭作一团。

看着从天而降，“死而复生”的我，说起中秋节祭拜我时的情景，又嚎啕大哭一场。

因为有技术，我不久就返回了衡阳电机厂工作，两年后被调湘潭电机厂技工学校任教，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为湘潭电机厂培养了数千名技术工人。

我后来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

风风雨雨半个世纪，多少英雄熬过了残酷的战争，都没能躲过那一次次的暴风雨。而历次运动中，我几乎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和伤害。

我大哥贺明启毕业于黄埔军校，曾任国民党的排级干部，解放后他领头组建了湘潭市建设委员会，积极投身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经常被羞辱批斗。

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是国民党的一个排长”，游街示众，身体、心灵都受到极大伤害。

我在“四清”运动时，学校进驻了工宣队，他们看过我的档案，得知我参加过国民革命中国远征军，把我的名字列入“地富反坏右四类分子”名单，准备把我流放新疆，进行强制劳动改造。

当名单送呈厂领导审阅时，厂长看到我的名字大发雷霆，把桌子一拍：“简直是胡闹！怎么会有贺明俊的名字？如果贺明俊去流放新疆，那我们当领导的个个都得去新疆！”

在厂领导的重点保护下，我免受了流放之苦。

在批“白专”路线时，我被造反派批为“只专不红”的人，他们用白粉笔在我的工具柜上写着“贺明俊——白专道路走资派”，几次想把我作为典型拉出去游街批斗。

但我的学生不仅悄悄回避这样的事情，甚至从中斡旋，尽力保护我，不让我受到任何冲击和羞辱。

回望一生，我常常感叹，自己是多么幸运的人。

退休后，我一直过着清闲又平静的生活，很少说起曾经的往事。直到2015年9月，我获得了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七十年前的腥风血雨奔至心底，那是时代赋予我的青春记忆。

贺老的幸运不全是偶然。

不管是因为父亲的教育，还是大姐夫兄弟的影响，面对复杂的党派之争，贺明俊内心不知有过怎样复杂的心情。

但国难当头，他积极投身抗战队伍，传递情报；危难关头，他也没有出卖地下党朋友，以求自保脱身。

当年送他书、为此入狱的陆正清同志，解放后就分在洪桥区政府工作，贺老也从来没有去联系过对方。

他所做的一切选择，在当下也许并不能看出全部的意义，半个世纪后，才发现每一次抉择都事关大是大非。

在历史的风云巨变中，每一个人既被抉择，又在抉择。

抉择虽难分福祸，但求无愧于心。

编辑： 罗伯特刘

（文中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