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日寇计划采取南北对进的方式夹击徐州，从华北抽调了大量的主力部队南下，有鉴于此，毛主席决定主抓计划，将我华北的各部队从山地调入平原，开展广泛的平原游击战。

在毛主席的规划中，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东地区是一块很重要的战略要地，此地扼守北平的咽喉，距离敌人核心地区只有咫尺之遥，必须有一员大将前去镇守。4月1日，八路军总部正式下达命令，抽调120师雁北支队长兼政委宋时轮率领所部向平西（宛平以西）挺进，与已先期进入平西的晋察冀邓华支队会师，之后一同开赴冀东。

对于这项任务，上级领导非常重视，在宋时轮开拔前，朱老总、贺龙、关向应都曾专门找他谈话，向他详细说明了此事的重要性。

这年5月25日，宋时轮支队抵达平西，与邓华支队胜利会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两部会师后，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以宋时轮为纵队司令员，邓华为政委。八路军第4纵队下辖2个支队，即11支队和12支队，邓华和宋时轮各兼任支队司令员。

班子组建完毕后不久，第四纵队就开始向冀东出发了，等待着他们的，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

当时，李运昌等同志已经在冀东工作多年，他们联合冀东的抗日人士，组成了统一战线组织，正在酝酿着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暴动。中央之所以派八路军第4纵队前往冀东，为的就是保证这次暴动能够一举成功，并让我军在冀东彻底站住脚。

宋时轮、邓华率领第4纵队主力进入平西后，7月6日，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动开始了，参加这次暴动的人民群众超过了20万，人数之多，规模之大，不仅出乎了李运昌等冀东同志的预料，也出乎了中央的预料。在第4纵队的配合与支持下，整个暴动的波及范围达到了20多个县和大量的村镇，给了华北日寇沉重的打击，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冀东大暴动”。

冀东大暴动令人感到振奋的，不仅是我们初步建立起了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还创建了一支由我党领导的、人数多达7万的抗日联军。

7万人的部队在抗战初期是什么概念无需多言，但如此庞大且成分复杂的队伍也势必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组织混乱、秩序混乱、纪律性差、缺乏训练、缺乏后勤、缺乏政权等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示宋时轮、邓华，立即成立冀察热宁军区（下设5个军分区），以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副司令员，实行统一指挥、统一领导。

冀东就在日寇的眼皮底下，所以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站住脚跟。在第4纵队的党委会议上，宋时轮提出，应该集中部队兵力，北出长城，在都山一带创建根据地，党委讨论后同意了宋时轮的建议。但从后来的事实看，这个决定有一定的盲目性。

应该说，第4纵队党委提出的“部队依托山区发展”的观点并不错，但他们对都山一带的情况显然缺乏了解。这里位于长城以北，是伪满的边境，日寇从九一八之后就开始在这里经营，作为他们进一步入侵华北的前沿，所以日寇在这里的根基是很牢固的，戒备是很森严的。纵队党委只注意到这里有大山可以依托，却忽略了此地村落稀少，群众基础不好。

宋时轮率领纵队主力一部进入都山后，只坚持了一个多月就被迫撤回了。依托山区建立根据地的目标未能实现，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也为冀东部队后续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此时已经是9月中旬，华北平原上的高粱、玉米就要收成了，青纱帐一倒，部队在平原上更加难以立足。纵队党委随即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普遍认为，现在这种情况下，“支持下去很困难”，应该把5万主力部队带回平西休整训练，明年再来，同时留下3万多在冀东继续坚持，这是一种比较有利的处理办法。

经过5天的讨论，最后大家同意了这个方案，并上报给了晋察冀军区等待批复。

这么大的事情，聂荣臻也无法一个人做主，9月26日，他向毛主席、朱老总等中央领导汇报了第4纵队的困难处境。

10月8日，中央回复聂荣臻并转告宋时轮、邓华等同志，冀东部队应该尽可能争取整理部队，建立根据地，“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以率领部队向平西转移。显然，中央同意冀东部队向西转移，但又强调“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以，态度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坚持的。

而在中央的这一指示还未到达之前，宋时轮部遭到了日军的袭击，宋时轮负伤，电台也被打坏。宋时轮于是率领第4纵队主力独自撤过了潮白河以西。

10月9日，冀东部队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主力部队向平西转移，同时留下3个精干的游击队，坚持冀东游击战，“这个行动计划是全部通过的，没有反对意见”。其余部队于是也很快开拔了。

然而，在主力部队向西转移的途中，问题发生了：日军对我西撤部队发起了连续的进攻，由于行军队伍拉得太长，部队的质量又良莠不齐，各部都遭到一定的打击。加上此时已是10月，气温骤降，部队的冬衣问题没有解决，部队的士气低落，士兵中出现了严重的自行离队的情况。

据《宋时轮传》记载，当时第23总队一夜就离队1000多人，第39总队3000人全部离队，有的暴动武装一夜离队的人数更是达到了6000多人，等第4纵队撤到平西的时候，只剩下了4000多人。

聂荣臻元帅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沉重地说道：当时冀东的一些领导同志，听到日寇要大举“围剿”冀东部队的消息，“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决定把部队撤往平西，结果部队在西撤中遭受挫折，10万之众的部队到达平西时，“只剩下很少数的人数。”

从轰轰烈烈的冀东大暴动，到如今的这个局面，恐怕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中央和北方局也对负责同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批评了宋时轮部未得到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就独自实行转移，要求他们认真总结经验，为了不打击他们的信心，也考虑到他们挺进冀东后，几个月全无休息、训练，补给也难以保证的特殊情况，中央并未对他们给予组织处分。

但宋时轮和邓华还是对此深感愧疚，政委邓华代表宋时轮郑重地向中央提出，“请求党给我们应得的处分”。

第4纵队回到平西后不久，1939年1月，聂荣臻司令员召开晋察冀军区会议，决定成立冀热察挺进军和冀热察军政委员会，由萧克担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宋时轮、邓华、马辉之、伍晋南为委员，统一领导平西、平北、冀东的军政工作。

然而，就在军政委员会积极筹备再入冀东的工作时，宋时轮却因为胃病严重，向冀热察挺进军政治部提出“请求回延安休养与学习”。应该说，宋时轮是带着很大的遗憾做出这一决定的。

在前往延安的那一天，很多同志都来为宋时轮送行，大家依依惜别后，宋时轮吩咐警卫员拿枪备马出发，这时候，政治部的一个同志以为宋时轮让警卫员拿枪，是要打一位来为他送行的领导，便冲上去把枪抢了下来。

宋时轮则以为这个同志是要缴自己的枪，他一把将警卫员的枪拿了过来，装上子弹就和这位同志干。这位同志被吓走后，宋时轮和警卫员便上马启程了。

等宋时轮来到延安时，他和同事持枪对峙的事情早先他们一步到了，此事惊动了党中央毛主席，总政治部党委感到此事性质严重，反响恶劣，·再联系到宋时轮此前在冀东“回师前未经中央批准即行动”的错误，1940年8月17日，总政治部决定对宋时轮给予处分。

宋时轮在1942年整风期间，回顾自己当初的鲁莽举动时说，他当时以为那位同志是要缴他的枪，而枪是军人的命根子，加上他之前就和这个同志有一些误会，所以他一时冲动才做出了那样的失当之举。宋时轮诚恳地说：

“我自幼失去母亲，家教不严，养成顽劣不恭、脾气倔犟的习性，且又孤芳自赏、怡然自得。因此，参加革命以来吃了不少的亏，也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对于自己“回师前未经中央批准即行动”的做法，宋时轮的沉重地自我批评道：

“有一点成绩就自大，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老子天下第一，个人英雄主义盛行，导致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我的思想中占上风……这些东西是必须被打倒、根除的。”

当年第4纵队的参谋长李钟奇（开国少将）后来在《武功文事彪炳青史——缅怀宋时轮将军》一文中回忆说：宋时轮的自我检讨是什么的，他敢于揭露痛处，敢于剖析自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赞扬，认为他“得益最多，进步最大”。

1945年8月25日，宋时轮和陈毅、刘伯承、陈赓、肖劲光等同志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从延安出发，抵达晋东南黎城，随后，宋时轮和陈毅一起赶赴华中战区，担任津浦前线野战军参谋长。

经过休养和调整的宋时轮，再次以崭新的面貌回到了军事战斗的第一线，此后他在华东地区立功无数，成就了赫赫威名，并因此在1955年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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