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85年秋天，北京西郊一处院子里，葡萄架下面摆了一张旧圆桌。
杨得志做东。他那时候已经不当总长了，腿脚不太好，走路要拄一根藤拐，但精神还硬朗，嗓门也还亮。圆桌上摆着几碟小菜，一碟花生米，一碟拍黄瓜，一碟猪头肉切得薄薄的，中间搁着一瓶没开封的茅台。客人来了三位：许世友、陈锡联、邓华。
这四个人坐在一起，军衔一样，都是1955年的上将。可要是把他们的战功摊开来比，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愿比。许世友进门的时候嗓门最大，拐杖往墙边一靠，先嚷嚷了一句：“老杨，你这院子好，比我在南京那个强。”陈锡联笑着接话：“你那个院子还嫌不好？种了半院子菜，够一个连吃的。”许世友嘿嘿一乐，没接茬，眼睛已经盯上了那瓶茅台。
邓华来得最晚。他走路慢，脸色也不大好，从四川回来之后身体一直没彻底缓过来。杨得志站起来迎他，邓华摆摆手，说坐坐坐，别客气，又不是外人。
几个人坐下来，酒斟上了。许世友先端杯，说第一杯敬谁？杨得志说敬彭总吧。几个人都端起杯子，没再多话，一口干了。
喝到第二杯，许世友把杯子往桌上一顿，忽然冒出一句：“哎，我今天来，在路上想了个事。你们说，咱们这些人里头，到底谁最会打仗？”
陈锡联正夹花生米，筷子停在半空，看了他一眼：“你问这个干什么？都多大岁数了，还争这个。”
“不争。”许世友说，“就是想想。你说咱们都授了上将，可上将跟上将也不一样。有的仗打得漂亮，有的仗打得苦，有的仗打得巧。到底谁最会打？”
杨得志没急着接话。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小口，眼睛看着杯子里的酒面，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先说你自己。八天打下济南，够风光了吧。”
许世友哼了一声：“风光什么。打济南那会儿，我还在养病，毛主席点名让我上，我上了。八天八夜，部队伤亡不小，坤顺门那边差点没突进去。打完了，王耀武是活捉了，可我看着伤亡名单，心里不是滋味。仗打赢了，人没了，你说这算风光还是算难受？”
院子里静了一下。葡萄架上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
邓华这时候开口了，声音不大：“要说风光，谁也没有你老许风光。济南那一仗，毛泽东亲自点将，打下来就是全国第一个攻克十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可你说得对，仗这个东西，打赢了是风光，打的过程只有自己知道。”
许世友转过头看他：“老邓，你别光说我。你在朝鲜指挥上甘岭的时候，范佛里特说两小时结束战斗，结果打了四十三天，美军寸步没进。那个风光不风光？”
邓华摇了摇头，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放下。他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了一句让桌上几个人都安静下来的话：“上甘岭那四十三天，我在地图前面坐着，听着电话里报伤亡，一个连一个连地打光。风光是别人看着风光，坐在指挥所里的人，心里只有一件事：下一个电话，又少了多少人。”
陈锡联把花生米放回碟子里，拍了拍手上的盐粒。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懂。”他的声音不急不慢，“百丈关那一仗，我打的。四方面军南下，跟川军硬碰硬。许世友也在，他那一个团被打掉三分之二，团长政委都牺牲了。我那个师，子弹打光了，人就往上填。后来撤下来，一路走一路收容，收着收着就没人了。”
他看着圆桌中间那瓶茅台，好像在看很远的地方。“我晚年跟人说过，要是身体好，一定要回百丈去看看，看看牺牲在那儿的战友。这话说了好几年，一直没去成。现在腿脚更不行了，怕是去不了了。”
许世友把酒杯重重放下，杯底磕在桌面上响了一声。“不谈了不谈了，百丈那一仗，死了多少人，我一想起来心里就堵。今天喝酒，说点痛快的。”
杨得志把酒瓶拿起来，给每个人添了一圈。添到邓华面前的时候，邓华用手虚虚挡了一下，杨得志没理他，照倒。
“老邓，”杨得志把酒瓶放下，“你让他们说，谁最会打仗。我跟你讲一个事。”
他坐直了身子，那根藤拐靠在他椅背上，拐头的藤皮磨得发亮。
“你们都知道，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这个说法，传了很多年。我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专门纠正过。不是十七个，是十八个。第一船九人，熊尚林带着。第二船九人，孙继先带着。孙继先是营长，他带着第二船过去，掌握部队。九加九，十八。”
陈锡联问：“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说十七个？”
“因为船太小，一次装不下。第一船过去九个人，第二船又过去九个人。后来写文章的人把孙继先算成了指挥员，没算进勇士里。孙继先活着的时候，为这个事心里憋屈。他跟人说，我可以不当勇士，但战斗过程得符合史实。他找到我，说老团长，你最清楚，怎么能这么写呢。”
杨得志的语速慢下来了，像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拿。
“我看了那篇没经我审就改了的文章，很恼火。我跟孙继先说，我一定在回忆录里把它纠正过来。后来我写了，白纸黑字写清楚：十八勇士，九加九，孙继先算一个。”
他端起酒杯，没喝，只是握着。
“1990年，孙继先在济南病逝。他儿子来北京，到三〇一医院看我。我那时候也在住院，输液。一看见那孩子胳膊上戴着黑纱，我情绪就上来了，控制不住。我跟他说，你爸爸是我最好的战友，打仗勇敢，会武术，能耍大刀。强渡大渡河的时候，第一船九人，第二船九人，你爸爸带的是第二船。九加九是十八，你爸爸应该算勇士。”
杨得志说到这里，喉结动了一下。院子里没有人说话。许世友把脸别到一边，看着墙根底下那几棵大白菜。陈锡联低着头，手指头在桌沿上慢慢地摩挲。邓华闭了一下眼睛，又睁开了。
“那天我拉着孙继先儿子的手，跟他说，你爸爸在北京住院的时候我去看他，我动员他回北京来。他出院以后又到我家来看我，我们俩的手握在一起，握了很长很长时间。他年龄比我小一点，身体原来比我好，没想到走得这么快。”
杨得志的声音低下去，最后几个字几乎是含在嘴里的。他把酒杯端到嘴边，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下，看着桌上的花生米和猪头肉。
“你们问我谁最会打仗。我说不上来。韩先楚旋风一样卷过东北，卷过琼州海峡，卷到朝鲜，那是会打。邓华在朝鲜指挥百万大军，上甘岭守住了，金城反击打出去，那也是会打。许世友八天打下济南，陈锡联从百丈关一路打到淮海，谁不会打？可你们记住的那些仗，那些数字，那些城池，底下是什么？”
他用手背轻轻碰了一下自己的胸口。
“是孙继先这样的人。是大渡河上那两条船上的十八个人。是上甘岭坑道里打光了的连队。是百丈关阵地上子弹打完了拿命填的兵。他们不会打仗，他们就是被打的那一方。可没有他们，谁会打仗都是空的。”
许世友把脸转回来，眼睛有点红，不知道是酒还是别的什么。他拿起酒瓶，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没跟任何人碰，仰头灌了下去。然后他把杯子往桌上一放，说了一句：“老杨，你说得对。我打济南，八天八夜，打完了我站在城墙上往下看，街上躺着的，不光是敌人的兵。我那些兵，有的才十七八岁，从胶东跟着我出来的，打完济南就剩一个名字。风光？我后来做梦都梦见他们。”
邓华一直没有说太多的话。这时候他端起杯子，对着桌上几个人举了一下。
“我这一辈子，最怕听人说我打得风光。上甘岭打完，国内报纸上登了大文章，说范佛里特攻势破产。我看了那篇文章，坐在屋里半天没动。我想的是那些坑道里的兵，没有水，没有药，苹果送不上去，一个苹果传一圈还没吃完。他们才是把上甘岭守下来的人。我邓华在指挥所里坐着，有什么好风光的。”
他把酒喝了，放下杯子，声音很平。
“不过老杨说得对。谁会打仗，仗打完了，名字留在战史上，风光一阵子，也就过去了。真正留在心里的，不是那些仗，是那些人。”
圆桌上安静了很久。葡萄架上的叶子还在沙沙响，风从西边吹过来，带着一点秋天干爽的土腥气。
陈锡联把最后一颗花生米夹起来，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然后说了一句：“我那个百丈关，回不去了。可我今天坐在这儿，跟你们几个老家伙喝一杯酒，就算是回去了。那些兵要是知道我们几个还坐在一起喝酒，还在念叨他们，大概也不会怪我们。”
许世友把酒瓶里最后一点酒分给了几个人，杯子都满上了。他端起来，声音粗粗的：“那就敬他们。敬那些兵。”
四个人都站起来了。杨得志拄着藤拐站着，陈锡联站得慢一些，许世友站得最直，邓华站得最轻。杯子碰在一起，声音不大，闷闷的，像什么东西被压着。
喝完了，许世友坐下来，忽然又冒出一句：“哎，到底谁最会打仗，你们还是没说明白。”
邓华笑了一下，是那天下午第一次笑。“说不明白就对了。说清楚了，那些兵就白死了。”
杨得志也笑了一下，把藤拐往桌边靠了靠，坐回去。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片猪头肉，嚼了两口，含糊地说了一句：“要我说，最会打仗的，是那个能让兵少死几个的。可谁也没做到。所以我们这几个坐在这里，谁也别吹。”
许世友哼了一声，没再问。
院子里的光线斜下去了，葡萄架的影子拉长了，盖住了半张圆桌。陈锡联看了看天色，说该走了。许世友说再坐会儿，又坐了一会儿，到底还是起身了。杨得志要送，几个人按住他，说腿脚不方便就别动了。
许世友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张圆桌，忽然对杨得志说：“老杨，你那个十八勇士的事，写进回忆录了没有？”
杨得志说写了。
许世友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拐杖点着地，一步一步走了。
邓华走在最后。他出了院门，回头对杨得志说了一句：“老杨，今天这酒喝得好。比什么风光都实在。”
杨得志站在葡萄架下面，拄着藤拐，看着几个人走远。风把一片葡萄叶吹落了，打着旋儿飘到圆桌上，落在那个空了的茅台瓶子旁边。他把叶子捡起来，随手丢到墙根底下，然后慢慢转身，往屋里走。
后来有人问起那天下午他们到底评出了什么结果。杨得志的秘书说，没什么结果，就是几个老头喝了瓶酒。可那天在院子里端菜进去的工作人员记得一件事：杨得志进屋之后，在书桌前坐了一会儿，翻开一本旧相册，找到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强渡大渡河之后拍的，一群年轻人站在河边，脸看不清，但姿势一个个都站得很硬。
杨得志用手指头在照片上点了点，嘴里念了一个名字。
“孙继先。”
然后他把相册合上，放回抽屉里，没有再说什么。
许世友那天回到住处，没开灯。
警卫员小周跟了他十几年，知道首长的脾气。许世友坐在客厅里那张硬沙发上，拐杖靠在扶手旁边，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眼睛望着窗户外头。窗外是北京秋天傍晚的天，灰蓝灰蓝的，几只鸽子从楼顶上扑棱棱飞过去，绕了个圈又落回去了。
小周把晚饭端上来，一盘炒鸡蛋，一碗小米粥，两碟小菜。许世友看了一眼，说端走吧，不饿。小周没端走，站在旁边没动。许世友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跟打仗时候骂人差不多，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摆了摆手：“放着吧，我待会儿吃。”
小周退到门口，没走远。他听见首长在屋里打了个电话，拨了好几次才拨通，那边接起来的时候，许世友的声音忽然变了个调，粗里带着一点说不清的东西：“老张吗？我许世友。你明天有没有空？我去看看你。”
电话那头是张震。
张震那时候还在国防大学，忙得很，但许世友开了口，他没有说不的。第二天上午，许世友的吉普车开进了国防大学家属院。张震在楼下等着，看见车停了，迎上去。许世友下车，拄着拐杖，走得不快，但腰板还是直的。
“你怎么想起看我来了？”张震把他往屋里引。
“昨天在老杨家喝酒，喝出毛病来了。”许世友在沙发上坐定，把拐杖靠在一边，开门见山，“心里头堵得慌，想找个人说说。想来想去，找你说合适。”
张震给他倒茶，自己也坐下来，没急着问。他了解许世友，这个人心里有事憋不住，你不问他也会往外倒，你一问他反倒不说了。
果然，许世友端着茶杯暖了暖手，自己开了口：“昨天老杨说了一句话，我想了一宿没睡着。他说，最会打仗的，是能让兵少死几个的。可谁也没做到。”
张震点了一下头。他大概知道杨得志说这话的由头了。
许世友接着说：“我打济南，八天八夜。战史上写得明明白白，攻克济南，歼敌十万。可我们自己伤亡多少？两万六。我那个九纵，打进去的时候齐装满员，撤下来的时候有的连队就剩十几个人。城墙上我插了旗，照相的咔嚓一拍，风光。可后来我每次看那张照片，就想起坤顺门底下那些兵，冲上去倒下来的，一层摞一层，后头的踩着前头的往上爬。你说，我要是再打得巧一点，再少死一点，行不行？”
张震没有马上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想了想，说：“老许，你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一千遍。淮海战役，我协助粟裕指挥，打完仗我站在碾庄的圩墙上看，底下全是我们的兵，一排一排地躺着，卫生员抬都抬不过来。粟裕那个时候几天几夜没合眼，打完仗昏过去了。他醒过来第一句话问的是伤亡多少。我说了数字，他闭着眼，过了很久说了一句‘记住这个数’。他没说‘我们赢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记住这个数’。”
许世友抬起头看他。
张震继续说：“后来我调到军委，管全军中长期规划。有一回开完会，一个老参谋跟我聊天，说起当年打仗的事。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看战史，看的是歼敌数字，看的是城池得失，没有人看伤亡那一栏。我说你错了，伤亡那一栏才是真正的战史。歼敌多少，那是结果。伤亡多少，那是代价。一个指挥员，一辈子要学的就是怎么在结果和代价之间找平衡。找得好了，兵少死几个。找得不好，兵就多死几个。没有谁不犯错的。”
许世友的眉头拧着，没松开。“你说得轻巧。找平衡，怎么找？仗打起来，敌人不按你的平衡走。”
“所以才有那个说法。”张震的声音不高，“粟裕有一回跟我讲，打仗这件事，七分靠算，三分靠赌。算得再精，总有赌的那三分。赌赢了，伤亡小一点。赌输了，伤亡大一点。指挥员能做的，就是尽量让那七分算得准一点，别把三分赌当成七分算。可就算做到了十分，仗打完了，伤亡那一栏该是多少还是多少。你能怎么办？”
许世友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闷声说了一句：“我那个九纵，打济南之前有一个营长，姓赵，胶东人，跟了我五年。打坤顺门的时候他冲在最前面，让子弹打穿了脖子。抬下来的时候还有气，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说‘司令，城门开了没有’。我说开了。他笑了一下，就没了。那个笑，我记了一辈子。”
张震没接话。客厅里安静了一阵，只有暖瓶里的水在轻轻响。
过了一会儿，张震站起来，走到书柜旁边，拉开一个抽屉，翻了几下，拿出来一张发黄的纸。他递到许世友面前。
“你看看这个。”
许世友接过去，是一张手写的名单，纸已经脆了，边上都毛了。上面一列一列的名字，有些用红笔勾过，有些没勾。
“这是什么？”
“淮海战役之前，我让参谋处把各纵队报上来的团以上干部名单汇总了一份。我拿着这份名单，对着地图，一个一个地想，这个团要放在哪里，那个团要往哪个方向打。打完了之后，我又把名单拿出来，用红笔把牺牲的勾上。”
他指着名单上那些红勾。
“你看这个，刘长胜，华野八纵的一个团长，碾庄攻坚的时候牺牲的。还有这个，李振华，十纵的营长，徐东阻击的时候死的。这个，王铁柱，特纵的，连人带炮让飞机炸了。”
许世友把名单放在茶几上，看着那些红勾，没有动。
张震说：“老许，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其实你自己已经有答案了。你说‘我要是再打得巧一点，再少死一点，行不行’。你这个问题问得对，每一个指挥员都应该一辈子问自己这句话。可你得明白，问这句话不等于否定自己。粟裕问了一辈子，我张震问了一辈子，杨得志在写孙继先那个事的时候，心里也在问。问完了，仗还是要打，兵还是要带。你不能因为怕死人就不打仗，也不能因为打了仗就不认死人的账。你得认这个账，认了，才能在下一次少欠一点。”
许世友把那张名单捧在手里，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把它放回茶几上，动作很轻，像怕碰碎了什么。
“你这张纸，收好了。”他说，“将来谁要是写战史，光写歼敌多少，你就把这个拿出来给他看。”
张震笑了一下：“我收着呢。等我走了，我让儿子收着。”
许世友站起来，拄着拐杖往门口走了两步，忽然又站住了。他回过头，看着张震，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严肃还是别的什么。
“老张，昨天老杨说，说不清楚谁最会打仗就对了。我昨晚上想了一宿，觉得他说得不对。”
张震看着他。
“说不清楚，是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还有没打好的仗。可你说，仗打成什么样才算打好了？济南打下来了，淮海打赢了，上甘岭守住了，百丈关撤下来了。哪一仗拿出来，都能挑出毛病。可哪一仗拿出来，也都有一帮兵跟着我们打到底了。你说他们跟着我们图什么？”
张震没答。他知道许世友自己会答。
“他们图的就是打完仗之后，当指挥员的没有把他们忘了。老杨没忘孙继先，你没忘那些红勾，我没忘那个姓赵的营长。这个比什么风光不风光，比什么会打不会打，都管用。兵跟着你死，你记着他们，这就行了。”
他说完，拐杖点着地，笃笃笃地走了。
张震送他到楼下，看着吉普车开出院子。车拐弯的时候，许世友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朝他摆了摆。那只手粗壮得很，指头短而厚，跟拿了一辈子大刀的手差不多。
张震回到楼上，把那张名单重新收进抽屉里，搁在一摞文件最上面。他坐下来，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那边接起来，是杨得志的声音。
“老杨，许世友上午来我这儿了。”
杨得志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他这个人，心里搁不住事。昨天那顿酒把他喝出毛病来了。”
“他说他想了一宿。”
“想明白了没有？”
张震想了想，说：“想没想明白不好说。不过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好。他说，兵跟着你死，你记着他们，就行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三秒钟。然后杨得志的声音传过来，比平时低了些：“他这话说得对。我那个回忆录，十八勇士那段，我再加一句话进去。”
“什么话？”
“我写，孙继先和他的战友们，在强渡大渡河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过自己会不会被记住。但我是活下来的人，我得记住他们。”
张震握着听筒，嗯了一声。
窗外的鸽子又飞回来了，落在国防大学家属院的楼顶上，咕咕地叫着。张震把电话挂了，在书桌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把那张名单又拿了出来，摊在桌面上，看着那些红勾。
他想起一件事。淮海战役打完，粟裕昏过去那次，醒来之后让参谋把各纵队的伤亡报告拿过来。报告堆了半张桌子，粟裕一份一份地翻，翻了大半夜。翻完了，他把报告合上，跟张震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上面的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兵。”
张震当时没接话。很多年以后他也没跟别人提过这件事。但那天上午跟许世友聊完之后，他忽然想，也许将来有人问起淮海战役，问起西府，问起济南，问起上甘岭，问起百丈关，他会把粟裕这句话说出来。
歼敌数字写在战史上。伤亡数字写在心里。两本账，一本也不能少。
许世友回去的路上，让小周把车停在一个路口，下去买了一包烟。他戒烟好几年了，那天又买了一包，点了一根，抽了两口，又掐了。小周从后视镜里看见首长把烟盒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里，嘴里念叨了一句什么，没听清。
车重新启动的时候，许世友说了一句：“回去给我找本书。”
“什么书？”
“战史。济南战役那一卷。”
小周说好。车过了两个路口，许世友又说了一句：“算了，不找了。看了心里更堵。”
小周没吭声。他从后视镜里看见首长把脸转向车窗外面，北京城的大街一条一条往后退，路边的树叶子落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风里哗哗地响。
许世友回到南京是三天之后的事。
他没坐飞机，让秘书买了火车票，软卧。小周说首长您腿脚不好，坐飞机快。许世友瞪了他一眼：“快什么快，我又不赶着开会。火车上能睡觉，飞机上能吗？”小周不吭声了。其实他知道，首长是想在车上想事情，想三天，想明白了再回去。
火车过徐州的时候，许世友让服务员把车窗摇下来一点。秋天的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干燥的、混着煤烟味的凉气。他趴在窗口看了很久。徐州城外，田野一块一块地往后退，玉米已经收了，地里只剩茬子，有人在烧秸秆，烟柱直直地升上去，在半空中散开。他忽然跟小周说：“淮海战役，碾庄就在那边。”
小周顺着他的手指头看过去，除了田野和村庄，什么也看不见。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许世友把窗子摇上去，靠在铺上，闭着眼。小周以为他睡着了，轻手轻脚地把毯子给他搭上。刚搭好，许世友忽然开口了：“小周，你说，一个营长牺牲了，他的名字能留多久？”
小周被问住了。他想了想，说：“要是上了战史，能留很久。”
“战史上写的是团以上干部。”许世友睁开眼，“营长以下，写不进去。顶多写个数字。歼敌多少，伤亡多少。那些名字，没人记得。”
他翻了个身，面朝里，不再说话了。
回到南京的第二天，许世友做了一件让秘书摸不着头脑的事。他让军区干部部把济南战役期间九纵牺牲的营以上干部名单调出来。干部部的人查了半天，报上来一份名单，一共十一个人。许世友拿着名单，一个一个地看，看到第三个的时候停住了。
“赵大柱。”他念出声来，“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营长。”
他记得那个营长。胶东人，大个子，嗓门大，打仗不要命。打济南之前，赵大柱来找过他一次，说打完这一仗想请几天假回趟家，媳妇生孩子。许世友说行，打完了给你批假。后来赵大柱没等到那个假。
许世友把名单合上，问干部部的人：“这个赵大柱，家里还有什么人？”
干部部的人查了几天，回话说，赵大柱是胶东莱阳人，1947年参军，牺牲的时候二十六岁。家里有个老母亲，媳妇改嫁了，留下一个女儿，现在跟着奶奶过，在莱阳农村。
许世友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安排一下，我去趟莱阳。”
秘书吓了一跳：“首长，您腿脚不方便，莱阳那边路不好走，要不让军区派人去慰问一下就行了……”
“慰问是慰问，我去是我去。”许世友摆摆手，“不一样。”
十一月初，许世友的吉普车开进了莱阳。那天下着小雨，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车颠得厉害。许世友坐在后座，拐杖横在腿上，一只手按着拐杖头，另一只手抓着车门把手，一路上没吭声。到了村口，车进不去了，巷子太窄。许世友下车，拄着拐杖往里走，走了大概两百米，在一户土坯房前面停下来。
门口站着一个老太太，七十来岁，头发全白了，腰佝偻着。旁边站着一个年轻女人，三十出头，扎着马尾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干部部的人提前打过招呼了，老太太知道有部队上的人要来，但不知道来的是谁。
许世友走到老太太跟前，站定了。他看着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嘴唇动了动，说了一句：“大娘，我是许世友。赵大柱的司令员。”
老太太愣了一下。然后她的嘴瘪下去了，眼泪顺着脸上的沟沟壑壑往下淌。她没有哭出声，就那么站着，眼泪往下流，两只手在围裙上擦来擦去。旁边的年轻女人扶住她，喊了一声“奶奶”。
许世友进到屋里，在堂屋的方桌旁边坐下来。屋里很简陋，一张方桌，几条板凳，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上是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红鲤鱼，边角卷起来了。老太太坐在对面，年轻女人给她倒了碗热水，她没喝，两只手捧着碗，手指头粗粗的，关节都变形了。
许世友说：“大娘，大柱打济南的时候牺牲的。他冲在最前面，城门还没开他就冲上去了。他临走前跟我说，打完仗想回家看看，媳妇要生了。我没来得及批这个假。”
老太太捧着碗，眼泪一颗一颗掉进碗里，水面微微地颤。她说：“大柱走的时候，闺女刚满月。他没见着。”
许世友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年轻女人。三十出头，应该就是赵大柱的女儿。他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信封里装着他这个月的工资，三百多块钱，还有一些全国粮票。
“这是我的心意。”他说，“不多。往后每年我都让人来看看。大柱跟着我打了五年仗，我没照顾好他家里，是我的错。”
老太太把碗放下，忽然抓住了许世友的手。她的手粗得很，指头跟树皮似的，攥得紧紧的。她没有说谢谢，她说的是另一句话：“司令员，大柱走的时候，疼不疼？”
许世友愣了一下。这个问题没有人问过他。他想了想，说：“不疼。打得很快。他没遭罪。”
老太太点了点头，把他的手松开了，擦了把脸，对旁边的孙女说：“去，把灶上那锅地瓜蒸上。司令员大老远来的，得吃口热乎的。”
许世友在赵家坐了一个多钟头。他吃了半个地瓜，喝了一碗白开水。临走的时候，他站起来，对着墙上那张年画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对着老太太和那个年轻女人，端端正正地敬了一个礼。
小周在门口看见了，鼻子一酸，把脸别过去了。他跟着首长这么多年，见过他骂人，见过他拍桌子，见过他在酒桌上豪气干云，但从来没见过他给谁敬礼，还是给一个农村老太太。
回南京的路上，许世友一句话没说。进了市区，车经过鼓楼广场，他忽然让小周把车停在路边。他摇下车窗，看着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看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小周，你说，赵大柱的闺女，知不知道她爹是怎么死的？”
小周说：“应该知道吧。她奶奶跟她讲过。”
“光知道不行。”许世友把车窗摇上去，“得让更多人知道。可战史上写不进去。”
他靠着椅背，闭着眼，手指头在拐杖上一下一下地敲。敲了大概有半分钟，他睁开眼，跟秘书说：“你记一下，回去之后给军区党委打个报告。建议以后凡是在战场上牺牲的营以下干部和战斗英雄，名字都要进各军的军史馆，单独辟一面墙。不管以后编制怎么变，这面墙不能拆。”
秘书掏出本子记了。
许世友又说：“另外，给莱阳民政局打个招呼。赵大柱那个闺女，要是想出来工作，军区可以帮忙安排。不想出来就算了，别勉强。每年烈士抚恤金要按时发，别让老太太跑腿。”
秘书一条一条记完了，合上本子。许世友看了他一眼：“记住了？”
“记住了。”
“那走吧。回去给我找本济南战役的战史来，我要再看看。”
小周从后视镜里看了首长一眼，没敢问这次为什么又决定要看了。车重新启动，许世友坐在后座，拐杖靠在旁边，两只手搁在膝盖上。车窗外南京的街景往后退，梧桐叶子黄了，飘飘悠悠地往下落。
回到住处之后，许世友真的把那本战史翻出来了。他坐在书桌前，翻到济南战役那一章，找到九纵的作战经过，一行一行地看。看到攻城突破口那段，他用手指头点着行间，嘴里念叨了一句什么，声音太低，小周站在门口没听清。
后来小周进去给他添水，看见书页上有一行字被铅笔轻轻勾了一道。那一行写的是：“七十三团一营营长赵大柱，率部首先突入坤顺门，中弹牺牲。”
许世友把铅笔搁在书页上，合上书，对小周说了一句：“你看，战史上也有。就一行。”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小周，声音闷闷的：“一行就一行吧。有总比没有强。”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