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杰

编辑：cc孙聪颖

5月13日特朗普开启访华行程，14日晚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美商界国宴备受各界瞩目。

这场看似遵循外交礼仪、以联谊交流为主的高端宴请，其暗藏席位排布巧思。座位图不仅直白亮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导向，清晰勾勒出未来中美经贸合作的全新走向，更成为洞悉两国产业格局与合作风向的一张关键明牌。

主桌席位之上，实体产业企业稳居核心主导席位，国内互联网巨头仅有字节跳动一家跻身其间。

这场国宴座次的排布取舍，背后是国家产业战略的深刻调整，更是中美产业链博弈与合作的集中体现。

商界领袖，谁坐上了主桌？

此次人民大会堂中美商界聚餐，国宴席位的分配呈现出鲜明的“实业导向”特征，清晰勾勒出中美双方核心合作领域的轮廓。

中方一侧，实体企业成为绝对主角。海信贾少谦、海尔周云杰、小米雷军、联想杨元庆、蓝思周群飞、福耀曹晖、万向鲁伟鼎、中国商飞贺东风等一众企业家列席。涉及的业务覆盖家电制造、消费电子、汽车零部件、航空航天等诸多关键赛道。

与实业企业的“满堂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分化：阿里、腾讯、百度、美团等一众平台型互联网大厂均未“上桌”，唯有字节跳动成为互联网行业的“独苗”。字节跳动CEO梁汝波跻身主桌，与中美实业、科技领域的领军者同席而坐。

美方列席的十七位企业家，同样聚焦硬科技与实体产业，覆盖半导体、高端制造、航空、新能源等六大核心高价值赛道。

此番参会企业合计总市值超 16 万亿美元，体量接近美国 2025 年 GDP 半数。

马斯克、库克、黄仁勋及波音等企业掌舵者悉数到场，既代表美国顶尖产业实力，又深度扎根中国市场，与中方参会实体企业形成精准的产业对位。

一次不寻常的座次排位

此次座次排布的核心逻辑，是中美双方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对“产业链共建、硬科技合作”的共识与深层诉求，背后是两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话语权的博弈与平衡。

正如双方确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全新定位所释放的信号，这份共识明确提出，双方竞争需严守边界、恪守规则，坚守不冲突不对抗原则，以平等协商化解分歧。

这也清晰传递出，稳固的双边经贸往来，既关乎两国企业切身利益，更深刻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与国际市场整体信心。

中方主桌企业的选择，既是对美方合作诉求的精准回应，更是中国坚守产业链安全、推进产业升级的战略主动。

海信、海尔的家电制造全球供应链，能够对接苹果、特斯拉等美国企业的终端需求，实现“制造产能+全球市场”的互补。

福耀、万向的汽车零部件体系，直接配套特斯拉、通用等美国车企，是中美汽车产业链深度绑定的核心纽带。而商飞的航空制造能力，与波音形成“竞争+合作”的格局，既打破了欧美航空制造的垄断，也为中美航空产业链协同提供了空间。

在《华尔街科技眼》就此话题展开的独家专访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敦志刚给出了深刻独到的解读。

从座次结构看，高端制造、航空航天、智能终端、半导体、汽车、家电、玻璃、消费电子等实体产业成为主轴，说明中美经贸关系正在从过去以贸易规模、互联网流量、金融资本为主要看点，转向以先进制造能力、产业链控制力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为关键支点。

敦志刚解释道，这首先是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强基固链的信号，海信、海尔等企业代表中国制造的完整与韧性，关系产业安全与国际竞争力；其次是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动姿态，与美方企业同席印证双方核心合作在芯片、飞机等硬连接领域；最后，互联网企业核心站位改变，字节跳动列席彰显数字经济影响力，未来需深度结合先进制造等领域才能进入国家战略核心。

同时，他也强调“互联网企业并非不重要，而是核心站位发生变化。字节跳动列席，代表中国数字经济仍有全球影响力，但传统流量型平台不再是国家产业叙事的绝对中心。未来站上主桌的互联网企业，必须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全球内容生态、数据要素和产业效率深度结合，才能进入更高层级的国家战略坐标。”

双链主格局下，双方如何协同发力？

中美产业链深度融合，是否意味着两大经济体将携手共做产业链主？如若达成，双方该如何协同布局，这一格局落地的可能性又有几何？

敦志刚认为，所谓中美产业链共建、共做链主，不是简单说两国平分产业链，也不是谁取代谁，而是指在全球关键产业体系中，中美分别掌握不可替代的核心环节，彼此既竞争又互补，既有分工又有牵引。形成一种多中心、多环节、高黏性的产业组织格局。这种格局的本质，是全球产业链已经很难由单一国家、单一企业、单一技术路线独立支撑。

从实际情况来看，美方企业更多位于技术源头、规则接口和全球品牌牵引端。黄仁勋代表的英伟达掌握人工智能算力生态的关键入口，高通影响移动通信和智能终端芯片架构，苹果拥有全球消费电子设计、品牌、系统生态和供应链组织能力，特斯拉推动智能电动车和能源技术商业化，波音、GE航空航天则处在高端装备和航空动力体系的核心位置。

以上这些企业的优势在于基础技术、平台生态、全球标准和资本市场能力。

中方实体龙头更多位于规模制造、工程转化、场景落地和供应链集成端。海信、海尔、联想、小米、福耀、万向、商飞等企业，不只是“生产者”，更是全球制造体系中的组织者和升级者。中国企业的突出能力在于把技术快速转化为产品，把产品快速推向大规模市场，并在供应链、工程师体系、成本控制、应用场景和迭代速度上形成综合优势。

共做链主的关键在于从“你供我需”走向“共同定义产业”。过去中美产业合作更多是美国提供技术、品牌和资本，中国提供制造、市场和效率。现在，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工业互联网、显示技术、消费电子、低空经济、航空制造等领域的角色不断上升。

未来的链主，不再只是掌握某个专利或品牌的一方，而是能够统筹技术、制造、市场、标准和生态的一方。中美如果能够在这些层面形成建设性互动，全球产业链会更稳、更强，也更具创新活力。

在协同共建、共做链主，这个未来大趋势之下，这次“饭局”也清晰划定了未来中国产业的“核心赛道”：实体制造、硬科技、AI算力将成为政策、资源、资本倾斜的重点，而纯流量型互联网企业将逐步边缘化，行业格局将迎来深刻调整。

国家层面，“脱虚向实”的战略导向将持续强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创新，加快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这一导向的背后，是国家对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的清醒认知——当前，全球产业竞争已进入“硬科技比拼”的时代，谁掌握了核心硬技术，谁就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对于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大厂而言，转型已成为必然选择，且转型的核心的是“摆脱流量依赖、聚焦硬科技与产业赋能”，而非简单的业务调整。这也意味着，纯流量型互联网的“黄金时代”已彻底过去，技术硬核化、产业赋能化将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新发展逻辑。

不仅仅是互联网大厂，此次国宴座次的取舍，也为中国企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产业赋能，技术硬核，全球布局，紧跟产业链合作，才是未来的大趋势。

一方面，企业需强化核心技术研发，摆脱对模式创新的依赖，聚焦硬科技领域的突破，无论是实体制造企业还是互联网企业，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主动地位。就像海信集团董事长贾少谦在今年的全国两会通道上表示，中国制造已经具备了“量质同升”的优势，这种优势，给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带来巨大的机遇。

另一方面，企业需加快全球化布局，融入全球产业链协同发展，尤其是在AI、数字科技等领域，出海已成为必然选择。

同时，企业需立足产业链协同，强化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聚焦产业赋能，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实现与国家战略、全球趋势的同频共振，才能在未来的产业格局中站稳脚跟，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以下为《华尔街科技眼》对敦志刚独家专访全文：

敦志刚 ：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全球治理观察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华尔街科技眼：本次人民大会堂中美商界高端聚餐，实体实业企业稳居主桌，互联网企业仅有字节跳动一家列席，您如何解读这份座次排布背后释放的国家产业战略信号？

敦志刚：这份名单最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哪些企业家到场，更是哪些产业被放到中美关系的核心位置。从座次结构看，高端制造、航空航天、智能终端、半导体、汽车、家电、玻璃、消费电子等实体产业成为主轴，说明中美经贸关系正在从过去以贸易规模、互联网流量、金融资本为主要看点，转向以先进制造能力、产业链控制力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为关键支点。

第一，这是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强基固链的明确信号。海信、万向、商飞、国航、海尔、福耀、小米、联想等企业，分别代表装备制造、航空交通、智能制造、消费电子、汽车生态和全球化制造能力，背后对应的是中国制造体系的完整性、韧性和升级方向。国家层面更重视这些企业，是因为它们直接关系产业安全、技术突破、就业承载和国际竞争力。

第二，这是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动姿态。与美方特斯拉、苹果、英伟达、高通、美光、波音、GE航空航天等企业同席，说明双方真正绕不开的不是抽象口号，而是芯片、飞机、汽车、智能终端、能源装备、物流金融等硬连接。谁能在这些环节形成稳定协作，谁就能影响全球产业秩序。

第三，互联网企业并非不重要，而是核心站位发生变化。字节跳动列席，代表中国数字经济仍有全球影响力，但传统流量型平台不再是国家产业叙事的绝对中心。未来站上主桌的互联网企业，必须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全球内容生态、数据要素和产业效率深度结合，才能进入更高层级的国家战略坐标。

华尔街科技眼：此次高规格会面释放出中美友好互信、务实合作的明确基调，在全球产业链格局动荡背景下，这对于规避脱钩断链、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有怎样的现实价值？

敦志刚：这次会面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把中美关系从抽象分歧重新拉回产业合作的真实现场。全球产业链不是靠政治口号拼接起来的，而是靠企业订单、技术协同、资本配置、物流网络和市场需求长期形成的。中美两国企业家同席，本身就是一个强烈信号：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世界最需要的不是扩大对抗，而是稳定预期。

第一，它有助于压降全球市场对“脱钩断链”的恐慌。过去几年，企业最担心的不是竞争本身，而是规则突变、供应中断、投资受阻、技术合作被切断。中美高层场合让产业龙头面对面沟通，能够向市场传递一个重要判断：两国仍然存在广阔共同利益，关键产业不能轻易切断，全球供应链也承受不起系统性撕裂。

第二，它有助于维护跨国企业长期投资信心。苹果、特斯拉、英伟达、高通、美光等企业深度依赖中国市场、中国制造和中国工程体系；中国企业也需要全球技术、资本、市场和规则环境。双方越是处在产业链深处，越知道“各造各的链”成本极高。此次会面就是把企业理性、市场理性和产业理性重新推到台前。

第三，它有助于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稳定锚点。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产业链区域化、阵营化、碎片化趋势加剧。如果中美能够在高端制造、智能终端、航空、汽车、金融服务、农业食品等领域保持务实协作，就不仅是两国企业受益，更能稳定全球投资、贸易、就业和创新预期。中美产业合作稳一分，世界经济预期就稳一分。

华尔街科技眼：目前行业普遍提及中美产业链共建、共做链主的说法，您怎么理解这种新产业格局？以黄仁勋、库克为代表的美方企业，和中方实体龙头企业分别处在产业链什么位置？

敦志刚：所谓中美产业链共建、共做链主，不是简单说两国平分产业链，也不是谁取代谁，而是指在全球关键产业体系中，中美分别掌握不可替代的核心环节，彼此既竞争又互补，既有分工又有牵引，形成一种多中心、多环节、高黏性的产业组织格局。这种格局的本质，是全球产业链已经很难由单一国家、单一企业、单一技术路线独立支撑。

第一，美方企业更多位于技术源头、规则接口和全球品牌牵引端。黄仁勋代表的英伟达掌握人工智能算力生态的关键入口，高通影响移动通信和智能终端芯片架构，苹果拥有全球消费电子设计、品牌、系统生态和供应链组织能力，特斯拉推动智能电动车和能源技术商业化，波音、GE航空航天则处在高端装备和航空动力体系的核心位置。这些企业的优势在于基础技术、平台生态、全球标准和资本市场能力。

第二，中方实体龙头更多位于规模制造、工程转化、场景落地和供应链集成端。海信、海尔、联想、小米、福耀、万向、商飞等企业，不只是“生产者”，更是全球制造体系中的组织者和升级者。中国企业的突出能力在于把技术快速转化为产品，把产品快速推向大规模市场，并在供应链、工程师体系、成本控制、应用场景和迭代速度上形成综合优势。

第三，共做链主的关键在于从“你供我需”走向“共同定义产业”。过去中美产业合作更多是美国提供技术、品牌和资本，中国提供制造、市场和效率。现在，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工业互联网、显示技术、消费电子、低空经济、航空制造等领域的角色不断上升。未来的链主，不再只是掌握某个专利或品牌的一方，而是能够统筹技术、制造、市场、标准和生态的一方。中美如果能够在这些层面形成建设性互动，全球产业链会更稳、更强，也更具创新活力。

华尔街科技眼：本次饭局上，显示产业龙头海信、家电制造龙头海尔同时受邀列席，与国际顶尖科技企业家同席交流，这一举动凸显出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具备怎样的实力和行业话语权？

敦志刚：海信、海尔同时列席，表面看是家电和显示企业受到重视，深层看是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今天的中国制造，早已不是低成本加工的代名词，而是覆盖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智能制造、全球品牌、海外渠道和用户服务的完整产业能力。海信、海尔能够与苹果、英伟达、特斯拉、高通等企业同席，说明中国制造已经从“产业链配套者”走向“产业链塑造者”。

第一，中国制造具备全球规模优势和系统集成能力。家电和显示产业看似贴近消费端，实则背后连接芯片、面板、传感器、工业软件、智能控制、物流网络和全球售后体系。海信、海尔这类企业的优势，不只是把产品卖到世界各地，而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研发、品牌和服务，把复杂产业链压缩成可复制、可扩展、可持续的商业体系。

第二，中国制造正在形成技术升级和品牌上行能力。过去国际市场看中国企业，更多关注产能和价格；现在越来越关注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质量体系、智能化水平和全球品牌影响。海信在显示技术、激光电视、智慧场景等领域持续布局，海尔在全球家电、智慧家庭和工业互联网方面形成系统能力，这些都说明中国企业不只是参与国际分工，而是在部分行业开始定义产品方向和用户体验。

第三，中国制造的话语权来自真实场景和全球市场。国际顶尖科技企业重视中国企业，不只是因为中国市场大，更因为中国拥有最完整的产业场景和最快的产品迭代能力。无论是智能家居、智能制造，还是新型显示、智慧城市、消费电子，中国企业都能在真实市场中快速验证技术、优化产品、放大规模。这种能力，是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极其稀缺的资源，也正是中国制造越来越有底气走上国际主桌的重要原因。

华尔街科技眼：为何当前高层场合更看重高端制造、硬核科技实体企业，而传统流量型互联网企业逐步淡出核心站位，背后深层的产业转型逻辑是什么？

敦志刚：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发展重点的深层调整。过去一个阶段，互联网平台依靠流量、算法、交易撮合和商业模式创新，极大提升了消费效率和服务效率，也推动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但进入新阶段，国家竞争的关键已经不再只是流量入口，而是算力、芯片、工业软件、航空装备、智能汽车、高端材料、先进制造和全球供应链组织能力。谁掌握硬科技和制造底座，谁才真正掌握未来产业主动权。

第一，传统流量红利正在见顶，实体技术红利正在上升。流量型互联网的核心逻辑，是把用户时间、消费需求和商业广告进行高效率匹配。但当人口红利、移动互联网渗透率和平台扩张速度放缓后，单纯依靠流量扩张很难继续支撑国家层面的产业跃升。相比之下，高端制造和硬核科技能够带动研发投入、设备更新、材料突破、工程人才和产业集群升级，具有更强的长期带动效应。

第二，大国竞争的焦点转向产业底座和技术底盘。芯片、航空、汽车、能源装备、智能终端、先进材料、工业软件，都是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性领域。互联网平台可以提升效率，但如果没有制造能力、核心零部件、基础技术和工程体系支撑，数字经济就会缺少坚实根基。当前高层场合重视实体企业，正是强调数字经济必须服务实体经济，人工智能必须进入产业现场，科技创新必须转化为真实生产力。

第三，未来真正有战略价值的企业，是能把“硬科技+制造+场景+全球市场”打通的企业。小米不是单纯互联网企业，而是智能硬件和汽车生态企业；联想不是单纯电脑品牌，而是智能终端、算力基础设施和全球供应链企业；字节跳动能够列席，也不是因为流量本身，而是因为其算法能力、全球化平台和人工智能应用潜力。未来能进入核心站位的企业，必须从线上流量走向产业深水区，从商业模式创新走向技术体系创新。

华尔街科技眼：从长远来看，这次中美商界会晤定调之后，未来中美产业协作、中国高端制造及硬科技领域，会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

敦志刚：从长远看，这次会晤不是一次普通商业饭局，而是一次产业信号释放。它说明中美关系的底层支撑，仍然是企业、产业、市场和技术之间的深度连接。未来中美产业协作不会回到过去简单分工的旧状态，也不会走向完全隔绝的极端状态，而会进入更复杂、更务实、更强调安全边界和合作收益的新阶段。

第一，中美产业协作将从低成本分工转向高价值协同。过去中国更多承接制造环节，美国更多掌握技术、品牌和规则。未来双方合作会更多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半导体应用、航空航天、智能终端、生物科技、绿色能源、供应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方式也会从简单代工、采购和销售，转向联合研发、生态共建、标准协调、全球市场共同拓展。

第二，中国高端制造将从“规模优势”进一步走向“体系优势”。中国制造的下一步，不只是把产品做得更多、更便宜，而是把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工业软件、智能工厂、全球品牌和供应链韧性做得更强。海信、海尔、福耀、万向、商飞、小米、联想等企业代表了不同方向的升级路径：有的向全球品牌进阶，有的向智能制造进阶，有的向高端装备进阶，有的向新型工业生态进阶。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将越来越体现为全链条组织能力。

第三，中国硬科技企业将更多进入全球主桌，成为国际产业秩序的重要参与者。未来的产业竞争，不是谁把谁挤出桌面，而是谁能拿出不可替代的技术、产品、市场和生态能力。中美企业之间会有竞争，也会有合作；会有规则博弈，也会有共同利益。对中国而言，关键是把外部合作压力转化为自主创新动力，把超大规模市场转化为技术迭代优势，把制造体系优势转化为全球产业话语权。真正的趋势是，中国企业不再只是参与全球化，而是在更高层面塑造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