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 1 月下旬，伊朗全国范围内的持续抗议活动明显降温。街头大规模集会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安全部队全面接管城市秩序的状态。从表面看，这轮动荡似乎已被当局“控制住”。
但如果从治理结构、社会矛盾与权力运行机制的角度分析，这场危机并未真正结束，而只是进入了一个更为压抑、也更为危险的阶段。
截至目前，外界对于本轮冲突造成的伤亡规模仍缺乏统一口径。有民间组织估算，在过去数周内，死亡人数可能在1.6 万至 3 万人之间；也有研究者指出，实际数字或高于任何公开统计。
这种差异并不意外。
在伊朗现行体制下，信息流通高度受限，医疗系统、司法系统与安全系统之间存在高度协同，导致外界很难通过常规渠道交叉验证数据。
更重要的是，伊朗的社会治理并非单一的“警察—民众”对立模式，而是一套将宗教权威、政治权力、安全机构与基层社会紧密结合的复合结构。这使得冲突的真实影响，往往被分散、隐匿在社会各个角落。
二、抗议为何在初期呈现出高度激烈状态从结果倒推，这轮抗议在初期表现出异常高强度，并非偶然。
在长期高压治理环境下，社会中间层的缓冲空间持续被压缩，任何试图“渐进式表达诉求”的方式，往往难以获得回应。这在客观上促使部分抗议行为呈现出更为激烈的形态。
从参与者的角度看，抗议并不仅是争取具体政策调整，更是一种对长期结构性压力的集中释放。在这种背景下，冲突一旦爆发，便难以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
1 月 9 日，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库姆发表公开讲话，被外界普遍视为本轮局势的重要分水岭。
在伊朗政治体系中，最高领袖的公开表态具有高度权威性，既是政治信号，也往往被视为具有宗教与行政双重效力的指导意见。
讲话之后，安全系统的行动逻辑出现明显变化。
抗议活动被更明确地界定为“破坏公共秩序”“受外部势力影响的行为”，这一表述在体制内为更高强度的安全行动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四、安全策略的调整：从控制到震慑随后，伊朗安全力量在多个大城市明显升级应对手段。
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内的武装力量，在首都及重要城市加强部署，街头执法从驱散、封控，逐步转向更具威慑性的方式。
与此同时，多所高校宿舍被临时清空，学生被要求离开校园。这一措施的目的在于切断长期形成的集体居住与信息交流网络，降低抗议活动再次组织的可能性。
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不明身份人员在高点监控街区的情况，这类做法在其他国家的社会冲突中也曾出现，其主要作用并非直接压制，而是制造高度不确定的心理压力。
在中小城市和乡镇，巴斯基民兵承担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与正规部队不同，巴斯基成员往往来自本地社区，熟悉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熟人社会中的安全力量”，使得当局能够更精准地识别参与者、施压家庭，从而在基层层面瓦解抗议的持续性。
被拘留者中，有相当一部分被临时安置在由宗教机构改造的场所接受审查，这进一步模糊了司法、宗教与安全之间的界限。
目前外界估计，被拘押人数可能已超过1.8 万人。
伊朗司法系统随后启动了加速审理程序，部分案件被判处极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判决并非全部立即执行，而是通过延期、反复通知等方式，使相关家庭长期处于高度焦虑状态。这种做法在事实上扩大了镇压的社会影响范围，使恐惧不再局限于个体，而是向家庭与社区扩散。
从治理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少数个案形成整体威慑”的策略。
1 月中旬，伊朗重新开放领空，最高领袖再次发表讲话，宣布局势已被控制。这在伊朗政治语境中，通常意味着当局认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但街头的沉寂，并不等同于社会矛盾的消失。
长期以来，伊朗社会的基本交换逻辑是：
民众接受高强度秩序约束，以换取基本生活稳定。
而随着金融体系、货币价值与公共财政能力持续承压，这一交换关系正在失效。生存压力逐渐削弱了传统权威的约束力。
八、外部变量：军事介入的现实边界1 月 22 日，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抵达相关海域，引发外界对军事介入的讨论。
但从现实条件判断，在局势已被初步控制的情况下，外部直接军事行动的政治与战略空间明显收窄。若介入目标不再局限于特定军事设施，而涉及政权层面，其成本与风险将呈指数级上升。
在分析是否会出现外部干预时，有必要理解美国内部的决策逻辑。
以唐纳德·特朗普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其军事行动往往遵循两个基本条件：
是否有助于国内政治收益
是否能够快速、低成本收尾
在人道价值与民主叙事之外，这种现实主义考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结语：危机并未结束，只是进入下一阶段从结构层面看，本轮抗议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长期经济压力、社会控制与代际矛盾累积后的集中爆发。
即便街头暂时恢复秩序，问题本身并未消失。
真正的不确定性在于：
这种被压制的能量，将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再次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