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是明末清初中国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他从43岁北游并定居山东，到康熙十六年（1677）离开山东去陕西，在山东呆了足足25年。在与山东人朝夕相处中，顾炎武结交了一大批山东文化名人，他曾为山东文化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也曾遭受山东人的暗算蹲过山东按察使司大狱。现在看来，这都是顾炎武人生中的定数，不过它也丰富了顾炎武的阅历与生活。此间，山左学风曾对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顾炎武的理论和著作也影响了一代山左学人。顾炎武在山东的25年，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一段厚重历史。
怀揣美好憧憬而来
顺治十二年（1655），顾炎武因为支持张煌言等人的“反清复明”活动，被昆山当地富豪叶方恒告密，逮捕下狱。在好友归庄（归有光之孙）等人的积极营救下，才化险为夷。哪知叶方恒又派刺客追杀他。而顾炎武 “欲明天下郡国利病之真实形势，以印证其少年之所学”（《亭林文集》）。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顺治十二年（1655）秋，43岁的顾炎武北上山东，开始了北方游历的生活。
顾炎武于康熙四年（1665）由德州入济南，在章丘大桑家庄置田十顷作为休憩之所和衣食之源。顾炎武虽然经常外出游历各地，考察边关塞川，联络抗清志士，但是始终把这个建筑在桑树园边的小小村落作为自己的依托。漂泊在外，处处得花钱。土地是农业社会维持生存的重要资本，也是顾炎武晚年最重要的谋生之道。顾炎武北游山东诸地时曾多次置办土地产业，其中以章丘桑家庄田产最为著名。
章丘桑家庄田产的入手，始于康熙四年(1665)。这一年，顾炎武由泰安至德州，又回到济南，“置田舍于章丘之大桑家庄”。这份田产并非精心要购置的，而是当地人谢长吉因无力偿还所贷之资，将土地抵给了顾炎武。
顾炎武很喜欢这块地。他的好友张尔岐、徐夜、张光启等人的久居之地与章丘皆隶属于济南府，即使程先贞、谢重辉所在的德州、颜光敏所在的曲阜，距章丘亦仅二百余里。定居于此，便于他与好友们联系来往。
晚年顾炎武虽然一直处于游历途中，但是有了这块田产，顾炎武总会回到章丘桑家庄落脚，一为缓解旅途辛劳、迎接新年，二为料理土地及收益情况。桑家庄的田产也成为其生活与外出游历的主要经济来源，顾炎武曾有“久客历下，杜门守岁，不免饥寒，亦复何乐于此”的感慨。
结交众位山东名士
顾炎武几乎游历了山东的各个地方，自莱州出而即墨、潍县、青州，西至济南府及下辖的章丘、长山、邹平、济阳、长清以及德州、泰安、曲阜、兖州等地，并且对各地的风物人情都有所研究。各地的名胜古迹，例如崂山、泰山、灵岩寺、孔府、苏禄王墓等更是他的必游之处。
在游历期间，他广泛结交山左名士，但一般的达官显贵，他都避免往来，其所结交的山左人物，多是学人和布衣隐士。由张穆《亭林年谱》可知，顾炎武与赵士完、任唐臣、张允抡、黄培、黄坦、徐夜、张尔岐、马骕、张光启、刘果庵、颜光敏、程先贞、李紫澜、李焕章、薛凤祚、刘在中、徐元善、孙宝桐、谢重辉、李源、王士禄、王士祯等二十一人有过深交。其中来往最为密切的，当属德州的程先贞、新城的徐夜、济阳的张尔岐和曲阜的颜光敏。程先贞乃前明遗老，亦是复社成员，著有《海右陈人集》、《燕山游稿》等著作，是顾炎武在山东联系最为紧密的朋友，程先贞出殡之时，顾炎武专门从章丘赶来为程先贞打幡。徐夜是清初诗人，曾参与抗清斗争，终身不与清廷合作，与顾炎武遭遇相似，惺惺相惜。张尔岐是有清一代的经学大家，与顾炎武多以书信形式往来，在学术和社会问题上多有交流。颜光敏为颜回的67世孙，号称“康熙十子”之一，与顾炎武情同手足。另外，邹平人马骕也很值得一提，其《左传事纬》和《绎史》是史学界的两部巨著。
顾炎武所交的这些山东名士，多为晚明复社成员，这些人入清以后隐而不仕或者虽然入仕却有一定操守的人，政治上与顾炎武气节相通、志趣相投。
为山东文化做过突出贡献
顾炎武在山东期间，究竟写成多少著作，恐怕很难一一细数。就他自己所说，象著名的《日知录》、《音学五书》、《肇域志》、《金石文字记》等，基本都是在山东完成的，并将《肇域志》中的山东部分删改为《山东肇域记》六卷。其他如《岱岳记》等，虽经刊刻，却已经失传。
在专写山东的著作中，刊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数《山东考古录》一书。原来顾炎武北上山东，于游历间“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将实地考察与历史文献相印证，发现不少谬误，于是在顺治十八年（1661）写成此书。顾炎武在该书中考辩灵岩古寺，谈论泰山无字碑等众多古迹，解释崂山之名的来历。重要的是，通过作者的实地勘察，已经明确指出了齐长城的起止地点，孟姜女所哭亦为齐长城。现在看来，也实属难得。
顾炎武先是在顺治十六年（1659）自居庸关至邹平，与马骕等人编纂校订《邹平县志》。继而于康熙六年（1667）受兖州知府李刘年的邀请，在知府衙门内删定了《近儒名论甲集》，谈论经学治术。康熙十年（1671），清帝诏令天下修志，以汇成《大清一统志》，因而各地遍开修志之风。他遂在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至德州，受程先贞所邀参与修订《德州志》。是年八月，顾炎武校订完《德州志》后，在徐夜的推荐下来到济南参与修订《山东通志》。李焕章在《蒿庵集序》中记载，当时顾炎武主修“古迹山川”，薛凤祚主修“天文分野”，张尔岐主修“济南以北人物”。
顾炎武足迹遍布齐鲁，所搜集的齐鲁金石有50种之多，且评论著述，多有创见。自顾氏后，山东金石学迅速繁盛，如桂馥、陈介祺、许瀚、王懿荣直至现代王献唐等人无不受其影响。他还与张尔歧探讨礼学，《日知录》中的一些礼仪观点，就是汲取于张氏之说。顾炎武与莱州任子良、长山刘孔怀又有音韵学之谊，他的《韵补正》一书，就是在任子良的帮助下完成的。
除此以外，顾炎武还于康熙九年（1670）四月在德州程氏东园设席讲授《易学》，持续时间达四个月之久。而顾炎武一生是坚决反对讲学的，在德州讲易实属破格之举，足见其对山左学风的高度重视。
带着万般无奈而去
正当顾炎武极力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历史上著名的“黄培诗案”发生了。黄培诗案，指的是明末清初山东即墨姜元衡因不满其主黄培而状告黄培刊刻逆书的案件，牵连数百人，历经四年，为清初北方最大的文字狱。顾炎武因受此案牵连，于康熙七年（1668）三月在济南入狱，通过自己的据理力争和亲朋好友的营救，到九月被开释出狱。经过此事，顾炎武深感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对山东印象开始打折扣了。此后数年，除了与程先贞等几位好友小聚和年终度岁之外，顾炎武很少留在山东。
就在顾炎武深陷黄培诗案的同时，他在章丘的田产又出了问题。这处田产是因为当地地主谢长吉欠了顾炎武的债才抵押给他的，而顾炎武之所以被牵连进黄培诗案，后来知晓是谢长吉勾结姜元衡陷害他，目的是借机收回这十顷良田。康熙八年（1669），谢长吉趁黄培诗案之余风，控告顾炎武强占其产业。虽然经过官府审讯，顾炎武最终赢了官司，但也搞得境况潦倒。而且因为这场官司，顾炎武在章丘需要暂时回避，只能在山东汶阳再购一处田产。
不请自来的牢狱之灾和田产诉讼，搞得顾炎武筋疲力尽，他对山东印象也是一落千丈，随之产生了离开山东的念头。这时顾炎武的三个外甥，科举出仕后在朝廷上混的风生水起，京城应是他理想的养老之地。但顾炎武早已看清外甥徐氏兄弟依附权贵、恃富而强的作为令其不耻，徐氏幕府中有许多蝇营狗苟、阿谀谄媚之人的嘴脸更是令其作呕，他决心与徐氏兄弟保持一定距离。最后，顾炎武把目光转向物产丰盈的陕西关中之地，这里的人重学好义，民风淳朴，其中不少已是顾炎武的好友。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十三日，顾炎武从北京赶到德州，与老家赶来的12岁继子顾衍生及塾师李云沾在张简可家会面认亲。二十一日，顾炎武便携养子顾衍生及塾师李云沾匆匆离开德州，奔向陕西定居。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一月九日丑刻，70岁高龄的儒学大师顾炎武先生病逝于曲沃之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