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全国各地还潜藏着国民党派遣特务等各种反革命分子，他们暗中潜伏，伺机破坏。

1950年10月10日，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全面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已被逮捕和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根据已掌握的材料，经过审慎的研究，按照罪恶的轻重，分别加以处理。

同年12月，“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展开，至1953年秋，“镇反运动”才基本结束。

图|朱自清一家

值得肯定的是，“镇反运动”确实捕拿了大批对人民对国家犯有严重罪行的匪首、惯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及反共地下军头目，对国家安全起到了突出作用，但由于新中国建设初期法制建设不全面，各地也出现了一些错捕、错杀的问题。

比如朱自清的长子朱迈先。

1950年12月，时任桂林松坡中学教师的朱迈先被捕，随后被冠以“匪特”罪名。

朱迈先被捕后，自始至终也没有承认罪行，然而1951年11月，新宁县法庭以“匪特”罪判处朱迈先死刑并立即执行。

一直到33年后，即1984年，新宁县地方法院经过认真复查后，认为1951年对朱迈先的判决属错判，并恢复了他起义人员的待遇。

不过，这里其实还有个疑问，朱迈先其实193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参与领导桂军起义，从工作性质上应属于地下工作人员，为何成了起义人员？这还要从头开始说起。

1918年9月，朱迈先出生于江苏扬州，他是现代文学家朱自清和其妻子武仲谦所生长子。

朱自清我们并不陌生，我们中学时还学过他写的文章《荷塘月色》，依稀记得里面还有一些段落是要求必背的。

不过，朱迈先有一个文学家的父亲，这对他而言，既是一个幸运，也是一个不幸。

朱迈先出生的时候，朱自清也不过才20岁（其实也可能不满20岁），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连朱自清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孩子，更不要说让他去承担父亲的责任。

朱自清早年在散文《儿女》中，曾隐晦的提到过这个让他年纪轻轻就背上“蜗牛壳”的头生子：

“阿九是喜欢读书的孩子。他爱看《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小朋友》等，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只不喜欢《红楼梦》，说是没味儿。是的，《红楼梦》的味儿，一个10岁的孩子，那里能领略呢?”

朱自清大学毕业后回到了江苏，曾受聘于几家中学教书，但收入并不高，朱迈先也跟着父母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

1925年8月，经好友俞伯平介绍，朱自清前往北京，在北京大学新增设的大学部任教。

武仲谦一开始没跟丈夫去北京，后来才带着两个最小的儿女去了北京，朱迈先兄妹则是被留在了扬州祖父母家里。

1933年，14岁的朱迈先被父亲接到了北平（当时北京已改称），后来就在北平崇德中学读书。

也许是年龄已经不小，朱自清对子女总算是有了一些责任感，他在见到这个多年未见的长子时，内心的喜悦是无以复加的，他在散文《给亡妇》中这样提到自己的长子：

“迈儿长得结实极了，比我高一个头。”

之所以是“给亡妇”，是因为武仲谦已经于1929年11月26日病逝于扬州。朱自清在妻子武仲谦病逝后，1932年续娶了陈竹隐。

尽管是从扬州到北平，但朱迈先在课业上并没有如常人一般跟不上，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是班里的高材生。而且他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影响了很多学生，其中包括著名剧作家黄宗江、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杨振宁后来回国探亲，还向时任驻英大使陈肇源询问过朱迈先的下落。

图|朱自清与儿子的合影

后来成为电影界名人的孙道临曾是朱迈先的同学，后来他回忆称：

“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朱迈先，是文学家朱自清的儿子，他文学修养的根底很厚。一天，汝梅老师讲宋词，就请，朱迈先到讲台上为大家念一首苏东坡的作品。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景：朱迈先稳稳地走到黑板前，在上面写了苏东坡的《念奴娇》。他的粉笔在黑板上飞舞着，道劲、有力，确有一种“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气势。当他缓缓地吟读着，讲着他的理解时，那宽厚的声音，深沉的眼神，使我心驰神往，进入了一个不寻常的境界。”

应该指出的是，朱迈先到北平读书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筹划全面进攻中国的时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紧跟着又把手伸向了华北，甚至在后来数年间，先后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意图迫使中国屈服。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朱迈先，后来成为了北平学界抗日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

1935年，日本通过武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署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迫使中国将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送给日本人。不仅如此，日本还积极筹划华北五省“自治”，策划成立由其控制的傀儡政权。

为此中国共产党向劳苦大众发出了保卫华北的号召，并在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同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当时，朱迈先已经是已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积极投身学生运动中，并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和数万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朱自清的女儿，朱迈先的姐姐朱采芷也参加了游行示威的队伍。

图|一二九运动

对子女的叛逆，朱自清一开始是不能理解的，甚至还代表清华大学校方（当时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上街去劝说学生，可后来他上街后，亲眼看到了学生的热忱后，便情不自禁的加入到了游行的队伍中。

朱迈先积极投身抗日洪流，成长也是一日千里。

1936年，经老同学、时任崇德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力易周介绍，朱迈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平党组织决定派一批人南下，当时尚未中学毕业的朱迈先被选中，随即南下赴扬州，并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继续学业。

在扬州中学期间，朱迈先一面读书，一面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先后担任地下党支委、中共扬州特支书记。

几乎与此同时，中共党员陈德铭、江上青共同发起成立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并组建流动宣传团（简称“江文团”）赴皖、豫、鄂等地开展救亡活动，朱迈先也积极参与其中。

1938年初，朱迈先随“江文团”抵达安徽六安，担任担任该团地下党支书的陈素先后与中共长江局和安徽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不久之后，“江文团”根据中央“到友军中去，到敌人后方去”的工作方针，并经长江局批准加入了国民党军队。

1938年4月，“江文团”改编加入了国民党军第十一集团军总政训处，在豫皖地区继续抗日宣传。习惯上仍然称“江文团”。

国民党军第十一集团军属桂系部队，1937年抗战爆发之初，李宗仁整顿广西军民参加淞沪会战，部队陆续开进安徽，蒋介石为了拉拢桂系，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

应该指出的是，“江文团”的成员在当时并不愿意加入国民党军队。

1938年8月，陈德铭、江上青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再次提出“江文团”全体成员希望赴延安抗大学习的请求，时任武汉“八办”负责人董必武劝他们：

“目前广西部队需要政工人员，十一集团军三个师政治部都需要你们去工作。你们到这些政治部工作，可以发挥大作用，对抗战有益。”

基于“江文团”成员一致需求，结合当时安徽省工委的实际需要，“江文团”的成员后来陆续都被分流出来，只有少部分是留在了国民党桂系部队：

“江上青、赵敏、谢景鸿、李銮生（即李艺）、王毓贞去了皖东北，肩负起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任务。张一萍、张构堂、张耀堂去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庄言、庄玄、冷进、陈俊卿辗转去了八路军部队。庄寿慈、庄寿菊、胡金兆、方菁、王芸去了大后方重庆。还有三个方面就是加入了国民党十一集团军的三个政治部。分到一三一师的有陈素（陈德铭）、朱迈先、江树峰、韩北屏等，分到一三八师的有卞璟、莫朴、李寿安、徐庚、张宏、陈德钧、李公然、章泉达、孙金华、李为枝、李为本等。只有“江文团”年龄最小的团员王正华（时年16岁），经董必武批准，安排了去延安学习。钱俊在不久前的一次任务中壮烈牺牲。”

从这个时候开始，朱迈先就跟着桂军先后参加武汉会战、桂南会战、柳桂会战。

图|朱迈先和儿子合影

1945年1月，桂军31军裁撤，下辖的131师、135师也被撤编，余部合并到了46军，朱迈先于同一时期调任新19师政治科中校科长兼政工队长。

值得一提是，桂军46军军长当时是有名的隐形将军韩练成。

抗战胜利后，46军开赴海南接受，朱迈先随新19师驻三亚，他因病在海南医院住院期间，结识了护士傅丽卿，两人不久后就结婚。

不过，从朱迈先后来的情况看，他当时就已经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尽管朱迈先是国民党军政人员（那时他已经离开军队），但每月月薪只有90元，生活穷困潦倒。

即便如此，朱迈先也没有利用职权贪赃枉法。

1948年8月，朱自清病逝，朱迈先赴北平奔丧，事后经姑父周翕庭介绍到国民党后勤总署组训司任秘书，在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南迁广州，朱迈先夫妇也跟随前往，后来国民政府考虑迁重庆，朱迈先妻子傅丽卿不愿意去重庆，经朱迈先的老上司，原新19师师长蒋雄介绍，调广西桂北第八专署任秘书（蒋雄任专署专员）。

同年12月，广西解放，朱迈先代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向桂林市政府联系起义事宜，后随桂北军区司令周祖晃等7000余人在桂北接受和平改编。时任桂北军政区新编13军37师师长也在广西百寿接受解放军和平改编。

起义成功后，朱迈先没有留在部队，而是进入广西军政大学学习。

1950年初，朱迈先调任桂林松坡中学任教师。

1950年12月，随着“镇反运动”逐渐扩大化，原是起义将领的蒋雄也不幸被捕，朱迈先因同蒋雄有关，也于同时被捕，连同当时被捕的一共五人一同被押送至蒋雄的老家湖南新宁县。

1951年底，蒋雄被以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身份被处决，同年11月，新宁县法院以“匪特”为罪名，判处朱迈先死刑，立即执行。

朱迈先时年33岁。

按说朱迈先当年被安排到桂军，是受了党组织委派，为什么后来出事时，反而没有人能为他证明呢？

这其实和一段历史往事有关。

图|朱迈先与傅丽卿（红圈者）

1938年初，“江文团”抵达安徽六安，曾与长江局取得联系，后来很多行动，实际上都是受长江局指示做的。

王明是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国，此前一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来回国后，同时还兼任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同年年底，他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代表赴武汉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后来中央就决定，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应该指出的是，王明在回国之初，就联合国民党抗战发挥了不少作用，但他抹杀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不讲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给当时党造成了思想混乱。

因王明身份的特殊性，当时党内不少人都受到其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朱迈先后来明显是此类人之一。

1938年8月，“江文团”请求回归延安，虽然未获得批准，但“江文团”的成员后来进行了分流，基本上形成了三条战线：

一、仍然留在国民党军中，比如分到131师陈素（陈德铭）、朱迈先等；

二、到了根据地或者是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参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比如到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江上青、赵敏等人。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安排回到延安的。

三、一部分人留在文化战线，“江文团”成员中的进步青年，不少都是能歌善舞、会写文章、剧本的人，有的是参加新四军，后来到了延安，比如莫朴（画家），韩北屏（作家）则是随抗日宣传队辗转全国各地，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以上这些人中，这里面即便是被分配到国民党军中任职的，后来多数也都选择了离开，颇值得一提的是陈德铭，他牺牲在武汉会战中，牺牲时年仅24岁。

这么一来能够证明朱迈先个人情况的并不多。

五十年代初，由于新中国法制建设不全面，随着“镇反运动”扩大化，对于许多被捕的人的个人情况，在当时根本没有条件证明，也不可能会进行细致证明，以至于酿成了很多错案，后来中央虽然进行了纠正，但还是有少部分遗留下来。

也就是说，类似朱迈先这种情况的人很多。

朱迈先被执行死刑后，妻子傅丽卿以及三个幼小的孩子生活顿时陷入困难，毕竟她们是作为“匪特”家属存在。所幸朱自清的遗孀陈竹隐夫人接济，傅丽卿才缓过来一些。

傅丽卿后来在广西省立医院找到了工作，这才缓解了生活上的困难。

不过，从朱迈先被捕入狱开始，傅丽卿便走上了申诉之路，因为她一直坚信，自己的丈夫是无辜的。

就这样一直过了三十多年。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推动了对过去旧案的复查和平反工作，傅丽卿再度向上反映，引起了高度关注。

新宁县法院复查了旧案后，认定了1951年对朱迈先的判决是属于错判。

1984年，朱迈先被恢复起义人员的名誉。

朱迈先获得平反后，已经年逾花甲的傅丽卿带着两个儿子和儿媳到北京探亲，还专程到北京西郊的福安公墓的朱自清墓祭拜，她含着热泪向公公的亡灵献花与默悼：

“敬爱的父亲，长媳丽卿同孙儿寿康、寿嵩及孙媳佩玲给父亲、爷爷吊祭来了。您的长子朱迈先没有玷辱您的令名，他的冤案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的吹拂下得到昭雪了。请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安息吧，也指望您老的在天之灵保佑您的子孙后代平安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