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识宇

清晨的阳光穿过窗棂，洒在书桌上那套泛黄的《三国演义》上，老人眯着眼对孙儿说：“诸葛亮神机妙算，草船借箭、空城退敌，那真是智多近妖啊。”

孩子眨眨眼，翻开课本里《赤壁之战》的插图，指着周瑜问：“爷爷，这个被诸葛亮气死的人，真的那么小气吗？”

这样的对话，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千家万户里重复了很长时间。

我们津津乐道于桃园结义的豪情，感叹于既生瑜何生亮的无奈，为关云长水淹七军的神勇拍案叫绝，却很少有人追问：这些深入人心的故事，到底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

三国，这个距今一千八百年的乱世，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历史时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价值载体、甚至是一种精神图腾。

然而，当我们谈论三国时，我们谈论的究竟是陈寿笔下那个纷乱复杂、群雄逐鹿的真实时代，还是罗贯中笔下那个忠奸分明、智勇对立的小说世界？抑或是民间戏曲里那一张张油彩面具所演绎的道德寓言？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我们如何理解历史，如何认识传统，更关乎我们如何在与古人对话的过程中，保持一份清醒的认知。

对于三国这段历史而言，至少存在着三种形象：

一是存在于《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的历史形象，那是通过有限史料尽可能还原的真实人物；

二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文学形象，那是经过艺术加工、情感渲染后的虚构世界；

三是流传于民间传说、戏曲、信仰中的民间形象，那是被大众情感与集体想象重塑的文化符号。

这三种形象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共同构成了我们今日所见的 “三国文化”。

但也正是这三种形象的混杂，让真实的历史变得模糊不清，让无数读者将小说情节当作确凿史实，让文学虚构凌驾于历史真相之上。

让我们先来看看曹操，这个被脸谱化最为严重的人物。

历史上的曹操，是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诗人，是“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政治家。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他“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个评价的分量，在《二十四史》中堪称罕见。

曹操统一北方，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推行屯田制恢复生产，唯才是举打破门阀垄断，这些历史功绩在史料中斑斑可考。

他同时也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苍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的豪迈，展现出一个复杂而立体的灵魂。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几乎成了奸诈的代名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小说杜撰的话，让曹操背上了千古骂名。

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杀吕伯奢全家后毫无悔意、借粮官之头稳定军心、梦中杀人，一桩桩一件件都将他塑造成一个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权谋家。

这种文学形象进一步影响了民间形象，在京剧中，曹操是白脸奸臣，在《捉放曹》《击鼓骂曹》等曲目中，他是被道德审判的对象。

老百姓心中的曹操，是“奸贼”的代称，很少有人会去读他的《短歌行》，体会那份“慨当以慷”的悲壮。

关羽的遭遇则恰恰相反。

历史上的关羽，确实是蜀汉名将，“威震华夏”的记载见于正史，但他也有过兵败的经历，最终因“刚而自矜”的性格缺陷导致荆州失守，身死麦城。

陈寿评价他“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这个评价颇为公允。

然而在文学世界里，关羽变成了神。

罗贯中为他打造了无数光环：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义释曹操、单刀赴会，这些精彩绝伦的故事，大半是虚构或移花接木。

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形象满足了民间对“忠义”的精神需求。

于是，关羽的民间形象进一步升格为“关圣帝君”，被历代帝王加封，到清朝时已成为与孔子并列的“武圣”。

历史上真实的关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被抽离了复杂人性的神祇。

如果说关羽是被神化，那么诸葛亮就是被“妖化”了——这里的“妖”并非贬义，而是指他几乎可以呼风唤雨、预知未来的超能力。

历史上的诸葛亮，确实是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他治理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联吴抗曹的战略眼光更是高瞻远瞩。

但陈寿也客观指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军事并非其强项。

然而到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成了智慧的化身，鲁迅评价其“多智近妖”。

从出山开始，他的预言从未落空；赤壁之战中，他借东风、草船借箭；南征孟获时，他七擒七纵；北伐中原时，他摆空城计吓退司马懿。

这些故事精彩纷呈，令人拍案叫绝，但细究起来，大部分都经不起推敲。

这些虚构的情节，将诸葛亮塑造成一个“半仙”式的人物，他的智慧不再是凡人的谋略，而是近乎玄幻的法术。

周瑜恐怕是这场形象改造中最无辜的受害者。

历史上的周瑜，是东吴集团顶级的军事家。他出身世家，相貌堂堂，“瑜长壮有姿貌”，更兼“性度恢廓”，与孙策是“总角之交”，与孙权情同手足。

赤壁之战中，他作为前线总指挥，以三万水军大破曹操数十万大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陈寿评价他“王佐之资”，刘备也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

这样一个雄姿英发、气度恢弘的英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却被塑造成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小人。罗贯中为了衬托诸葛亮的完美，不惜将周瑜丑化。

小说中，周瑜处处与诸葛亮作对，屡次设计陷害，却每次都被识破，最后被活活气死，临终前还留下“既生瑜，何生亮”的哀鸣。

这种人物塑造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但传播效果却极为成功。几百年来，周瑜在民间的形象就是那个气量狭窄的周都督，是嫉妒英才的反面教材。

直到近年，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周瑜的真实形象才开始被部分读者重新认识。

但是，《三国演义》的影响实在太过深远，想要彻底扭转这种刻板印象，谈何容易？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座艺术高峰，它的语言生动，情节曲折，人物鲜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忠奸对立、智勇较量的道德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刘备代表“仁”，关羽代表“义”，张飞代表“勇”，诸葛亮代表“智”，周瑜代表“妒”，曹操则是“奸”的集大成者。

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符合普通民众的审美习惯和价值判断，因此传播力远超陈寿那部简洁晦涩的《三国志》。

从明代开始，《三国演义》就成为民间最畅销的读物之一，清代毛宗岗父子的评点修改更是让其影响力达到顶峰。

在识字率不高的古代，说书人的三国评话、戏台上的三国戏，成为老百姓了解这段历史的主要渠道。

久而久之，小说情节深入人心，人们把这些故事当作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来接受。这种“文学压倒历史”的现象，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罕见，但在三国题材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比如“温酒斩华雄”这个故事，发生在讨伐董卓的战役初期，历史上华雄确实是董卓部将，也确实被斩杀，但斩杀他的是长沙太守孙坚，当时的关羽还只是个马弓手，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完成这一壮举。

“三英战吕布”更是子虚乌有，虎牢关之战在史籍中没有详细记载，吕布虽勇，但刘备、关羽、张飞三人联手战他一人，完全是小说家的想象。

再看“王允巧使连环计”，用貂蝉离间董卓、吕布父子。貂蝉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查无此人，董卓、吕布的反目主要是由于权力分配矛盾，与美人计无关。

赤壁之战前后是虚构最密集的部分。

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故事，在史书中仅记载他出使东吴劝说孙权，但具体过程并无详述。小说中那段精彩绝伦的辩论，是罗贯中的艺术创造。

“群英会蒋干盗书”中，蒋干确实去过江东，但那是赤壁之战后的事，而且他与周瑜是同乡旧友，去的目的也并非盗书，更没有被周瑜设计。

“草船借箭”的故事原型，实际上是孙权的一次水上侦察行动。

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记载，孙权乘船观察曹营，曹操下令射箭防御，孙权的船因一面中箭太多而倾斜，他下令调转船头让另一面也中箭，以保持船身平衡。这件事发生在赤壁战后，与诸葛亮毫无关系。

“借东风”更是荒诞不经，东风是自然现象，周瑜作为水军统帅，对当地气候规律了如指掌，自然能预测风向。

但是在《三国演义》中，这一切都成了诸葛亮的法术，他披发仗剑，登坛作法，借来三日东风，几乎是个通晓天机的半仙。

“空城计”的故事堪称罗贯中的神来之笔，但也是历史上最不可能发生的虚构情节之一。

据《三国演义》描述，诸葛亮北伐时，因马谡失街亭，蜀军节节败退，他被迫退守西城。此时司马懿大军压境，诸葛亮身边无兵可调，于是大开城门，焚香抚琴，吓退司马懿。

这个故事的漏洞极多：首先，司马懿当时远在宛城，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西城；其次，按时间推算，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司马懿正在负责对东吴的防务，并未参与对蜀作战；最重要的是，司马懿如果真的兵临城下，绝不会轻易退兵，他若生擒或斩杀诸葛亮，将是天大的功劳。

真正重大的虚构在于对蜀汉正统性的强化。

《三国演义》以刘备集团为主线，从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开始，就将刘关张塑造成绝对的主角，曹操、孙权则相对边缘化。

这种叙事策略，改变了历史的权重。实际上，三国中魏国最强，占据中原正统；吴国次之，据有江东富庶之地；蜀汉最弱，偏安西南一隅。但小说通过艺术处理，让读者产生了刘备才是天命所归的错觉。

更严重的是，这种混淆影响了历史教育。

很多中小学生在没有系统学习三国历史之前，已经通过电视剧、动画片、游戏等媒介接触到了《三国演义》的情节，他们先入为主地将这些故事当作真实历史，当老师在课堂上讲述《三国志》的史实，他们反而会感到困惑甚至抵触。

要真正还原三国历史的真相，方法只有一个：回到史料本身，回到那个没有文学滤镜的时代。

《三国志》是绕不开的源头。这部由西晋陈寿撰写的史书，虽然篇幅不大，语言简洁，却是研究三国历史最可靠的一手资料。

陈寿生活在西晋，离三国时代不远，他本人曾在蜀汉为官，后来归晋，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档案和私人著述。

更重要的是，陈寿治史态度严谨，他写《三国志》时，魏、吴两国已有官修史书，他主要依据这些材料，缺少的部分才通过采访和搜集补充。

虽然作为晋臣，他不得不以魏为正统，对一些敏感人物的记载有所维护，但总体上保持了史家的客观与克制。

除了《三国志》，还有其他重要史料值得重视。

裴松之的注引用了大量魏晋时期的杂史、杂传，虽然这些材料良莠不齐，但有些记载比正史更为生动具体。

鱼豢的《魏略》、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司马彪的《战略》等，都能提供不同视角的信息。

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记录了东汉末年的社会状况，为了解三国鼎立的背景提供了宏观视野。

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将三国历史纳入更长的时间线索，其考异部分对史料进行了辨析，展示了历史研究的考证过程。

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等考据学著作，对三国史实做过不少梳理。

近代以来，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等，都运用了更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研究。

这些层层叠叠的史料和研究，构成了一座通往历史真相的桥梁。

你读小说，只能看到英雄主义和忠奸对立。但是你读历史，你会看到士族与寒门的交替，比如曹操的唯才是举，冲击了东汉的察举制；你会看到君权对人民的剥削，比如诸葛亮、姜维的北伐耗尽了天府之国；你会看到航海思想的萌芽，比如孙权派人出海发现夷洲（今台湾），并且开辟了江左直通东北地区的海上交通。

今天回望三国，我们除了要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历史，更要明白历史如何影响我们的现在。

历史不仅是过去的故事，更是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能照出人性的光辉与幽暗，也能照出未来的通途与曲折……

正如一万人眼中有一万个三国，这面镜子所照出的东西，也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

但正是这种无标准答案，构成了历史研究的永恒魅力。也邀请每一位读者，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想法：你在三国这面镜子中，看到的到底是什么？

参考资料：《三国志》《三国演义》《后汉书》《资治通鉴》《魏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