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北京日报报道:新编现代京剧《红高粱》，以“以九儿与十八刀的命运纠葛为主线”。让我重新关注耿十八刀这个人物的悲剧命运。

“耿十八刀”没有名字，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身上有十八处刀伤。他自陈这些枪是日本鬼子捅的，而他所以没被捅死是因为狐狸舔舐伤口自愈。别人不信，他就让人数数他身上是不是有十八个刀疤。

1973年，耿十八刀80岁了，是五保户。大队支书没有来由地停了他的口粮。腊月二十三日辞灶日，耿十八刀已经三天没吃饭了，到大队支书家要粮食。支书老婆说，支书不在家，上公社开会去了。耿十八刀就到公社找领导理论。黄昏时分才挪到公社大门外，他看到了什么？

“院子里穿梭般地走动着穿新衣戴新帽，肥头大耳，满嘴油光的人。他们有的提着褪净了毛的猪头——猪耳朵梢子都是血红的、有的提着银灰色的带鱼、有的提着宰杀好的鸡鸭。”

1973年，公社干部就这么腐败了吗？看到这里，正常思维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吧。

耿十八刀用拐杖不停地敲打着铁栅栏门，但所有的人都很冷漠，没人理他。他愤怒地嚎哭起来。

一个年轻人过来问过情况，告诉他公社机关已经放假了，让他回去找大队。

公社大院里分着各种肉食，而门外的耿十八刀濒临饿死，像图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耿十八刀没能返回自己是村子，他出现了幻觉。

耿十八刀冻死在辞灶夜，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冻死在圣诞节！

耿十八刀早上被发现，“赤身裸体地把在大门上，好象受难的耶稣。”

如果我不了解那个时代的农村五保户制度，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五保户具体供养情况，也会对大队支书、公社干部的所作所为予以挞伐的。但对照当时的五保户制度与供养情况，耿十八刀的故事存在以下偏差:

首先，作者对七十年代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存在着认知偏差

我国五保户保障制度，产生于50年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70年代，五保户保障是制度化、集体化、常态化的脆弱群体的兜底政策，不是干部个人掌控、随意拿捏的私人恩惠。

山东农村粮草分配遵循夏收、秋收统一的两季分配规则，每年十月前，当年的最后一批粮食（玉米、地瓜）全部分配到户，包括五保户的粮草。

以我村为例，五保户被分配到各生产队。本人中小学放假时，参加劳动，多次参与地瓜、玉米、甜瓜等分配。在每次分配东西时，队长都派推小车的青年把五保户的那一份送回家。

因此，不存在按月发粮草、大队书记私自卡粮草的制度缝隙。耿十八刀作为负伤抗日老兵，属于重点优抚对象，从制度上也杜绝了冻饿致死的可能。

其次，这段叙事省略核心因果，叙事逻辑欠缺，带有强烈的主观性

故事只抛出“老人断粮、公社漠视、冻饿身亡”的悲剧结果，却不不交代“停发粮草”的缘由，没有任何合理前提，直接呈现基层干部无故欺压孤寡老兵的对立图景。生存制度、悲剧起因缺失，会让人联想到那句话:“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

即便身处文革特殊时期，国家的基层社会制度从未崩塌，党群、干群的关系始终稳固。当时的基层干部扎根乡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或许有个别败类，但绝无可能整个公社干部都“肥头大耳，满嘴油光”，全员冷漠、冷血的情况。

真实的乡村社会充满温情互助的：五保老人日常有人挑水扫院，换季有人缝补被褥，邻里守望、集体帮扶是乡村常态。全村知晓的抗日老兵，绝不可能被村民集体漠视，独自走投无路、冻饿死于公社门外。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极致反差，辞灶夜冻死与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类比、受难耶稣的意象叠加，悲则悲矣，但这不是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创作，而是剥离了社会制度制度、乡土人情、社会基本运行规则后的魔幻虚构。

文学可以虚构悲剧，但不能虚构时代底色；可以批判个体弊病，但不能解构一个时代的整体制度与群体。

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物质虽匮乏，但人心不冷、制度不烂、邻里不散、兜底不空。用魔幻的描写，解构真实的历史，既是对时代亲历者的不尊重，也是文学创作脱离现实、主观唯心的最大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