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的宏大版图中，中医宛如一座古老而神秘的城堡，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健康智慧与生命哲学。它历经岁月沧桑，在无数患者的病痛与康复间沉淀出独特而深邃的理论体系与治疗方法。然而，当下中医科研的走向，却似一场迷途的旅程，让人不禁忧虑：不能指导中医临床的科研，究竟有没有用？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的主任医师曹东义一语道破当下中医科研的困境：“在资助的中医、中药项目中，往往是以中药或者某法、某理论研究为主，不少项目属于‘中西医结合’研究，纯粹的中医科研课题很少。”这就像是一场热闹却偏离主线的舞会，大家都在各自忙碌，却忘了最初的舞步是为了展现中医的独特魅力。中医药研究经费本就捉襟见肘，犹如贫瘠土地上的涓涓细流，难以滋养出繁茂的科研之树。可即便如此，有限经费中的绝大部分还投入到寻找脏腑“本质”、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研究上。这仿佛是在用西医的尺子去丈量中医的天地，结果自然是格格不入。

“搞了很多年，‘成果’出了一大批，却无法用西医的术语说清中医药的理论，也不能指导中医临床。”曹东义的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敲响了中医科研的警钟。这就好比一个工匠，辛辛苦苦打造出了一大堆精美的零件，却发现这些零件根本无法组装成一台能正常运转的机器。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医科研项目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真正能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显著疗效的成果却寥寥无几。有调查表明，在一些中医医院的临床治疗中，医生们仍然更多地依赖传统的经验和经典方剂，而对于那些所谓的科研“成果”，往往持谨慎态度，因为它们在实际应用中效果并不理想。

我们不妨以中医对脾胃病的治疗为例。中医认为，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在治疗脾胃病时，中医强调辨证论治，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体质、舌象、脉象等因素，将脾胃病分为脾胃虚寒、脾胃湿热、肝郁脾虚等多种证型，然后针对不同的证型选用不同的方剂进行治疗。例如，对于脾胃虚寒型的患者，常用理中丸来温中散寒；对于脾胃湿热型的患者，则用清中汤来清热化湿。这些经典方剂，都是中医先辈们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疗效确切。然而，一些中医科研却试图从西医的角度去研究脾胃的“本质”和中药的“有效成分”，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因为中医的理论体系与西医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医更注重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而西医则更侧重于局部病变和微观结构。用西医的方法去研究中医，就像是用油画笔去画中国画，虽然也能画出一些线条和色彩，但却失去了中国画的神韵和意境。

增加用于中医的科研经费，保证经费用在适合中医发展、符合中医自身规律的项目上，已成了决定中医能否有所作为的关键因素。这就好比给一棵幼苗提供充足的阳光、水分和肥料，让它能够茁壮成长。中医的发展需要科研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应该是有针对性的、符合中医特点的。我们应该鼓励开展纯粹的中医科研课题，深入研究中医的理论体系、辨证规律和治疗方法，挖掘中医的潜在优势和特色。同时，我们也要建立一套适合中医特点的科研评价体系，不再以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的科研成果，而是以临床疗效和患者的满意度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中医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我们不能强行将它套入西医的框架中。只有让中医科研回归临床，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才能真正发挥中医的优势，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医科研拨开迷雾，指引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让中医这一古老而伟大的医学体系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简介：梁世杰 中医高年资主治医师，本科学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24年，积累了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师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著名老中医陈勇，侍诊多载，深得器重，尽得真传！擅用“商汤经方分类疗法”、专病专方结合“焦树德学术思想”“关幼波十纲辨证”学术思想治疗疑难杂症为特色。现任北京树德堂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新3+3工程—焦树德门人（陈勇）传承工作站研究员，国际易联易学与养生专委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焦树德学术传承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药文化研究会中医药慢病防治分会首批癌症领域入库专家。荣获2020年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仲景医学分会举办的第八届医圣仲景南阳论坛“经方名医”荣誉称号。2023年首届京津冀“扁鹊杯”燕赵医学研究主题征文优秀奖获得者。事迹入选《当代科学家》杂志、《中华英才》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