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陈家，大伯陈建国是顶梁柱，也是公认“最有出息”的那个。他在城里开了家五金店，几十年熬下来，也算站稳了脚跟。打我记事起，叔伯们聚在一起，话题总绕不开他。“还是大哥本事大”、“咱家就指望大哥了”……这些话，我从小听到大。

借钱，成了家常便饭。三叔儿子结婚，彩礼不够，找大伯；五叔盖房，差点尾款，找大伯；连我爹，当年我娘生病住院，也是攥着电话，憋红了脸才开口：“大哥，手头紧，你看能不能……”大伯从不推脱。电话里总是那句：“多少？我让你嫂子转过去。”有时是两三万，有时是五六千。借条？没人提过。还钱？好像也总被“下次、下次”糊弄过去。我娘私底下念叨：“你大伯心软，脸皮薄，这钱怕是泼出去的水了。”大伯自己呢？逢年过节喝点酒，会抚着胸口叹口气：“一家人，说钱伤感情。能帮就帮吧。”可那眉头皱着的川字纹，一年比一年深。

今年大伯六十五，算是大寿。婶子们早早就张罗，要在老家祠堂给他好好办一场。寿宴那天，热闹得很，叔伯子侄坐了好几桌。酒过三巡，照例又开始忆苦思甜，说着大伯的好。三叔举着杯，舌头有点大：“大哥，这些年，多亏了你！咱们陈家，你是头一份的功劳！”五叔也跟着附和：“就是就是，没大哥帮衬，咱几家日子哪能这么顺当？”

大伯一直笑着，没怎么说话。等到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他慢慢站起身，从怀里掏出个老旧的牛皮笔记本。本子边角都磨毛了，纸张泛黄。他轻轻拍了拍本子，声音不高，却让一屋子人都静了下来。

“今天趁我过寿，大家都在，我也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他翻开本子，手指有些颤，“这本子，跟了我三十多年。里头没记别的，就记着一笔笔账。”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桌上每一张脸。“老三，1998年7月，你买拖拉机，从我这儿拿了一万二。2005年3月，你儿子上大学，学费八千。2018年，你说要翻修猪圈，又拿了一万五。”他念得慢，声音平平稳稳，像在数家里的米。三叔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手里的酒杯慢慢放下。

“老五，你盖房那会儿，前后分四次，拿了四万三。后来你媳妇住院，我又垫了六千八。”五叔低下头，盯着桌上的花生米，一动不动。

“还有老二，”他看向我爹，“弟妹那年手术，三万七。我记得，你后来挣了钱，陆陆续续还过一些，还差一万二，对吧？”我爹喉结动了动，闷声“嗯”了一下。

大伯一页一页地念，一笔一笔地数。时间，金额，事由。有些借款，连借钱的人自己都模糊了，他却记得清清楚楚。祠堂里只剩下他的声音，和远处隐隐的狗吠。没有指责，没有怨气，就像盘点仓库里积了灰的货物。

最后，他合上本子，双手按在上面，长长地吐了口气。“这些钱，有的隔了十几年，有的隔了几年。今天，我不为讨债。”他声音有些沙哑，“我老了，这店也干不动多久了。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日子。我记下这些，不是要跟你们算账，是怕我自己将来糊涂了，忘了还有这些‘债’没理清。”

他把本子往前推了推。“今天，当着祖宗的面，我把这本子，烧了。”

说完，他拿起桌上的打火机，嗒一声点燃，火苗凑近本子的一角。橘红色的火舌迅速舔舐上来，纸张蜷曲，变黑，化成灰烬，轻轻飘落在盛着残羹的盘子里。火光映着他满是皱纹的脸，平静，甚至有点如释重负的轻松。

一桌子人，全都愣愣地看着那团火。三叔眼圈最先红了，别过脸去，用手背狠狠抹了一下眼睛。五叔把头埋得更低，肩膀微微耸动。我爹端起已经凉了的酒杯，一口灌下去，呛得咳嗽起来，眼睛也是红的。没有人说话。先前那些热闹的、感恩的、理所当然的气氛，被那本燃烧的笔记本，烧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种沉甸甸的、让人鼻酸的东西压在每个人心口。

火很快灭了，只剩一小堆黑色的纸灰。大伯拍了拍手上的灰，重新坐下，给自己倒了杯茶，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疲惫，也有些说不清的释然：“好了，账清了。往后，咱们就清清白白地，只论亲情，不论钱财了。来，喝茶。”

那晚之后，叔伯们走的时候，都没像往常那样勾肩搭背、大声说笑。他们沉默着，拍拍大伯的肩，握握手，眼神碰一下，又很快闪开。后来我听我娘说，隔了两个月，三叔悄悄塞了个信封给大伯母，说“给大哥买点补品”。五叔家里杀了年猪，给我大伯送来了最大的一条后腿。我爹呢，开始更频繁地去城里看大伯，不再空手，有时带点地里的新米，有时拎两条自己钓的鱼。

那本烧掉的账本，好像把一些缠裹在亲情里、谁也说不出口的疙瘩，也一并烧掉了。欠债还钱是天理，可有些债，还上的不是钱，是那份终于被看见的、沉甸甸的愧疚和终于敢直面的心意。大伯还是那个最有出息的大伯，但有些东西，到底是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