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圣人不死 大盗不止”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出自《庄子·外篇·胠箧》，他用“田氏代齐”的历史事件作为例证：

“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曲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

田成子弑君后，继续沿用圣人的礼法制度进行统治，然而所谓的“圣人之法”脱离了其道德初衷，沦为统治的技术性工具。

这就是庄子思想的深刻之处，他的批判是建立在对“道”的理解之上。

《大宗师》提出“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认为真正的智慧是源于与自然之道的契合，而非人为制定的规范。在他看来，当社会开始区分善恶、标榜仁义时，就已经偏离了本真状态。他在《马蹄》篇中更直接地描述了这种偏离，他说：

“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

也就是说，人为地推崇仁义礼乐，把标准悬得很高，结果百姓开始争着用智，奔着利益去争夺，局面那就不可收拾了。

庄子认为，这套人为创造出来的政治或者规范，本身就可能被模仿及滥用。他赞同的是《道德经》第十九章说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认同的“至德之世”是：

“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

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需要标榜的“圣人”，自然也就没有了可成为目标的“盗贼”，因为外在的价值体系已被内在的自然状态所取代。

有了科举，才有了孔乙己。

有了孝廉举，才有了二十四孝。

有了圣人，才有了牌坊。

有了高标准、严要求，才有了形式主义、弄虚作假。

庄子抛出两个颠覆了世俗常识的反问：

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世俗人眼中最具智慧的人，难道不都是在给大盗积累财富、储备资源吗？

世俗人眼中最受尊崇的圣人，难道不都是在给大盗看守权力、维护秩序吗？

普通人害怕小偷撬箱子，于是捆紧绳子、加固锁扣，自以为聪明；可真正的大盗来了，却是连箱子一起扛走，甚至还担心绳子和锁扣不够牢固。因此，世俗所谓的“智慧”，本质上是在替大盗打包财富；世俗所谓的“圣人之道”，本质上是在替大盗看守天下。

为了证明自己的反问，庄子搬出了先秦公认的四位贤臣忠臣的惨死之状：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龙逢斩，比干剖，

苌弘

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

关龙逢：夏桀时期的贤臣，因直言进谏被斩首；

比干：商纣王的叔父，因忠言直谏被剖心而死；

苌弘：周王室旧臣，后被构陷而死；

伍子胥：吴王夫差的重要大臣，因力谏灭越被赐死。

庄子用这四个案例，完成了两层论证：

所谓圣贤之德、圣人之道，连坚守它的人都无法保全性命，更谈不上救世；

暴君之所以能够残害他们，恰恰也是利用了他们所坚守的那套道德秩序。他们因信奉“忠君救世”的观念而赴死，而他们的死亡，反过来又巩固了暴君的权力，最终使圣贤之德沦为了暴君的工具。

接着，庄子讲了一个故事：

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庄子·胠箧》里有个著名的“盗亦有道”寓言。大盗跖的门徒问他，盗贼有道吗？他回答说，当然有啊。在门外就能猜出屋里藏着什么，这是圣。冲进去时争先，那是勇。撤退时断后那是义。分脏均匀，那是仁。最后，他总结说，不掌握圣人之道，想成为大盗，根本就不可能。

这个逻辑很锋利。圣人创造的道德观念，反过来为盗贼集团的运作提供了一个组织原则。盗贼界把这些观念学得好用的好，最终反噬的却是善良的百姓。

圣人树立的名器，成了窃国者的工具。庄子更进一步指出。小盗偷窃会被惩罚，而窃国大盗却连圣人法度一同窃取，反而成了诸侯。并且用仁义来包装自己，那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这就好比发明的锁一样。也就催生了能开锁的盗贼。庄子并非主张人人夜不闭户就好，而是在进行更深层的追问。如果没有锁和箱箧的有用的概念，人们根本不会有盗窃的念头。你定义了美的同时，也制造了丑。标榜了仁义，世界就开始有虚伪。

那么，庄子为何指向孔子呢？庄子所批判的圣人形象。其实是所有试图用一套人为标准去改造天线下的理想主义者。孔子是其学派最伟大的代表。儒家推崇尧舜周公孔子，便建立仁义礼智信的体系。但在庄子看来，这套崇高的东西很容易工具化。成为窃国大盗最华美的外衣。所以他并非进行人身攻击，而是借此进行文化批判。

最后，庄子层层递进地说明了“圣人”与“大盗”之间那种相反相成的关系：

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

唇竭则齿寒：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看似彼此无关的东西，往往其实是相互牵连的。

鲁酒薄而邯郸围：一件看似小事，最终却可能引发看似毫不相干的大祸。庄子借这个典故要说明的是：看似无害的“圣人之道”，恰恰可能正是“大盗兴起”的最初诱因。

所以，他才会激烈地呼吁：要打倒圣人，摒弃圣人之道；哪怕放走盗贼，天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太平。

这里的“纵舍盗贼”，当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纵容恶行，而是庄子一种极端而尖锐的表达：

当我们打碎了圣人所定义的那些冠冕堂皇的善恶、是非与道德规则，权力者就再也无法借“仁义礼智信”来包装自己的欺民行为，野心家和奸诈之徒也失去了可以利用的规则漏洞，这样天下才有能真正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