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不能等同历史记忆，二者本质不同。

“红色记忆”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斗争的真实历史记忆，承载的是党带领人民开展革命、抗击侵略、争取解放的史实与革命精神。它依托真实革命历史，叙事主线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为核心。

而《红高粱家族》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不是真实史料；故事虽然以抗战为背景，但人物、大量情节都是文学虚构。

记忆是真实发生的往事，小说是艺术虚构，因此小说不能等同历史记忆，《红高粱家族》与“红色记忆”本质不同。

作者创作初衷：跳出传统革命叙事框架，“反叛”红色经典模式

2009年11月20日，莫言在北大演讲，谈“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首先想到对红色经典作品“既定模式的反叛”。因为他“接受了西方文学、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要把过去的东西彻底抛弃掉，另外开辟一条新的历史文学的道路。这就是”新历史主义小说”。

《红高粱家族》出版后果然不同凡响，受到了张清华教授的推崇，肯定《红高粱家族》对“新历史主义小说具有开拓意义”:

首先表现在对正统历史的改写上：一是人类学视野对社会学历史观的彻底取代。

小说中的抗日不是国家民族大义，而是个人感情起作用:余占鳌要为被日军奸杀二夫人和小女儿报仇，戴凤莲要为被凌迟的相好刘罗汉报仇，二人摈弃前嫌，拉起队伍打鬼子。

其次，历史的主体实现了"降解"，原来的"中心"与"边缘"实现了一个位置的互换，"江小脚"率领的抗日正规部队"胶高大队"被挤到了边缘配角的位置，而红高粱地里一半是土匪、一半是英雄的酒徒余占鳌却成了真正的主角。

第三，是民间历史空间的拓展，它用民间化的历史场景、"野史化"的家族叙事，实现了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原有的权威叙事规则的个"颠覆"，在历史被淹没的边缘地带、在红高粱大地中找到了（实际上是虚构的）被遮蔽的民间历史，这也是对历史本源的一个匡复的努力。

所以，从创作初衷与效果看，莫言确实改写了山东人民的抗战历史。

2009年9月，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演讲说:

“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

在北大演讲，直指“前辈作家，受时代的局限，他只能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革命军队的立场上来写作。”“作家有理由站在某一个阶级要高的，作家应该要站在一个超阶级立场上，处理他的题材，处理他的人物。”

表现在《红高粱家族》里叙事不是以八路军为主角，而是以“一半是土匪、一半是英雄的酒徒余占鳌却成了真正的主角”

小说中写了在高密有三支武装（余占鳌民间武装、胶高大队、国民党冷支队）并存，彼此既有共同抗日，也有大量内部摩擦、利益冲突:胶高大队伏击余占鳌的队伍，两败俱伤，冷支队渔翁得利，消灭了胶高大队与余占鳌的队伍。

小说还包含特殊虚构情节：胶高大队伏击抗日武装时、向人群中投掷四批手榴弹，伤及无辜大批出殡群众等内容。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这类各方抗战势力自相残杀的描写，并不是红色记忆所要承载的革命叙事。

综上诉述:红色记忆特指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真实历史记忆。《红高粱家族》是虚构的新历史小说，叙事框架、人物关系、创作立意都不属于红色叙事。新闻报道中把《红高粱家族》称为“红色记忆”是极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