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女人，竟然能穿着男装出门、骑马打球，甚至在夫妻感情不和时依法商量离婚，这样的大唐，你敢相信吗？更让人意外的是，一千多年前的长安城里，外国商人、异域乐师、海外留学生和不同宗教的信徒，居然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咱们今天一提唐朝开放，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杨贵妃的低领衣裙，或者电视剧里那些打扮艳丽的宫廷女子。可要是真把唐朝的历史翻开，你会发现，穿衣服那点事儿，根本不足以概括这个王朝的开放程度。
就拿一组唐代女俑来说，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彩绘陶打马球女俑，直接把不少人的固有印象给颠覆了。
这些女子穿着利落的紧身衣服，骑在马背上，身体前倾，做出挥杆击球的姿势，连马尾巴都特意束了起来，防止比赛时相互缠绕。
要知道，马球可不是慢悠悠的娱乐项目，而是需要骑术、体力和胆量的竞技运动。谁能想到，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已经有女性参加这种激烈运动的形象被记录下来？这说明唐代部分女性的活动空间，确实比很多人想象的宽广。
再说穿衣服，唐朝女子的大胆，可不只是露一点肩膀那么简单。
唐代女装既有传统的襦裙，也有来自西域的胡服，还有模仿男子穿着的圆领袍衫。尤其在开元、天宝年间，胡帽、翻领、窄袖、长靴，成了上层社会追逐的时髦装扮。
有些女子还会穿男子衣服出行，这在唐代文献和墓葬壁画中都有体现。不过咱们也得弄清楚，所谓袒领服饰，主要流行于特定时期和社会阶层，并不是所有唐朝女性都能随便穿。
把整个唐朝想象成人人袒胸露背的社会，那就被影视剧带偏了。
更有意思的是，唐朝人的审美观念还经常发生变化。初唐流行相对修长的身材和窄袖衣裙，到了盛唐，丰满圆润的体态受到推崇，后来宽大的衣袖和裙装又逐渐成为时尚。
女子出门讲究发髻、花钿、胭脂和眉妆，打扮起来花样繁多。咱们现在觉得化妆是一门技术，可唐朝女子早就把它玩出了不同风格。更难得的是，唐朝人在服饰上并不一味排斥外来文化，而是把胡服的便利、中原衣裙的优雅和丝绸织造的精美结合起来，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审美风尚。
不过，要论真正让人吃惊的开放，婚姻制度绝对得算一个。唐朝法律中存在一种制度，叫作“和离”，《唐律疏议》明确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这话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就是夫妻双方实在过不到一块儿去，如果都愿意解除婚姻关系，法律可以认可，并不因此处罚他们。放在古代以家族和父权为中心的社会环境里，这样的规定相当值得注意。虽然它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婚姻自由，但至少说明，当时的法律已经承认夫妻感情不合可以成为结束婚姻的理由。
而且唐朝女子离婚或者丧夫之后，并非完全没有重新选择婚姻的机会。历史上不少女子有过再嫁经历，连皇室公主也不例外。唐律还规定，丈夫休妻受到“七出”“三不去”等条件约束，不能想休就休。部分女性在改嫁时，还能保留属于自己的嫁妆财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唐朝男女真正平等，女性仍然受到家族、礼教和身份的限制，普通百姓与皇室贵族的处境也不一样。但与一些更强调女性守节的历史时期相比，唐代社会对再婚的容忍程度，确实有它特别的地方。
咱们再看看政治舞台，那就更有冲击力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式称帝的女性武则天，就出现在唐代。她不仅掌握最高统治权，还推动科举与官僚体系的发展。
她之后，上官婉儿参与宫廷文书和政治事务，太平公主也曾深度介入朝廷权力斗争。这些人物的存在，反映出唐代宫廷女性拥有不同寻常的政治活动空间。当然，不能拿几个皇室女性的权力，直接证明天下女子都有同等地位，但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唐代女性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权力中心，确实十分突出。
如果说女性生活体现了唐朝社会风气的一面，那么长安城的繁华，就展现了另一个更大的世界。唐代长安设有东市和西市，尤其西市，聚集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丝绸、瓷器、珠宝、琉璃、香料和金银器，在这里进行交易。
来自中亚的粟特商人尤其活跃，有些人长期居住在中国，经营商铺，与当地社会产生密切联系。想象一下，走进当年的长安西市，耳边可能传来不同语言，眼前摆着来自万里之外的商品，这哪是一个封闭王朝该有的模样？
而且唐朝的国际贸易，绝不是只靠陆上丝绸之路撑起来的。很多人忽略了，唐代海上贸易同样繁荣。广州就是当时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大食、波斯等地的商船远渡重洋而来，带来香药、珍宝等货物，再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运往海外。
扬州凭借大运河和长江水运，也成为中外商人往来的重要城市。来自波斯的商人在这些地方经商、居住，甚至留下墓志等实物资料。这说明大唐对外交流的范围，早就不局限于西北边疆，而是通过海陆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世界。
唐朝文化的开放程度，也很值得说道说道。当时胡乐、胡舞、胡饼等外来文化元素受到欢迎，琵琶、筚篥等乐器在唐代音乐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胡旋舞，以旋转迅疾、节奏鲜明著称，曾经风靡宫廷和民间。
陕西出土的三彩载乐骆驼俑上，就有胡汉乐师共同演奏的生动形象。几个人坐在一头骆驼背上，有人弹拨乐器，有人吹奏，有人击鼓，简直像一支跨越民族界限的乐队。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反而创造出了极具大唐特色的艺术。
再往深处看，唐朝在宗教文化上的包容也有鲜明特点。佛教在当时发展兴盛，道教同样得到皇室重视，而来自西亚的景教，也曾进入中国传播。西安碑林保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记录了公元635年景教传入长安，以及此后在唐朝活动的历史。
与此同时，祆教、摩尼教等也曾在中国部分地区传播。不同宗教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于同一个王朝，这种景象确实不多见。不过，朝廷对宗教始终拥有管理和限制的权力，唐朝也并非从头到尾都实行宽容政策。
还有一个特别能体现大唐吸引力的地方，就是外国人来到中国，不只是做几笔买卖，甚至有人把人生的重要阶段都留在这里。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来到长安后，取汉名晁衡，在唐朝长期生活并担任官职，还与李白等中国文人结下友谊。后来他准备归国，途中遭遇风暴，一度被误认为遇难，李白还为此写下《哭晁卿衡》。
另一边，中国高僧鉴真历经多次东渡，最终于754年抵达日本，把佛教戒律以及建筑、医药、艺术等方面的文化知识传播过去。大唐不仅吸引别人来学习，也主动向外传播中华文明。
不过，咱们可不能因此把唐朝美化成一个毫无约束的自由社会。很多影视剧里的长安，晚上灯火通明，男女随意游玩，好像整座城市从不关门。真实情况却是，唐代长安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居民区和市场都有相应管理，晚上还有宵禁。
除了一些特殊节庆和获得许可的情况，普通人夜间并不能随便在街上闲逛。再加上当时等级制度严格，奴婢、普通百姓和达官贵人的生活条件差别很大。所谓唐朝开放，更多是相对于其他古代社会而言的开放，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人自由、人人平等。
而且唐朝的开放气象，也不是将近三百年始终一个模样。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战争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也改变了唐朝与周边地区的关系。进入中晚唐以后，政治局势、经济结构和社会风尚都发生了变化。
845年唐武宗发动会昌灭佛，大量寺院受到冲击，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也受到波及。这就说明，一个王朝的开放程度，始终受到国力、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影响。盛唐的繁华不能代表整个唐代，更不能只挑最热闹的历史片段来看。
在我看来，唐朝最值得后人琢磨的地方，从来不是女子衣领开得有多低，也不是街头有多少胡人商铺，而是那个时代曾经展现出来的文化自信。强盛时期的大唐，能够把来自不同地区的服饰、音乐、商品和思想吸收进来，再创造出独具中华文明特色的新东西。
咱们今天看到的唐三彩、丝路织锦、长安遗址和唐代诗歌，背后都有这种交流融合的痕迹。说到底，真正强大的文明，不是关起门来排斥一切外来事物，而是在坚守自身文化根基的同时，有底气学习别人的长处。唐朝的开放不是没有边界，也不代表那个时代没有矛盾，可它留给中国历史的文化气象，确实值得我们反复回味。你说，如果把这样的真实大唐拍成电视剧，是不是比那些只讲宫廷争宠、衣着华丽的故事，更加震撼人心？
参考资料：
- 中国国家博物馆：《彩绘陶打马球女俑》
-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女儿爱作男装样——唐代的男装女子》
- 国家民委：《〈簪花仕女图〉里藏着怎样的大唐？》
- 《唐律疏议》卷第十四：《户婚律》
- 《旧唐书》《新唐书》：武则天、上官婉儿、太平公主相关史料
- 国家民委：《曾活跃在古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最后去哪儿了？》
- 广东省人民政府：《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灯塔，点亮千年商都盛景》
- 中国国家博物馆：《三彩釉陶载乐骆驼》
- 西安碑林博物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 国家民委：《漂在长安：什么神秘使命召唤日本遣唐使甘冒生命之险？》
- 中国外交部：《外交史上的今天——鉴真东渡》
-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唐朝都城长安社会流动管理特征》
- 福州市人民政府：《宋代福州摩尼教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