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万亿美元外贸顺差，坠向中等收入陷阱》这篇文章，我就已经揭示所谓经常账户顺差看似风头无两，实则深藏不小的风险和隐患，甚至直接或间接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不具有可持续性，决策层务必做出实质性改变。
然而，这般通篇理性且温和的议论文却触碰到一小撮极端民粹主义者的逆鳞。
既然如此，那我索性也就不顾及他们脆弱的小心脏了，学AI大模型豆包那样，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话，表达我个人对巨额外贸顺差这一现象的看法：其本质上就是在替美元消灾。
不只是帮助西方发达国家压低通胀那么简单，其中还涉及到主权实体之间关于资源禀赋方面实打实的妥协与让步。
本文剩余篇幅将对上述观点进行系统性论证。
事实上，大洋彼岸的竞争对手维持巨额经常账户顺差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分为短、中、长期。
短期影响便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替美元消灾。
首先，提出以下三个假设性论点：
一、虽然贸易逆差是大洋彼岸对竞争对手发动经贸关税战的核心借口，即行为动机或民意理由，但逆差于本质上亦成为其足以运用自如的筹码或手段。
二、基于第一点，大洋彼岸在现阶段实则希望竞争对手保持出口强势，即贸易失衡。
三、除此之外，大洋彼岸亦看透竞争对手自身的经济问题，并迅速将其纳入战略博弈方面的施行决策，甚至不排除竞争对手今日所面临的基本面挑战就是大洋彼岸不惜发动经贸博弈想要达成的目的。
针对假设一：从主权实体整体即地缘资源及生态体系博弈方面来看，大洋彼岸无论是顺应过往全球化体系，还是逆全球化搞贸易保护主义，都是利大于弊的结果。
对内凭此弱化阶级矛盾、利用工人阶层诉求以强化民族叙事，实现转移注意力的目的；
对外则凭强劲消费需求市场所形成的买方议价权，实现相对利益最大化。
针对假设二，推导逻辑链如下：
逆全球化对大洋彼岸来说，意味着增量触顶，霸权信用或被动摇，资产交易流动性不足，反映在美债、美元指数上则是短期风险上升。
此时，竞争对手扩大商品制造出口规模，以形成巨额经常账户顺差，无形中推动CNY大幅升值，即双方名义利差缩小。
外贸企业结汇回流于境内的意愿上升，央行美元外储亦上升，必须依托央企购进相当规模的能源或粮食，以防止并对抗汇率波动的风险。
由此，国际大宗商品及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流动性上升，反映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流动性不足得以缓解，促使美元资产价值趋于稳定——而这在客观事实层面构成了替美元消灾的底层逻辑。
针对假设三：之所以认为竞争对手的巨额贸易顺差乃大洋彼岸允许或纵容、甚至巴不得其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以下这两点：
一是若要贯彻逆全球化，那么早期必须做好对冲通胀粘性、脱钩断链所引发的一系列主要或次生风险的准备，所以选择何时动手的时机很重要。
二是使用经典博弈论中的杠杆效应，四两拨千斤似地巧用对方所谓的竞争优势，再结合战略忽悠的手段，使其陷入反向助攻的境地，即于假设二中所提到的效果。
并且，使其由于更加依赖大洋彼岸市场需求，要么彻底脱钩以形成修昔底德陷阱式阵营的平行对抗，要么将其以诸如禁止尖端技术交流及相关行业商品准入等软脱钩的灵活方式，应对成中等制造技术陷阱，最后演变成全面的中等收入发展陷阱。
中期影响是单方面保全过往经贸全球化体系的既得利益。
大洋彼岸的竞争对手之所以选择维持顺差现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想维护自身的货币金融主权。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推出四万亿计划以来，对外是商品制造出口，对内是房地产消费、大基建投资。
世纪大疫后，仅剩出口这一引擎能够发动，尚且保留跨境资本管制这一道“防火墙”，压低内部要素价格以获得非对称竞争优势，占领全球中低端制造市场份额。
与此同时，进行科技自主、国产替代、产业升级，于是遭遇西方软性制裁，即适当配额经贸供给流入，以接收通缩输出、平抑结构性通胀，却又严禁高精尖技术商业化市场准入，使其供给生产能力往区域性市场永久性内缩，从而削弱其最大竞争优势。
如此一来，竞争对手面临“断崖式日本化”这一不可持续的严峻态势：
要么逐渐丧失足以供给于全球性市场的组织生产能力；
要么为守住经贸全球化而做出实质性牺牲举措，比如让渡部分货币金融主权，以换取市场准入。
即使西方与竞争对手的现代化发展实力逐渐趋同，也只是对三次工业革命存量成果的吸收及规模化。
接下来比拼的是，哪一方能率先通过科技创新研发、市场经济组织生态商业化，以此实现增量资源及财富的大规模创造——这一系列现代化发展治理水平及能力。
至于长期影响，则是加剧坠入中等陷阱这一可能性。
具体推导逻辑链已经在之前的那篇文章有所呈现，以下是大致还原：
由于竞争对手选择保全而非让渡全球化分工体系内的相对权力，必然产生反身性等消极作用；
其自身巨大体量的规模效应，无论上涨还是下跌，重力加速度都是呈指数级的，尤其是作为大号版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其必然对过往发展模式形成极为顽固的路径依赖；
其作为相对封闭型社会系统，于要素流动方面必然呈现一定程度的非先进性，使得特里芬难题显性化，从而承接即被迫输入金融危机的因子——恶化当前经济困境，即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致其宏观结构脆化，或将风险传导形势固化，走向中等陷阱的结局。
综上所述，巨额外贸顺差于短期是替美元信用提供支撑，中期是维护全球化体系的既得利益，长期则是为坠入中等陷阱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