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长期用矛盾分析法研判国内外局势，不同历史阶段，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会发生转换，不能静止看待外部威胁，这也是他分析国际博弈一贯的思维方式。七十年代国际格局出现重大变动，美苏力量对比发生逆转，苏联对外扩张势头明显增强，苏攻美守成为全球态势，中美之间的矛盾由此下降到次要位置，苏联霸权主义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外部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两国由战时同盟转向全面对抗，冷战格局在全球铺开。建国初期，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政策，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武装干涉朝鲜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这个时期中美矛盾十分尖锐，是当时最突出的外部矛盾。新中国被迫抗美援朝，用三年的战争，打退美军的进攻，稳固东北边境安全，也让全世界看到新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

进入六十年代之后，中苏两国之间的分歧一步步公开化。苏共二十大之后，全盘否定斯大林，两国在意识形态层面出现激烈争论。之后苏联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撤走全部援华专家，撕毁合作协议，逼还债务，给刚刚起步的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冲击。边境摩擦也不断增多，1969年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两国边境局势高度紧张，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部署大量陆军和导弹部队，对中国北方国土形成直接军事压力。

同一时间段，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军事力量被大量牵制在东南亚，综合实力出现相对下滑，全球霸权地位遭遇挑战。美国开始调整全球战略，想要集中力量应对苏联，有意缓和对华关系，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制衡苏联的扩张，中美双方都有改善相互关系的现实诉求。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两国打破长期隔绝的状态，关系开始解冻。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对全球力量格局做出完整判断，提出“一条线”的外交战略，这条线从中国出发，串联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一直到美国，意图团结这条线上的所有力量，共同应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在这样的战略框架之下，美国不再是首要对手，中美之间的矛盾退居次要，苏联的扩张野心，成为当时中国需要直面的最主要外部危险。

很多人容易简单理解，认为美国不再是敌人。但毛泽东的分析，从来没有否定美国本身依旧存在霸权主义的本质，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诸多矛盾当中，有轻重缓急的区分。美国依旧会维护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依旧会干涉其他国家事务，只是此时它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威胁相比苏联要小。苏联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具备直接对我国本土发动大规模突袭的能力，这种现实的军事压迫，是当时绕不开的客观事实。

在新中国几十年的对外斗争实践当中，类似主次矛盾转换的情况并不是只发生在七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彻底灭亡中国，民族危机到达顶点，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最主要的矛盾，其他帝国主义同中国的矛盾，国内阶级之间的矛盾，全部降到次要地位。基于这个判断，党中央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下内战的恩怨，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其中就包括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当中反对日本扩张的那部分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大众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军队得到美国大量武器、物资援助，依仗外力发动内战，想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这个阶段，美国就是最主要的外部敌人，中国共产党提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带领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取得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可以看到，敌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标签，而是随着国际局势、力量对比的变化发生改变。不会因为某一个阶段把某个对手放到次要位置，就忽视它本身固有的侵略本性，也不会无视现实威胁，死守旧的判断不变。七十年代调整对外战略，缓和中美关系，不是放弃原则，而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固有的矛盾，争取更有利的外部环境，集中精力对付最紧迫的危险。

国内也存在相应的矛盾需要处理，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还有国民党残余武装、土匪特务势力，封建地主阶级还没有被彻底清除，国民经济完全崩溃。七届二中全会就已经明确，革命胜利之后，国内存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存在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两类矛盾同时客观存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国民经济，一系列举措，都是用来解决国内遗留的矛盾，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毛泽东看待世界格局，始终坚持从客观现实出发，不会被情绪裹挟，不会把所有外部势力一概而论。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清主要危险和次要危险，分清谁是当下最大的威胁，谁是可以争取利用的力量，是制定对外策略重要的依据。七十年代的战略调整，就是这套思想在复杂国际博弈当中一次现实运用。

国际格局不会永久固化，各个国家的实力、诉求会不断发生变化，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也会随之发生转化。看清不同时期矛盾的变化，才能认清真实的外部环境，做出符合本国安全利益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