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无数次丧权辱国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决定建立现代化军队，然而现代化军队和古代军队是不同的，他们需要大量的知识，清政府没想到就是，懂得了知识的军队竟然会觉醒，以至于最后的新军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

湖北新军是清末编练的新式陆军之一，最初由张之洞主导编练为了“拱卫地方、巩固皇权”的军队，但最终却成为辛亥革命的动力。湖南新军第 25 混成协（约 4000 人）几乎全员响应，1911 年 10 月 22 日发动长沙起义，一天内光复湖南，新军直接改编为 “湖南革命军”，是最早驰援湖北的力量。

主要还是源于张之洞为提升新军素质，大量招募有文化的青年知识分子入伍，这与传统清军招募流民、目不识丁的模式不同。这些青年官兵接触新学、阅读进步刊物（如《民报》《革命军》）的机会更多，对民主共和思想的接受度远超旧式军队。同时，革命党人采取深入军营的渗透策略，通过加入新军、担任教官等方式，直接向官兵传播反清思想。其中多数官兵也对清廷抱有不满，成为同情革命的潜在力量。

这是清王朝的腐朽和革命思想长期浸润的结果，清朝除非不需要现代化军队，只要需要就必然有这么个结果。

袁世凯主导的北洋军是清末最精锐的新军力量，始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的练兵。袁世凯通过“招募亲信、控制军饷、强化个人权威”的方式，将北洋军打造成“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清廷”的私人武装。袁世凯掌控北洋 6 镇（约 7 万人）是新军精锐，装备、训练均为全国第一，初期效忠清廷，镇压武昌起义（冯国璋率北洋军攻克汉口、汉阳），后袁世凯借革命逼清帝退位，北洋新军成为民国北洋军阀的基础，未直接参与起义，但成为革命成败的关键博弈力量。

1912年1月，袁世凯授意北洋军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47人联名通电，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大臣剖陈利害”。北洋军作为清廷最后的精锐力量，其公开“逼宫”意味着清廷已无任何军事力量可以依靠。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清帝退位诏书》，清王朝正式覆灭。

湖北新军起义与北洋军逼宫之间，还存在一个“全国响应”阶段，武昌起义后，全国各省的新军纷纷脱离清廷控制，形成全国性的反清浪潮：

江苏新军第 9 镇（徐绍桢部，约 6000 人）：发动南京起义，是光复南京的主力，南京是辛亥革命后南方的政治核心。

浙江新军第 21 镇（约 6000 人）：1911 年 11 月 5 日光复杭州，全员倒戈，后参与江浙联军攻克南京。

广东新军第 25 镇（实际编成混成协，约 6000 人），1911 年 11 月 9 日光复广州，新军为主力，辅以民军，快速控制华南重镇。

四川新军编成 1 镇 1 混成协（约 8000 人），其中 5000 余人参与保路同志军起义，1911 年 11 月 27 日光复成都，结束四川清王朝统治。

安徽、江西、福建新军合计约 6000 人，均为当地新军混成协主力倒戈，分别光复安庆、南昌、福州，兵力规模虽小，但完成了南方各省的连锁光复。

陕西新军约 2000 人，1911 年 10 月 22 日同步起义，光复西安，是北方唯一率先响应的新军力量，牵制了清军西北兵力。其余地区的新军或主动起义，或胁迫地方官员宣布独立。

这些新军的响应，很多都是深受革命思想影响，主动投身革命。部分新军则是在“革命形势已成”的情况下，为避免被革命党消灭或谋求自身利益，选择脱离清廷；还有部分新军是在地方督抚的带领下易帜。但无论动机如何，全国新军的集体倒戈，彻底瓦解了清廷的统治根基，清廷最终陷入“无兵可用”的绝境，所以有些人所说的清朝“主动交权”根本就是笑话，军队已经站在人民的一方，它敢不主动交权吗？

清廷的新军建设从一开始就存在对清朝的致命缺陷，清朝为提升军队战斗力而引入的近代教育、新式训练，其实是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土壤，最终使得新军转变为清朝统治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