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紧急将故宫博物院与南京博物院的文物转运到台湾。这时，一位女士坚决反对：“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
 
在她的努力下，三批（800多箱）已经运到台湾的珍贵文物，最后又被运回大陆。
 
其中，包括著名的商朝青铜器“后母戊鼎”。
 
这位勇敢守护文物的女士，正是曾国藩的曾侄孙女——曾昭燏（yù）。
 
曾昭燏，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中国第一位博物馆女馆长。
 
1909年，曾昭燏出生于“二百多年以来没有出过一个败类”湖南曾氏家族。
 
她矢志不渝地求学，12岁入长沙艺芳女校，20岁考取中央大学中文系，26岁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
 
在国外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曾昭燏看到那么多祖国的文物流失海外，不禁痛心疾首：
 
“每一件流失的文物，都是插在民族心口上的刀！我立志要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奉献力量，保护中国的文物，让它们不再流失！”
 
1937年，曾昭燏即将毕业。
 
为了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她昼夜蛰伏在博物馆和图书馆，悉心收集流失海外的中国青铜器资料。
 
论文所列古代铜器上的600种徽识，即是从2082件整理得来的。
 
这篇优秀的学术论文，让曾昭燏顺利拿到考古学硕士学位，也由此奠定了她在学术界的地位。
 
毕业后，伦敦大学热情邀约曾昭燏留校任教。
 
但国难当头，曾昭燏毅然回到战火遍地的祖国：
 
“尽快回国，与人民一起受难！”
 
回国后，曾昭燏把积攒下来的几十英镑，连同自己的一枚金戒指，全都捐给了抗日前线。
 
然后，她应李济之邀，加入中博院，担任专门设计委员。
 
在日军攻入南京之前，她与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将博物院文物及北平故宫博物院的一万多箱珍宝登记造册，装箱编号，协助文物搬迁。
 
在整个战乱岁月中，她倾尽全力保护文物，以避免其受到日军的破坏。
 
1948年，国民党筹备将故宫博物院与南京博物院的文物紧急转运到台湾。
 
曾昭燏坚定地站在保护民族文化的一边，掷地有声地说：
 
“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博物院改称“南京博物院”，曾昭燏担任院长。
 
她以身作则，主动将自己的收藏上交给国家，同事们也纷纷效仿。
 
于是，南京博物院从此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本院所有考古工作者绝对不准私人收藏古董。
 
往后余生，曾昭燏相继主持了对南唐二陵、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郑州二里岗遗址、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安徽寿县蔡侯大墓的挖掘工作，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为了文物保护事业，她每日不是奔波在外，便是埋首故纸堆，根本无暇考虑自己的婚姻。
 
20世纪50年代，一位苏联专家来访时问：
 
“曾小姐打算何时出嫁？”
 
曾昭燏淡淡一笑：
 
“我早就嫁给博物馆了。”
 
她就如自己的堂姐曾宝荪一般，将一生奉献给了事业：
 
“一个人结婚，顶多只能教育三五个子女……如果献身教育，却可以教育千千百百人。”
 
遗憾的是，这位大公无私的女性，未能躲过时代的飓风。
 
1964年，在各种打击之下，曾昭燏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这年冬天，她将自己收拾地干干净净，搭车前往南京东郊的灵谷寺。
 
途中，她还给司机买了苹果。
 
然后，她登上灵谷寺里的灵谷塔，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55岁……
 
她的衣兜里，只有一句遗言：
 
“我的死，与司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