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德国纽伦堡法庭给发动侵略战争的人定下了一个沉重的罪名。80年后，同样是在这座法庭，国际法专家却还在争论一件事：究竟怎样才能真正追究发动侵略战争者的责任。

日本一边为国际刑事法院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一边却迟迟没有批准2010年通过的坎帕拉侵略罪修正案，对于进一步扩大侵略罪管辖权也保持谨慎。

10月26日，《日经亚洲》刊文讨论了这个矛盾。文章聚焦德国纽伦堡举行的一场国际论坛，以及日本在国际刑事司法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政策分歧。

1945—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被告席。纳粹德国的主要战犯在这里接受审判，席后站立的卫兵与佩戴同声传译耳机的被告构成历史的定格。（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公有领域）

1946年9月30日至10月1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公布判决，将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纳入“破坏和平罪”的追责范围。这一原则后来成为现代国际法中追究侵略罪责任的重要基础。法庭给出的理由相当直接，侵略战争不仅造成战争本身的破坏，还会引发随后发生的种种暴行。

这相当于告诉全世界，战争不是领导人想打就打，主动发动侵略的人，也可能被追究个人刑事责任。这项原则后来影响了国际刑法的发展。对于日本来说，这段历史尤其绕不开，因为二战结束后，盟国还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主要战犯。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虽然存在制度上的区别，却都确立了重要原则：国家领导人不能仅凭自己的职务，就逃避发动侵略战争的法律责任。

不过，这两场审判也长期受到部分人士批评，理由包括审判由战胜国主导，以及部分法律适用问题存在争议。日本国内至今仍有人围绕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和历史评价争论不休。

可审判存在争议，不等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可以被抹掉，更不意味着发动战争的人不应承担责任。今年10月7日至9日，国际纽伦堡原则学院在纽伦堡600号法庭举办论坛，纪念纽伦堡判决80周年。

当年纳粹德国的重要人物曾在这里接受审判，如今法律专家再次聚集，讨论的仍然是侵略战争该怎样追责。

科隆大学教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侵略罪特别顾问克劳斯·克雷斯，参加了这次论坛，并围绕侵略罪的法律问题发表演讲。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也让国际社会重新面对一个现实难题：二战结束80多年，侵略战争依然没有成为历史，如何追究发动战争者的刑事责任，仍然存在法律障碍。国际社会讨论了几十年的法律问题，如今又摆到了眼前。

令人无奈的是，国际社会早已承认侵略战争属于严重犯罪，但真正想把相关责任人送上国际法庭，事情却远没有想象中简单。

目前负责审理严重国际犯罪的重要常设机构，就是国际刑事法院。该法院依据《罗马规约》成立，2002年开始运作，能够在符合管辖条件的情况下追究个人的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及侵略罪责任。

日本2007年成为《罗马规约》缔约国，此后长期提供财政支持，也有日本人员参与法院相关工作。现任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就是日本人。从这些表现来看，东京确实是国际刑事法院的重要支持者之一。

2010年，各国在乌干达坎帕拉通过修正案，进一步规定侵略罪的定义和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条件。经过多年准备，国际刑事法院从2018年开始，在特定条件下能够行使侵略罪管辖权。

日本参与了相关谈判，却一直没有批准坎帕拉侵略罪修正案。钱愿意出，制度改革也参与讨论，到了扩大司法管辖范围这一步，态度却明显谨慎起来。

日本政府对此有自己的解释。东京认为，侵略罪管辖权的扩大涉及复杂法律问题，如果操之过急，可能加深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与非缔约国之间的分歧，甚至影响法院自身的运作。日本主张继续协商，在各国形成更广泛共识后再推动改革。

这一立场并非日本独有。事实上，不少《罗马规约》缔约国同样没有接受相关修正案。但日本特殊的战争历史，以及它长期宣称支持国际法治的外交定位，让这种谨慎显得格外扎眼。

据《日经亚洲》报道，参加论坛的蒙特利尔全球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大卫·多纳特·卡廷，对日本未批准坎帕拉侵略罪修正案的立场提出批评。

从1946年纽伦堡审判确立“破坏和平罪”，到2010年坎帕拉修正案、2018年管辖权启动，再到2027年评估与2029年特别会议——侵略罪追责机制80年仍未走完制度之路。（制图基于 ICC 官方文件时间线）

日本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动侵略战争，如今又是国际刑事法院的重要支持者。这种历史背景与现实政策之间的反差，确实值得关注。

这番批评并不是要求日本为今天所有国际冲突负责，而是在追问，日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国际社会追究侵略战争责任。支持反侵略原则是一回事，愿不愿意接受更严格的法律约束，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的距离，往往最能看出一个国家的真实顾虑。

现实中的法律障碍还不止日本是否批准修正案，以俄乌冲突为例，国际刑事法院现有的侵略罪管辖规则受到多项限制，不能像处理某些其他国际犯罪那样，直接依据现有条件审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罪指控。这也是国际社会另外推动设立乌克兰侵略罪特别法庭的重要原因。

换句话说，80年前的纽伦堡审判已经明确了侵略战争的严重性质，但怎样建立一套能够广泛适用的司法追责机制，至今仍没彻底解决。

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又给这家机构带来了新的政治压力。美国并非《罗马规约》缔约国，对法院部分调查和司法行动一直持强烈反对态度。

据《日经亚洲》报道，参加论坛的瑞士联邦外交部国际法司负责人弗朗茨·哈韦尔·佩雷斯，也对国际刑事法院面临的现实压力表达了担忧。

如何在大国施压之下维持正常运作，已经成为这家国际司法机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个成立二十多年的国际司法机构，不仅要讨论怎样惩处侵略行为，还得担心自身能否顶住大国施加的政治压力。

对日本而言，这种局面同样意味着外交选择越来越难。日本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也希望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保有影响力。两方面诉求如果发生冲突，东京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取舍。

而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对于进一步扩大侵略罪管辖权，至今仍存在明显分歧。相关讨论还将持续。按照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的安排，各国将在2027年评估谈判进展，并于2029年再次召开特别会议，审议有关侵略罪管辖权的修正方案。

克雷斯在纽伦堡论坛的主题演讲中，重点讨论了侵略罪的司法追责困境，以及完善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制度的必要性。日本和德国都是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支持者，但两国在坎帕拉修正案上的立场并不相同。德国已经批准修正案，日本至今尚未批准。

这也让日本面临一个现实问题：维护国际法治不能只停留在拨款和发表声明上，面对侵略罪管辖权改革，究竟愿意采取多大程度的实际行动，同样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