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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美国洛杉矶机场，钱学森提着行李箱准备登机。
这位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刚办妥回国手续，打算经加拿大转道香港。
托运的八箱行李里装满了科研资料和书籍。
他没想到，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得知消息后，立刻向移民局施压：“这人抵得上五个师！宁可毙了他也不能放走！”
一句话彻底改变了钱学森的归途。
移民局官员在登机口拦下他，以“携带机密资料”为由扣押全部行李。
几天后更以莫须有罪名将他逮捕，关进特米诺岛监狱。
牢房里阴冷潮湿，狱警每隔两小时开灯审问，连续十五天不让他睡觉。
妻子蒋英抱着两岁幼子四处奔走，凑齐1.5万美元才将他保释。
出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漫长的软禁——联邦调查局特工24小时监视住宅，电话被监听，连倒垃圾都有人跟踪。
这种囚徒生活持续了整整五年。
转机出现在1954年秋。
钱学森在报纸上看到天安门国庆阅兵的消息，冒死将求救信夹在蒋英寄往比利时的家书中，辗转送到中国外交部。
周恩来总理立即指示谈判代表：用朝鲜战场俘获的11名美军飞行员交换钱学森！
经过十轮艰难谈判，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望着渐远的旧金山港，他在甲板上对妻子说：
“这五年像场噩梦，但值得。”
1955年初冬的哈尔滨，军工学院院长陈赓大将握着钱学森的手问：
“钱先生，咱们自己搞导弹行不行？”
钱学森望着哈军工简陋的实验室，答得斩钉截铁：
“外国人能造，中国人当然能！他们有的我们会有，他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这句话让陈赓连夜向中央发电报，促成中国导弹研制计划启动。
回国不到三个月，钱学森便领命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这个新中国首个导弹研究机构设在北京西郊车道沟，几排平房原是华北军大营房。
院里仅有三辆公车，研究员外出得排队等车。
有次钱学森去中南海汇报，因等不到车差点迟到。
负责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得知后，立即让秘书协调配车。
解放军后勤部特批一辆天蓝色别克轿车——当时全北京仅有两辆。
谁知聂帅看到这辆扎眼的进口车，当场沉下脸：“换掉！太招摇！”
秘书不解：“这车安全系数高...”
聂帅指着亮蓝色车身：
“敌特在暗处，这颜色隔三里地都能看见！给钱教授配辆黑色国产车，玻璃贴防爆膜。”
第二天，钱学森就坐上了低调的黑色吉普。
后来他才知道，台湾方面当时已将他列为暗杀目标。
聂帅的细致不止于此。
有次钱学森与副院长王诤同去汇报，王诤滔滔不绝讲了两小时。
聂帅特意留下王诤提醒：
“你是老革命，但技术上要多让钱教授发言。”
此后每次汇报，王诤都主动让钱学森先讲。
导弹试射前聂帅更特批：
“技术问题你全权决定，不用层层请示，直接给我发电报！”
1960年11月5日，酒泉基地寒风凛冽。
钱学森盯着发射架上银白色的导弹，这是用苏联废弃部件组装的“东风一号”。
倒计时结束，导弹呼啸升空，七分钟后命中目标区。
观测员激动地喊出飞行距离时，钱学森却蹲在地上——过度紧张引发胃痉挛，疼得直冒冷汗。
四年后“东风二号”发射前夜，技术人员发现燃料箱被撞凹。
钱学森通宵计算结构强度，凌晨致电聂帅：
“凹陷处应力在安全范围，建议按时发射。”
聂帅回电只有六个字：
“按科学家的办！”
1966年深秋，“两弹结合”试验进入最后阶段。
钱学森在罗布泊戈壁滩连续工作三个月，嘴唇裂出血口。
导弹核弹对接时，他亲自爬进狭小的仪器舱检查线路。
10月27日，核导弹准确命中靶心，现场沸腾的人群中，钱学森却靠着吉普车睡着了——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
从1955年归国到1966年核导弹试验成功，十一年间钱学森带领团队实现从仿制到自主研发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