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在县里念高二。

我爸在镇上开了家五金铺，虽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在那个年头，供我读书绰绰有余。我从小穿得干净，吃得饱，成绩也排前头，在班里是那种老师喜欢、同学捧着的角色。

但我朋友不多。说准确点，一个都没有。

不是没人想跟我玩。是我心里那股子骄傲劲儿，把人都挡在外面了。我爸从小教我，跟什么人交朋友，就会变成什么人。我那时候不懂这话什么意思，只觉得周围同学都不够格跟我称兄道弟。

直到董德民转来我们班。

图一：1995年县一中的教室里，夏无畏（左）与董德民（右）同桌

他是从石门乡中学转来的，黑瘦，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裤腿永远短一截。开学那天他站在讲台上，低着头，半天没说出一句话。班主任让他自我介绍，他憋了半天，就三个字：董德民。

全班都笑了。他也不恼，回到座位上，把那本书翻来覆去地看。

我没笑。我注意到他期中考试的成绩——总分紧咬我后面，就差两分。数学单科，他比我高了七分。

我开始留意他。他每天在食堂只打一份最便宜的素菜，五毛钱，就着从家里带的腌萝卜下饭。他从不跟人扎堆，下课就趴在桌上做题。有同学说他小气，说他土，说他身上有股子乡下人的味道。

后来我才知道，他五岁没了娘，他爹在广东打工，一年回不来一次，他跟着奶奶过。家里穷到什么程度呢？他冬天的袜子上有三个洞，大拇指和两个脚趾头露在外面。他自己倒不觉得，照样乐呵呵地做题。

有一次班里一个捣蛋鬼把他的课本扔到地上，说乡下人不配用这么好的本子。董德民弯腰捡起来，拍了拍灰，没说话。我看不下去，把那捣蛋鬼骂了一顿。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跟着我了。

他话不多，但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让他帮我抄笔记，他抄得工工整整；我让他帮我占座位，他提前半小时到教室。我心里觉得这兄弟实在，够义气。

我开始主动找他搭话。班长的头衔，年级第一的名头，我凑上去，他没理由不接。没多久，我们就成了形影不离的人。

图二：食堂里，夏无畏把红烧肉推到董德民面前

我故意让他帮我打饭，说我懒，不想排队。条件是我点什么他跟着吃什么。那时候一份红烧肉一块二，他从来没自己打过。

他第一次接过我那份红烧肉的时候，手顿了一下，然后埋头吃，一句话没说。吃完了他把盘子端回食堂窗口，洗得干干净净。

每个周末我找借口拉他去我家。我妈手擀面，卤蛋管够，他吃得埋头苦干，吃完了主动洗碗。第一次在我家看到座机电话，他盯着看了半天，问我：这个不插线也能打？

我笑他土。他没恼，也笑。

有一回下大雪，他那件薄褂子挡不住冻，嘴唇都冻紫了。我把我爸一件旧军大衣翻出来给他。他穿上之后袖子长出来一截，裹了两圈。他站在镜子前面看了半天，说了一句：真暖和。

那年冬天，我们俩裹着那件军大衣，在学校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他跟我说，他奶奶身体不好，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早点挣钱，让奶奶过上好日子。我说等以后你有钱了，请我下馆子。他说行，到时候你随便点。

他还说，他这辈子最感激的人就是我。我说别扯，我就是看你可怜。他说不一样，别人看他可怜是躲着走，我是凑上去。

那时候我没当回事。现在想起来，他大概是记了一辈子。或者说，他以为自己记着，但真到了要还的时候，也就那么回事。

高三那年夏天，我们在资江边上打水漂。河水浑黄，夕阳把水面烧成一片金红。

我说我以后接我爸的铺子，把生意做大，开连锁店。他踢着石子，半天说了一句：我不想开店。我要办公司，很大的那种。不是铺子，是集团。

我乐了：你？你连去市里的车票都舍不得买。

他没接话，弯腰又打了个水漂。石子在水面上跳了四下，沉了。

夏无畏，他说，你等着。

图三：资江边上，两个少年在夕阳里打水漂

那一瞬间我看着他的侧脸，被夕阳照得黝黑发亮，眼神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笃定。我突然觉得，这人可能真不是说说而已。

但我没往心里去。十八岁的人，谁不吹牛呢。

高考完，我考去了省城一所商学院。他分数够上本科，但填了广东一所专科，学国际贸易。

我问他为什么不报好学校。他说：广东机会多。我不等了。

送他走那天，在县汽车站。他背个蛇皮袋，里面塞着被褥和几本书。我给他塞了两百块钱，他推了两下，收下了。

到了写信。我说。

写。他说。

图四：毕业那天，两人在车站拥抱告别

汽车开走的时候，他趴在后窗上朝我挥手。我站在尘土里，看着那辆车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公路尽头。

那时候我以为，我们这辈子都会是朋友。

头两年我们确实通了几封信。他说在广东打工，在电子厂流水线站十六个小时，周末去批发市场帮人看摊，一个月挣八百。他说老板骂他，他忍着；同宿舍的人欺负他乡下人，他也忍着。

他信里说：无畏，这边跟我们县不一样。遍地是钱，就看你敢不敢弯腰捡。

我回他：别太累着自己。

后来他在信里说，他不打工了，跟人合伙倒腾布料，从虎门进货，发到内地去卖。又过了半年，他说他自己开了个小铺面，专门给鞋厂供材料。

那是2000年。我在老家刚接我爸的铺子，还在摸门道。他已经开始自己当老板了。

后来信越来越短。再后来，断了。我写过两封信过去，都退回来了，地址查无此人。我去问班主任，班主任说他转校了，不知道去了哪。

我大学毕业，接了我爸的五金铺，转做建材。娶了媳妇，生了娃，日子不咸不淡。我也换过三个手机号，他的联系方式早就没了。

刚毕业那几年我还偶尔翻一翻毕业照，在角落里找他的脸。后来照片压在了抽屉最底下，再后来搬了一次家，找不着了。

偶尔同学聚会有人提起他，说他好像在深圳混，具体干什么没人说得清。有人说他搞物流，有人说他开工厂。我也没往心里去。

人这东西，走散了就走散了，没必要硬找。

2003年我结婚，给他老家发过一封电报，没人回。我猜他可能已经不在石门乡了。

2005年我建材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年能挣二三十万。那时候飘了，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在县里也有头有脸。2008年金融危机，亏了一笔，但扛过来了。2012年又缓过来，我还以为日子就这么稳当了。

我甚至想过，要是哪天在街上碰见董德民，得好好请他吃顿酒。让他看看，当年你夏哥也不差。

结果2015年，全变了。

图五：2015年，夏无畏坐在出租屋里，满桌都是催款单和医药费

那年建材市场一落千丈。楼盘停工，开发商跑路，我压了一仓库的瓷砖和水管，卖不动。供货商天天催款，我把铺子转出去，又把车卖了，才算把欠款还清。

媳妇没工作，在家带孩子。我三十七岁了，一夜回到解放前。

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媳妇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大夫说形态不太好，要尽快做手术，术后还要做病理，费用不好估计。

我手里的钱，交完住院押金就见底了。我妈把养老钱拿出来三万，我大哥凑了两万，还是差一截。我张了一圈嘴，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没人愿意再往这个无底洞里填。

有个以前合作过的老板，以前见面喊我夏哥，电话都不接了。还有个表亲，开口就说最近手头紧。我挂了电话蹲在医院楼下，抽了半包烟。

那时候我才明白，人落魄的时候，连呼吸都是错的。以前围在你身边称兄道弟的人，散得比什么都快。

那天我在医院走廊蹲着，同学老周打来电话，说他儿子满月，让我务必去喝满月酒。

我本不想去。但老周说，都是老同学，聚聚也好。

酒席上有人聊起当年的同学。不知道谁提了一句：董德民你们还记得不？人家现在是德民集团的董事长，公司都上市了。

我筷子顿了一下。

有人接话：可不是嘛，人家身家几十个亿。去年捐款修了我们县的中学，校门口那个石碑上刻的就是他名字。咱们这帮人里，就他最出息。

老周凑过来问我：无畏，你当年跟董德民不是最铁吗？你没他联系方式？

我摇头。

老周当场掏出手机，翻出一个号码：我前阵子参加商会存的，据说就是他秘书给的。你试试？

我捏着那个号码，一晚上没睡。躺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1995年食堂里那盘红烧肉，还有那件裹了两圈的军大衣。

我甚至想好了开场白：德民，我是无畏。不绕弯子，就是有事想求你。

但真到了第二天，我对着那个号码看了十分钟，才敢按拨号键。

图六：夏无畏在医院走廊里拨通了那个号码

第二天上午，我媳妇推进手术室。我在门口坐了三个小时，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钱。

最后我还是拨了那个号。

响了三声，接了。

喂？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沉稳，客气，带着点商务场合的利落。

德民？我说，我是夏无畏。

那边沉默了两秒。然后语气热络起来：哎呀，无畏！多少年了！你怎么知道我这个号？

我没绕弯子。我把我媳妇的病情、我现在的窘境，一五一十说了。说到一半嗓子有点紧，我清了清嗓子。说完之后我补了一句：我知道这电话突兀，但我实在是没招了。我不要多，借五万就行，我给你打借条，按银行利息算。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我能听见那边有音乐声，还有杯盏碰撞的动静。我等着，手心全是汗。

无畏啊，他开口了，语气还是客气，但多了层距离感，真不凑巧，我现在人在香港，董事会连开三天会，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你看这事儿，我也不是不帮你，确实是鞭长莫及。这样，等我回去再说？

我说行，理解。

他又寒暄了两句，说回头联系，就挂了。挂电话之前我听见那边有个女人的声音，笑着说了句什么。

我握着手机站在医院走廊里，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但转念一想也对，人家现在是大老板，日理万机，我一个穷同学开口借钱，换我我也躲。

我甚至有点自责：是不是我不该打这个电话？是不是打扰人家了？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陪护床上将就了一宿，没睡着。我反复琢磨他那句话：鞭长莫及。四个字，客客气气，滴水不漏。放在生意场上，这话没毛病。放在当年一起裹军大衣的兄弟之间，这话比骂人还难听。

手术做了。病理结果是良性。我松了口气，在病房走廊里坐了很久，没哭，就是觉得浑身没劲。但欠款的窟窿还在。出院后我找了份跑运输的活，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十点才回家。

媳妇出院那天，我骑着三轮车去接她。她坐在后斗上，裹着厚衣服，一句话没说。我蹬着车，风灌进领子里，凉得很。

出院那天我刷手机，本地新闻推送了一条。标题是：某慈善晚宴在丽思卡尔顿酒店举办，德民集团董事长董德民现场捐款五百万元。

我点进去。配了一张照片。

图七：慈善晚宴上，董德民举着香槟杯，满面红光

他穿着黑色晚礼服，领结一丝不苟，举着香槟杯笑。旁边站着个女明星，闪光灯把他照得满面红光。背景是水晶吊灯，圆桌白桌布，衣香鬓影。

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小字：摄于X月X日晚。

那个日期，就是我给他打电话那天。

不是香港。不是董事会。

他在本市，在丽思卡尔顿，举着酒杯，捐了五百万。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手指有点抖。

我又翻了翻那条新闻，下面还有好几张图。他跟县长合影，跟女明星碰杯，捐款的时候笑得一脸真诚。报道里写他是乡贤典范，致富不忘家乡，捐资助学，大爱无疆。

五百万人家说捐就捐。我媳妇的手术费，我开口借的那五万块，他说鞭长莫及。

我不是恨他不借钱。我是恨那两秒钟的沉默。恨他编谎话的时候那么自然。恨他在电话里那层客气的距离感——那语气，跟对待一个推销保险的没什么两样。

他可以说帮不了。他可以说最近手头紧。他甚至可以不接电话。但他不该编一个香港的谎话，然后在同一个晚上，在本市的五星级酒店里举着香槟杯笑。

他捐五百万修学校，我敬他是条汉子。但他不该一边捐五百万，一边对当年请他吃红烧肉的兄弟说鞭长莫及。

我翻出通话记录，找到那个号码。长按。加入黑名单。

图八：手指按下加入黑名单，二十年交情一笔勾销

删了。

后来老周给我打电话，说董德民那边问起过我，说我电话怎么打不通了。我说换号了。老周说改天组个局，把老同学们凑一凑，说不定德民也能回来。

我说再说吧。

我不会去的。我不想再坐在他对面，听他一口一个夏哥，客气地跟我聊天气聊身体，然后心里盘算着怎么赶紧挂电话。

去年过年，我开车路过县一中，校门口那块石碑果然立起来了。上面刻着捐款人的名字，董德民三个字排在最前面，刻得又大又深。

旁边有人在拍照，说是县里头有头有脸的人物。我看了一眼，踩油门走了。

我知道，从1995年那个下午他在食堂接过我那盘红烧肉开始，到2015年他在电话里说鞭长莫及为止，中间隔了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的交情，值一盘红烧肉。

他现在是董总，是慈善家，是石碑上刻着名字的乡贤。我就是那个跑运输的夏无畏。

我们本来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当年是我硬凑上去的，现在也该我自己退下来。

够了。